这是一个在贵阳流传了近百年的故事，老人们都这么说。
1929年5月22日，周西成在镇宁黄果树镇的与关岭的交界处鸡公背（今名鸡公坡）战死。他刚过完36岁生日没多久。
手底下的兵赶去给他收尸，翻遍了省主席的住处，值钱的东西一样没找到，倒是从他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当票。
当的是他妻子的一只金手镯，当票日期是三个月前——那时候军饷发不出来，他偷偷当了自己家的东西，给前线的士兵凑了伙食费。
后来很多年，贵阳城里那些见过他的老人提起这事就叹气：他管了贵州三年，修了路、办了学、通了电，让老百姓吃上了便宜盐，到头来自己连件值钱衣裳都没剩下。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军阀。
他那些年干过的事，放到今天也让人服气
民国时候的贵州是啥样？一个字——烂。
土匪多到什么程度？村寨不敢喂鸡，鸡一叫就把土匪招来了。当官的比土匪还狠，老百姓编了句话：“贪官捞起来不要命，土匪凶起来几百年来没人治得了。”
1926年周西成接手的时候，就是这么个烂摊子。
可这人有个脾气，别的军阀是来搜刮的，他是来干事的。
先是匪患。他不管你什么来路，抓住就毙。不到两年，贵州境内匪患基本绝迹。以前从贵阳到遵义，要雇十几个保镖，还要给沿途土匪交“过路费”。周西成之后，单身女子带着金银首饰走夜路，都没人敢碰。当时有个外地商人来贵州贩货，把钱包丢在了路上，事后沿路往回找，钱包还在原地，一文不少。
然后是路。整个贵州那时候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往外省走，要么一步步爬古驿道，要么顺着都柳江往下漂。
周西成干了一件全贵州没人敢想的事：1927年，他派人去香港买了一辆七座雪佛莱轿车。整个贵州第一辆汽车。
问题来了：车买回来了，路呢？
从广西到贵州根本没有通公路。这辆雪佛莱到了梧州，改走水路，用船沿都柳江往上游运。运到三都，船沉了一回，又打捞上来，最后还是走不了——前面没水路了。
周西成下了道命令：拆。一群人把这辆崭新的雪佛莱大卸八块，用肩膀一箱一箱往贵阳扛。一路上找了两百六十多个劳力，辗转十几天，硬是把一辆完整的汽车活生生“扛”进了贵阳城，到了再拼起来。
搬车的民工们一边走一边想：买辆车的钱，能给弟兄们发多少饷？可这个连大山都没走出去过的桐梓汉子，就是憋着一股劲：别人有的，我们贵州也要有。就算用肩膀扛，也要把汽车扛进贵阳；就算用手挖，也要挖出一条通往外面的路。
光有车还不行，得有路。他修的贵州第一条公路，就是今天贵阳的省府路——那时候叫“环城公路”。发动贵阳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去修路，每人每天发一角小洋——那时候一角小洋能买两个肉包子，够一个小孩吃一天的饭。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就是靠修路挣的钱，交了学费。
有个事至今还流传：车修好了，路也修了，可就这一段路，没地方可去。周西成就让司机在省府路上一遍一遍地绕圈。老百姓趴在路边看，眼睛都直了：“这铁疙瘩不吃草，自己会跑？”
想想那个画面吧——一条石板路上，一辆轿车来回转圈子，旁边围满了贵阳老城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这辈子没见过汽车。就是这一圈又一圈笨拙的转圈，把现代文明的种子，撒进了贵州这片封闭了几千年的大山里。
他不光修路，干的事不止一桩。
他还干了一件让贵州老百姓念了一辈子的好事——整顿盐务。以前贵州不产盐，盐都从四川运进来，被盐商和贪官层层垄断，一斤盐要卖一块大洋，比米还贵十倍。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只能常年吃“淡饭”，不少人因为长期缺盐得了大脖子病，甚至丧失了劳动能力。周西成上台后，直接把盐务收归官办，成立了贵州盐务总局，统一运输、统一定价，一斤盐只卖两角钱。就这一件事，让全贵州的老百姓都吃上了便宜盐，也成了他最得民心的政绩。
在甲秀楼旁边的南明河畔修了贵州第一座发电厂，从此亮起了贵州第一盏电灯。办兵工厂、造币厂、白药厂，把能想到的实业都铺开了。
还有一件后来的事——他办了贵州第一所大学，叫贵州大学。虽然这所大学在他死后不久就停办了，真正意义上的“贵州大学”是后来重新建的，但这并不影响一个事实：他办学的思路，开了贵州高等教育的先河。
当时国内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把贵州和山西并称为“南黔北晋，隆治并称”。意思是南方贵州、北方山西，是当时治理得最好的两个地方。
抓贪官，是他的拿手好戏
周西成这人，读书不多，当兵出身，但对付贪官的办法，简单粗暴到近乎荒诞，却又让人叫绝。
他的规矩很简单：每个新上任的县长、局长，都得先去城隍庙，当着城隍老爷的面赌咒发誓。
不是走过场。誓言要亲笔写在纸上，签字画押。一份当场烧给城隍老爷，一份周西成亲自收着。
有的县长为了表忠心，什么“千刀万剐”、“斩首示众”都往纸上写。他们以为这不过是走个形式。
当年独山县的县长张得鹗也这么想。他照常贪污受贿。案子发了，周西成把他拎到贵阳，当着满堂官员的面，让他把当年自己写的誓言念一遍。
张县长念到“斩首示众”四个字，手就抖了。后来的结局，正应了他亲手写下的那个毒誓。
遵义县县长拓泽忠，贪污三百大洋，被罢免了官，还戴上竹枷，在贵阳城里游街示众。在那个时候，拷枷游街，已经是文明的手段了。
