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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在想象之外
——记一位老兵的人生札记
作者：周根保
引子：
我今年八十岁了。
人老了，总爱回望过往。这些年，我常常独自坐在窗前，看云卷云舒，任思绪飘向那些尘封的陈年旧事。窗外那棵香樟树，是我退休那年亲手栽下的，如今早已高过三楼。春天时满树新绿，生机盎然；秋天里一地金黄，落叶纷飞。时间，就在这叶绿叶黄的轮回里，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
想得多了，慢慢品出个理儿来：生活，总在想象之外。
我这辈子，有三个最大的意外。
第一个意外，是那个曾打我手心的女孩。八岁那年，我在祠堂里读一年级，生性愚钝，竟连留两级。常常因为背不出书要挨手心，执行的偏偏是我的同桌——一个模样清秀的女孩。上课时我总忍不住偷偷看她，她举起戒尺时，我心里发慌，可那戒尺落下来，却轻得像一片羽毛……
没想到十几年后，她竟成了我的爱人。
第二个意外，是当了一辈子兵。我家世代务农，祖辈都不识字。在农村长到十八岁，我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做个能识字的农民。初中毕业那年，一位军官问我：“你愿意当兵吗？”我懵懂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一干竟就是三十七年。
第三个意外，是搞起了理论研究。我一辈子没碰过文字工作，当兵的人，拿枪拿惯了，握笔总觉得别扭。可退休后，我竟一头扎进了南昌起义研究，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写书、参会、办杂志，比上班时还要忙碌。
这三个意外，哪一个我都未曾预料，却都成了我人生中最厚重的篇章。
若有人问我有何心得？我只说一句：别去猜生活的牌——你永远猜不透。
下面，便是我的故事。
（郑重声明：依据相关规定，涉及军事机密的内容，本文一律回避。）
第一章 石缝里的草
一、家乡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丰城县段潭乡东岸村。
那是一个南方常见的普通村落。人家不足二百户，三面环水，四周是平坦的水稻田。广阔的田野上，树木疏落有致，勾勒出一幅静谧的图景。
春天，油菜花与红花草交织成绚烂的花毯。夏秋时节，稻花的清香随风飘散。站在家门口，能望见远山淡淡的轮廓，在视野尽头朦胧起伏。
记忆里，村庄被一条小河温柔环抱。四季流转，河水总是清澈见底，静静流淌。唯有洪水袭来时，河水才会奔腾汹涌，将村子围成孤岛，四周白茫茫一片。
盛夏的水面上，常漂浮着翠绿的菱角，点点小花点缀其间。妇女们轻盈地划着小木盆，穿梭采摘。那画面，成了我童年最深的印记。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公路，汽车也从未开进来。出门要走四五里路，到火车站才能搭车去往外地。十八岁之前，我从未见过汽车的模样。
父辈们都是庄稼人。一家十几口，全靠租种别人的田地过活。全家没有一个识字的。我的哥哥和几位堂兄，幼年时都由父母订下了童养媳。
在我们村，宗族观念很深。我家一向势单力薄，受欺负是常有的事。
父母对我的期望，只是识几个字，将来老老实实种田。可我从小懒散，不爱干活，常挨母亲的骂。
八岁那年，父母送我上了学。我成了这个家族里唯一读书的人。谁知我天性愚钝，对读书总提不起劲——八岁读一年级，九岁还在读一年级。
二、石缝里的草
195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
我独自走进村西北角那片荒废的苗圃，在石阶的缝隙中，看见一株野草。它从两条石板的夹缝里挤出身来，叶子被风撕破了好几处，边缘枯黄蜷曲。可它的根，却深深扎进那道狭窄的、几乎看不见土的缝隙里，像几根细铁丝，紧紧扒住整块石阶。
我在它跟前蹲了很久。它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绿着。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有些种子，生来就要落在石缝里。没有肥土，没有雨露。风如刀割，霜似盐渍。白日曝晒它，长夜浸泡它。可也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它学会了把根扎得比石头更深。
后来，那株草开出的花也许并不鲜艳。但那花，是用整段漫长的苦路换来的。是这人世间，最不肯低头的颜色。
