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记

昆良 / 丙午年夏

活到快七十岁，才慢慢明白什么叫“洗礼”。

年轻时以为，洗礼是教堂里的圣水，是头顶上轻轻洒下的几滴清凉。后来才懂，真正的洗礼，有时候是一行不认得的字，有时候是一张倒数第二的成绩单，有时候是烈日下扛着标尺走过的山路。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冲刷，才能活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第一次被生活“洗礼”，是在小学一年级。

那年我随母亲下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刚入学不久，有人在厕所里用木炭写了几个字，意思是某某人好——那是当时非常敏感的一个大人物。找不到是谁写的，就栽到了我头上。那些字我其实不太认识，但没有人问我承不承认，也没有人想过，一个刚上学的孩子，有没有能力写出那样的字句。

事情最终没有写进档案，但它刻进了我的心里。

我记得自己当时有一个朦胧的念头：这事跟我没关系，我怕什么？可另一个更深的念头也跟着浮上来：以后什么事都得靠自己了。那时的我还不太懂什么叫“国家”、什么叫“社会”，只知道母亲从县医院下放到了乡镇，这个家的日子不好过。而外面的世界，好像到处激情四射，人们脸上带着希望。我在这份反差里，悄悄完成了一次没有仪式的成年礼。

第二次洗礼，是在大学一年级。

第一学期考试成绩出来，三十七个同学，我排倒数第二。那个七岁时告诉自己“以后要靠自己”的孩子，在十八岁这年发现自己靠不住了。我苦思冥想，又想起了小学一年级的情形。那次我靠自己咽下了委屈，但咽下委屈不等于找到了方法。靠自己，不是瞎碰，是要找到正确的工具。

我去了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北京师范大学的《形式逻辑》，又买了一本北京大学的《普通心理学》。我把它们当成救命稻草，悄悄地读，用心地啃。现在早已记不清书里的具体内容，但它们融入了我的思维日常。逻辑让我学会把道理一层一层理清楚，心理让我学会把人一点一点看明白。这两本书，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成年礼。

第三次洗礼，是在走上社会以后。

刚参加测量工作，我扛过标尺，背过仪器，做过记录员。这时候我开始动摇：光靠自己，真的够吗？一个测量队，有人记录，有人跑尺，有人操作仪器——少了谁都不行。这是我第一次修正那个“靠自己”的信念：靠自己，不是单打独斗，是把自己放进一个队伍里。

后来，我从一名测量技术员，慢慢走到了公路桥梁航道的专业岗位。从科威特的援建工地，走回江西的公路养护现场。我管过质量监督，干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参与过全国率先试点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整治——后来这件事成为了国家立法的一部分。回头一看才发现，我已经把“靠自己”三个字，活成了另一个样子：靠自己，是把自己放进更大的格局里。靠团队，靠行业，靠制度，靠国家。把“我”变成“我们”，把“个人”融入“国家”。

如今，我年近七十。退休以后，忽然迷上了写散文。

从《二四八月慎穿衣》写到《三只母鸡》，从《洗心记》写到《养颜记》，从《胡须记》写到《学诗记》。每天早早起来，泡一杯茶，坐在电脑前，把那些想了很久的事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写完了，发在平台上，看看读者的留言，心里有一种以前修完一条路、架好一座桥才有的踏实。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洗礼不是一次性的。它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四季更替是洗礼，日月星辰是洗礼，社会万象是洗礼。每一篇散文的写作过程，也是一次小小的洗礼——把那些尘封的记忆翻出来，洗干净，晾在阳光下，自己再重新打量一番，心就跟着又清亮了一点。

从“靠自己”走到“靠大家”，从“靠大家”走到“在国家民族的大格局下去思考”。这条路，走了快七十年。七岁那年那个被冤枉的孩子，十八岁那年那个倒数第二的学生，二十六岁那年那个扛着标尺的技术员，五十岁那年那个参与国家立法的处长，还有现在这个每天琢磨怎么写好一篇散文的老人——他们站在时间的长河里，各自接受着各自的洗礼，又互相连成了同一个人。

洗礼是一种仪式，洗的效果却是一种结果。被水洗过的石头会发亮，被岁月洗过的心会发光。那个七岁的孩子，被一行不认识的字洗过一次；那个大学生，被倒数第二的成绩洗过一次；那个工程师，被社会的大熔炉洗过无数次。如今这个年近七十的老人，还在被文字、被思考、被生活本身，轻轻地、持续地洗着。

洗了一辈子，终于洗出了自己最想成为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