我们这些后人，透过这近乎荒诞的“迷信”操作，看到的却是他背后不成文的铁律：你们说的话，我来兑现。
就这么简单粗暴，贵州官场的风气硬是让他扳过来了。老百姓都说，周西成在的那几年，是贵州贪官最少的几年。
就是这样一个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的人，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死在了战场上。
活着风光，死后穿错了衣裳
说到周西成死后的事，里面藏着一段挺心酸的插曲。
1929年春天，滇军李燊联合云南的龙云打进来，周西成亲自带兵去迎战。
那一仗打得惨。在关岭黄果树附近的鸡公背，他带的那批兵大多是贵州崇武学堂的学生军，实战经验少，加上人数悬殊，队伍很快就垮了。周西成自己胸部中弹，卫兵扶着往黄果树方向撤。过白水河的时候，冰冷的河水激了枪伤，人渐渐没了力气，等被捞上来时，已经闭上了眼。他死后，当地农民王顺清冒着风险帮忙收尸装殓，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洞里。
消息传回贵阳，全城震动。
他生前最讨厌西装。自己是当兵出身，常年一身军装，有时候换件长袍马褂，但绝不碰西装。他管穿西装的人叫“假洋鬼子”，谁穿了要挨骂。
可他死后，他那些部下想给他立个铜像。1930年正月，省里派人到上海找铸造厂，带去的照片周西成全穿着军装和长袍。结果铸造厂的人说：军装已经过时了，长袍又显不出气概。再说了，那时候中国最流行的就是西装。经办人一想，也对，就替周西成做主换了西装。
更坑的是，铸造厂为图省事，直接拿了一具别人的西装身体模型，把周西成的头安了上去。结果铜像一运回贵阳揭幕，众人围上去一看——头大身子小，西装紧绷绷的，活像一个穿错了衣裳的乡下人。
更有意思的是，铜像揭幕那天，有个老人指着铜像说：“周主席活着的时候最讨厌西装，你们偏给他穿这个。他要是泉下有知，非得爬起来骂你们不可。”
说来也怪，后来铜像台附近经常有人说，半夜里能听到一个穿军装的人在骂人。后来有人分析，可能是风吹铜像缝隙发出的声响。但贵阳人宁愿相信，那是老主席在发火。
他活着的时候就不待见这身行头，死后却还是阴差阳错穿上了。而贵阳人，就对着这个勉强凑出来的铜像，默默纪念了他22年。贵阳人怀念的，从来不是什么完美的英雄，就是那个一身军装、脾气火爆、说一不二，却真心实意为贵州做事的桐梓汉子。
从铜像到喷泉，他走了，又好像没走
1935年，周西成的铜像在贵阳老城北门正式落成。后来那个地方叫做“铜像台”，整整叫了十多年。
有意思的是，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贵阳周边的苗族青年男女都会聚集到铜像台，对歌、寻找意中人。这个地方于是成了贵阳最早的约会圣地之一，逢年过节，铜像台是喷水池最热闹的地方。
1952年，铜像被拆了。原址上修了个喷泉，喷水柱子能喷两三丈高。贵阳人给新地方取了个更响亮的名字——喷水池，一直叫到今天。
周西成的铜像没了。但贵阳人提起喷水池，总还是会想起那个在城北立了二十多年的铜像，想起铜像底下那场百年前的盛会——苗族青年聚拢时银饰叮当作响，铜像脚边摆着裹满折耳根的恋爱豆腐果，整座城市都活了过来。
后来喷水池立过那个被贵阳人笑了很多年的“大扫把”雕塑，也换过好几代喷泉。但论起贵阳人感情最深、怀念最久的，还是铜像台，还是那个把贵州从黑暗中拽出来的、浑身是劲儿的桐梓汉子。
周西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要是按教科书上的标准，他就是个军阀：桐梓系头子，手底下全是老乡，跟滇军打来打去，任人唯亲。这些都没错。
当然，我们绝不能神化周西成。他是那个军阀混战时代的产物，有着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
他任人唯亲，形成了“桐梓系”军政集团，“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的谚语流传至今；
他为了维护统治，也做过一些争议举动，1927年曾下令查封达德学校；
他为了巩固地盘，也和其他军阀一样打过内战，给老百姓带来过战乱之苦。
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在那个所有军阀都把地盘当提款机的年代，周西成是一个真正想做事、也做成了事的人。
别的军阀搜刮完就走，他留下来修路。别的军阀只顾自己发财，他抓贪官抓到自己手底下的人人心惶惶。别的军阀死了腰缠万贯，他死了，家里连块多余的田都没有。
他主政三年，做了很多前人和同侪没有做到的事。贵州第一个电厂、第一条公路、第一辆汽车、第一所大学、第一批实业，还有让老百姓吃得起的便宜盐，都是他在的那三年里搞起来的。
有人说，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得客观、辩证、实事求是。说得对，这些评价原则至今仍然适用。
铜像没了，铜像台还在。
喷泉换了，喷水池还在。
当年站在铜像下面等约会的人，如今都白发苍苍了，但他们跟孙辈说起“铜像台”三个字时，眼睛还是亮的。
有些人，
走了快一百年，
还像从来没离开过一样。
贵阳的老前辈们有没有去过铜像台？或者传下来什么关于周西成的龙门阵？让年轻人也知道知道这个贵州人的故事。
参考资料来源：《贵州文史资料选辑》《周西成传》《贵阳市志·城市建设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