我就是那株草。
我的家人们，是石缝里陪我一起生长的泥土。
三、引导我走出农村的“连环画”与父爱
我生在农村。穷，是真的穷。放眼望去，除了庄稼地还是庄稼地，除了泥土气还是泥土气。一个孩子生在那里，就像一粒种子落进一块固定的土疙瘩里，不出意外的话，发芽、长大、开花、结果，都要在这块地里完成。那时候农村的孩子，很少想“走出去”——不是不想，是根本不知道外面还有个“别处”。然而，几分钱一本的连环画，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从小爱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的英雄好汉，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可以不那样活。“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这个念头，就是在那个时候悄悄扎下的根。连环画，是我在贫瘠岁月里遇见的第一缕光。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能读到的“课外书”少得可怜，就连这几本连环画，我也是攒了零钱才买到的。
如果说贫穷是童年的底色，生死是命运的插曲，连环画是精神的启蒙，那么父亲便是我情感世界里温暖的依靠。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生命中最踏实的存在。父亲周韶山性子温和，做事谨慎，从不作恶，只知行善。我从小贪玩，常被母亲责备，父亲却很少骂我，有了好吃的，总会悄悄塞给我一些。一个沉默温和的父亲，在母亲的斥责声里偷偷递来一口吃的——这就是中国农村家庭中最寻常也最深厚的父爱。父亲没有豪言，没有壮举，只是一个“温和”“谨慎”的普通农人，可正是这份平凡的温情，在我心里埋下了最深的眷恋。然而苦涩的是，后来我当上军分区参谋长时，父亲病重离世，我没能守在床边送他最后一程。
他七十三岁走了。我没有哭，只是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心里满是未能尽孝的愧疚。童年的温暖与成年的遗憾，叠在一起，泛着说不出的酸楚。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滋味，比童年吃不饱饭的苦，更绵长，也更彻骨。
第二章 祠堂里的戒尺
一、打手心的甜蜜记忆
我上学的学校是邻村一座旧祠堂，只有一位老师，名叫徐耀国，脸上有几颗麻子，我们私下叫他麻子老师。
教室里仅有一间屋子，中间为界，左边坐一年级，右边坐二年级。老师先在右侧讲课，稍过一会儿便让学生自己念书，接着转身到左侧，继续教另一边的孩子。整间屋子总是闹哄哄的，学生们很难静下心来。
每天放学前，徐老师都要抽查背书。背不出来的，就要挨手板。负责打手板的，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小姑娘。她生得清秀，眉眼细致，很受老师喜欢。她总是一副神气的模样，也曾好几次打过我的手心。
不过，她其实心很软，每次板子举得老高，落下来却总是轻轻的。我常偷偷多看她几眼。
有一天，我竟接连挨了两回打。如今已想不起疼，只记得她那张甜甜的脸。
二、那个打手心的小姑娘走了
就在那一年，打我手心的那个小姑娘，跟着进城打工的母亲，转到南昌读书去了。可她那甜甜的模样，却一直留在我心里。
她走后，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我悄悄对自己说：好好念书，将来也要进城去。
十几年后，我考上福州军区步兵学校机要队，真的进了省城，也真的找到了那个小姑娘……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一场洪水，几乎冲垮了我的梦。
第三章 一个少年的孤注一掷
一、大水来了
十岁那年，我考上了三年级，转入段潭小学就读。
从那时起，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因为心中有了梦想的指引。
段潭小学离我家大约三四华里。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赶到学校早读；下午放学回家，除了完成母亲交代的种菜、锄地这些农活之外，我常常偷偷躲到田埂边看小人书。夜晚家里只点一盏油灯，我便借着那点微弱的光写作业。有时实在困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醒来又点亮灯继续学习。
从四年级起，我当上了班干部。到六年级时，已经是共青团员、班长了。
就在升学考试前夕，丰城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
雨接连下了七天七夜，一刻也没有停过。天空仿佛被捅破了一个窟窿，雨水哗哗地往下倾倒。稻田被淹了，菜地被淹了，连村口那棵老樟树也只剩下半截树冠露在水面上。
洪水从堤坝上漫涌而来，一夜之间，田野消失了，道路不见了，整个村庄浸泡在一片浑浊的黄水中。我家地势低洼，水很快漫进了堂屋，全家人只能挤在楼上。
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升学考试。
所有人都劝我：算了吧，今年肯定考不成了。
我不甘心。
二、脚盆
洪水退到村口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家里采菱角用的脚盆拖了出来。那是一只很小的脚盆，椭圆形状，木头做的，外面刷了一层桐油。平时只用它来装菱角、装菜，从来没有下过水。
我把脚盆推到水边，坐了进去，拿起两块小木板当作船桨。
母亲在岸上大喊：“你疯了吗！快回来！”
我没有回头。
脚盆很小，我蜷起腿就已经占满了整个空间。四周是浑浊的洪水，看不见路，也望不到岸。水是黄浊的，漂着树枝、稻草，还有死老鼠。我不知道学校具体在哪个方向，只能凭着大致的感觉往前划。
划累了，就任由脚盆在水上漂一会儿。漂偏了方向，再用力划回来。
太阳一点点西斜。茫茫水面上没有别人，只有我和我的脚盆，以及一颗不肯认输的心。
天快黑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学校的屋檐。
食堂的大嫂隔着水望见我，惊叫起来：“哎呀！这是哪来的孩子！”
她跑去喊老师。老师急匆匆跑出来，站在水边，静静地看了我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进来吧，饭还热着。”
那一夜，我睡在学校的课桌上。课桌硬邦邦的，硌得骨头生疼，可我却觉得比家里的床还要踏实。窗外水声哗哗作响，仿佛有人在轻轻歌唱。
一周后，我参加了升学考试，顺利被白土初中录取。
后来我常常想，所谓成长，或许并不是学会了多少东西，而是认准了一个方向，便再也不回头。
第四章 白土中学的苦途
一、背米上学的日子
那年代上中学，户口还在老家，只能背米去学校。每月三元伙食费，是我们与饥饿之间漫长的拉锯。这笔钱，母亲要攒上很久。有时是卖掉积攒了三个月的鸡蛋，有时是剪下自己留了多年的长发。她从不肯让我看见那些时刻。只是每到月初，会把一沓叠得整整齐齐、还带着体温的毛票，塞进我衣袋最深的角落。
学校厨房设在一棵老樟树下，食堂却在两百米外的礼堂。八个人一桌，桌长负责打菜，小值日负责分饭。粥要分匀，饭要均平，碗沿刮过三遍，连一星米汤也不能糟蹋。
荤腥是每月一两回的奢侈。木桶抬来时，汤面上零星漂着油花。每周六的晚餐，能分到几片红烧肉。那滋味仿佛天外飘来的云，轻轻落在舌尖，没有重量，却有着完整的形状。
二、冬夜里的火
白土中学的冬夜，是赣中山区最坦诚的恶客。
北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在宿舍游荡整夜，把梦都冻成了冰碴。我盖的被子是母亲当年的嫁妆，棉胎旧了三年，早已板结成一块块硬痂。盖在身上，像压着一层浸透冷水的厚纸。
有一年腊月，雨连下了七天。被子潮得能拧出水来。夜里躺下，那股湿冷从后背一寸一寸往上爬，如同无数细冰线，直往骨髓里钻。
上铺的王家福翻过身，从床沿探下头。黑暗里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压低的嗓音：“冷就说。两个人挤挤暖和。”
我咬着嘴唇摇摇头。
他还是掀开被子，抱着自己那条更薄的旧毯子爬了下来。两条被子叠在一起，依然单薄。但多了一个人的体温，就像在冰窖里点起了一小簇火。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被子让给了我，自己裹着那条旧毯子，蜷在床角熬过了整个腊月。
毕业那天，他在我挎包里悄悄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七个字：“记得来找我烤火。”
我站在校门口，把纸条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山风把它吹得簌簌作响，像一只试图起飞的白蝴蝶。我没有哭，只是把纸条折成很小很小的一块，塞进贴身的衣袋——和母亲缝在里层的那些毛票放在一起。
三、那一眼的重量
1964年秋天，周老师来家访。
那天天气晴朗得近乎残忍。母亲提前三天就开始收拾屋子，把灶台反反复复刷了三遍。
生产队长也来了。他不是来坐坐的。他是我家的世仇。那仇有多深，父母从不细说。我只知道，每年清明上坟，总要绕开他家祖田的那一角。母亲在他面前从不抬头，后颈的筋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他坐在堂屋最亮堂的地方——那是四十年前爷爷被迫画押时坐过的位置。他翘着腿，慢慢卷着烟，眼睛在屋里扫来扫去，最后落在我摊在桌上的几本书上。
“书读多了，手就懒了。”他吐出一口烟，对着母亲说，“你家这伢子，听说在家从来不碰锄头柄。”
母亲低着头，手里绞着围裙边，把布边绞成了一根湿淋淋的麻花。
我站在门边，后背紧紧贴着泥坯墙。十一月的土墙，冷得像刚从井里捞起来的石板。
就在这时，周老师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落进寂静的水面。
“这孩子成绩很好，全校前三。语文尤其出色。”他顿了顿，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我教书十五年了，见过不少学生。有些是手勤，有些是脑勤。他属于后一种。”
生产队长手中的烟卷停在了半空。
母亲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像隔夜燃尽的炭火，忽然又被风吹亮。
周老师没有再多说。他站起身，从挎包里取出一只纸袋，放在桌上。“这是我攒的一些旧试卷，给他练练手。”他弯下腰，对着母亲轻声说，“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然后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轻，像母亲缝衣时，落在我肩头的最后一针。
送他到村口，他忽然放慢了脚步。“今天的事……”他顿了一下，“以后要注意影响。不是你有错，是这世上，有些人见不得别人往上走。”
他没再看我，转身走进了暮色里。我站在老樟树下，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渐渐融进那片青灰色的天空。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想一个问题：这人间，到底有多少种苦？饿是苦。冷是苦。累是苦。可还有一种苦，不是落在皮肉上，而是落在心尖上。它来时没有声音，走时却留下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
可那个坑里，也从此住进了一盏灯。那盏灯，是一个戴眼镜的教师，在暮色四起的村口，为我轻轻点燃的。
第五章 意料之外的远方
一、“你愿意当兵吗？”
1965年7月，我十八岁，在白土初中读三年级。
那年夏天，田里的早稻刚刚抽穗，空气中浮动着青草的气息。我们正埋头准备毕业考试。
那天下午，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推开门，一位穿军装的人坐在藤椅上。他约莫四十来岁，中等身材，脸庞黑里透红。军装是四个口袋的样式，领口别着领章，帽徽在窗外的阳光下不时一闪。
校长介绍：“这位是福州军区步兵学校三大队的周政委。”
周政委站起身，向我伸出手。他的手很宽大，掌心粗糙。
“你愿意当兵吗？”他问道。
我一下子怔住了。
从小到大的愿望，不过是读书、进城、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当兵？从未想过。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当兵就意味着扛枪打仗，是可能丢掉性命的事。
我沉默了许久。
周政委没有催促。他缓缓坐回去，端起茶缸慢慢喝着。搪瓷缸子搁在木桌上，发出细微的磕碰声。
“你再想想，”他说，“想清楚了，告诉我。”
那天夜里，我独自爬上学校后头的小山。山并不高，满坡都是松树。晚风掠过，松涛如诉。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山下白土镇零星的灯火。
我想起家里的父母。父亲身体一直不好，重活干不动；母亲独自操持着一家老小。我是最小的儿子，他们供我读书，实在不易。
我想起那个被我打手心的小姑娘。她早已随母亲去了南昌，多年没有音讯。听说她在南昌读中学。不知如今是什么模样了。
我想起那件被没收的绒衣，想起洪水中那只漂远的脚盆。
我不知道当兵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清楚，这是十八年来，第一次有人郑重地问我——“你愿意吗？”
第二天，我在志愿表上签下了名字。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了。牛皮纸信封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颜色鲜红，像一团火。
母亲哭了。她坐在灶台边，一边朝灶膛添柴，一边抹眼泪。灶火的光跳动在她脸上，照出一道道皱纹，如同干涸的田地。
我没有哭。我把通知书仔细折好，放进贴身的衣袋。
离家那天，母亲送我到村口。她从围裙里掏出两个刚煮好的鸡蛋，塞进我手里，烫得我掌心发红。她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说出来，只是朝我摆了摆手。
我走出去很远，再回头时，她还站在原地。
生活往往如此——你以为的终点，其实只是另一个起点。
二、徐校长的雪
福州军区步兵学校位于南昌西南郊，背靠着一座小山。
第一次迈进校门，我愣住了。学校很大，从门口走到最后一排营房，得走二十分钟。操场宽阔得能停下几十辆卡车，教学楼是青砖砌的三层楼，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学校都要气派。
但让我最难忘的，不是这些，而是校长。
校长叫徐光友，是一位老红军，十三岁参军，身上留着十几处伤疤。他走路有些跛，那是长征过雪山时冻坏腿落下的。他五十多岁，腰板却挺得笔直，站在那儿，像一棵苍劲的松树。
开学第一课，是他给我们上的。
礼堂里坐满了人，一百名学员穿着崭新军装，整齐肃穆。徐校长走上讲台，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
他翻开一个大笔记本，念出第一句话：“对党忠诚，听党的话，这是每个合格军人的政治灵魂。”
念完这句，他便合上了本子。剩下的时间，全是在讲故事。
讲他当敢死队员时，驳壳枪一挥，喊一声“同志们，冲啊”，身后的人就跟着往前冲，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没人回头。他说：“那时候哪顾得上多想？喊一声冲，腿就往前迈，跑慢了就是怕死。”
讲他在雪山上，脚趾冻得发黑，用刺刀一片片削去腐肉，裹上布继续走。他说：“疼吗？疼。可你不走，就得死在山上。”
讲他在战场上，战友倒下了，来不及去看，只能继续向前冲。等到战斗结束，回去寻找时，人已经凉了。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喉结轻轻滚动。
“什么叫听指挥？”他突然提高嗓音，拳头落在讲台上，“就是老子喊冲，你跟着我往前跑！这就是听指挥！”
全场鸦雀无声。
那年冬天，“文化大革命”的风刮进了军校。
徐校长被挂上“三反分子”的牌子，站在批斗台上。牌子是木板做的，用铁丝吊在脖子上，铁丝勒进皮肉里，渗出血痕。
有人往他手里塞了一个雪球，逼他举着，问他：“冷不冷？”
他抬起头，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长征过雪山，都没怕过，还怕这点雪？”
雪花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不一会儿就化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个冬天的清晨，我晨跑经过办公楼。天刚蒙蒙亮，地上铺着一层薄雪。整个校园静悄悄的。
我看见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人，正拿着大扫帚，清扫地上的落叶与积雪。他扫得很慢，一下，又一下。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轻响。
我认出来了，是徐校长。
他没有抬头看我，我也没敢停下。跑过去之后，脚步却不自觉地放慢了。跑出几十米，我忍不住回头望去。
他还在那儿扫着，背微微有些驼，但手中的扫帚挥得平稳而坚定。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有些尊严，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己守住的。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周根保，文学爱好者，原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军分区司令员，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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