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主持人语
新中国文学刊物的初创期,是一段激情澎湃、热诚满怀的岁月,处处洋溢着向上的力量与蓬勃的朝气。1949年创刊的《长江文艺》,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的文学期刊之一,从诞生之日起便拥有了这种向上的风貌,承担起发现文学新人、推出新作力作的使命。《长江文艺》率先建立的刊物通讯员制度,曾获《人民日报》推介,成为全国文艺期刊的榜样。这种制度背后,是编辑们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他们不仅从海量来稿中披沙沥金,更过江涉水、登门辅导,将作者当作亲人挚友。
沈毅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编辑前辈。1955年初春,这位26岁的诗歌编辑在来稿中读到了武汉大学一年级学生韦其麟的叙事长诗《百鸟衣》手稿。那写在练习本上的诗句,散发着浓郁的壮族民歌风韵,令沈毅激动不已,当即三渡长江,三上珞珈山,与这位20岁的壮族青年促膝谈稿。彼时武汉长江大桥尚未通车,每一次往返都是整日的舟车劳顿。正是这种文学编辑的热情,让一部长诗佳作得以精修打磨,最终于1955年6月在《长江文艺》全文发表,从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百鸟衣》的诞生,是民族性与现代感交织共融的典范。韦其麟根据童年时从叔公处听来的民间故事,以诗人的主体创造,将壮族人民的独特想象、诗学禀赋与浪漫主义风格融为一体。作品问世后,累计印数逾百万册,被译成十多种文字,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滋养了几代读者。它证明了文学刊物与编辑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中的关键作用—— 没有沈毅的慧眼与扶持,这部长诗的呈现或许会是另一番面貌。2025年是诗人韦其麟90岁诞辰、《百鸟衣》发表70周年,这位壮族诗人却在2025年末永远离开了我们。而发现与推出《百鸟衣》的沈毅先生,亦已于前些年作古。作品依旧熠熠生辉,作者和编辑却已先后辞世,令人不胜唏嘘。
我们编发著名诗人、编辑家刘益善先生这篇回忆文章,就是向那一代编辑家致敬—— 他们以脚力与心力,为文学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篇章。韦其麟从《百鸟衣》起步,成长为著名诗人、广西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而沈毅们的名字,则深藏于每一部作品背后,功不可没却往往默默无闻。今天,当我们重读《百鸟衣》那清新明丽的诗句,重温这段文坛佳话,不禁深深缅怀这两位为中国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他们虽已远去,但共同缔造的这部经典,将永远闪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星空之中。
—— 蓝 野
叙事长诗《百鸟衣》的诞生
◆◇ 刘益善
2025年是壮族诗人韦其麟90岁诞辰,也是他的长诗《百鸟衣》发表70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举行了《百鸟衣》发表70周年暨韦其麟作品研讨会,《文艺报》进行了综合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市的有关领导、学者、评论家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是隆重的,影响是深远的。
《百鸟衣》和韦其麟是我心里记挂着的作品与人。我23岁到《长江文艺》当编辑,到62岁退休,在《长江文艺》干了近40年。我把几十年在《长江文艺》发表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一直当作自己人,《百鸟衣》和韦其麟就在其中。
我追溯着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重要作品和作者,并且写一点这个作品发表的过程、与其相关的编辑和这个作品产生的影响,留下一点与《长江文艺》有关的史料。《百鸟衣》与韦其麟正是我要写的一个作品和作者。
先说说《长江文艺》。这是一份1949年5月武汉解放不久就创刊的杂志,是由李季、余黑丁、郭小川等人负责编辑出版的新中国最早的杂志之一。这个杂志的老一代编辑,大多是随大军南下而来的青年文艺工作者。

《长江文艺》1955年6月号封面
《长江文艺》杂志早期的诗歌编辑是沈毅。沈毅,1929年生,河南博爱人,他在开封建国学院新闻系读书,1949年武汉解放后,他们新闻系全系随部队南下武汉。到武汉后,沈毅在中南文艺学院学习,1950年结业到《长江文艺》当编辑,后来当诗歌组长。
那时《长江文艺》是中南局的杂志,当时中南局管辖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武汉、广州六省两市,《长江文艺》上面发表的主要是这些省市区作者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期刊史上,《长江文艺》首创通讯员制度。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长江文艺》开展通讯员工作的经验很好,希望全国各文艺刊物编辑部门都能够注意研究采用。”当天《人民日报》发表《<长江文艺>是怎样开展通讯员工作的?》文章,篇幅还不小。文章中说,“我们有步骤地发展了832个长江文艺通讯员,其中有工厂工人职员122人,农村和乡村干部110人,部队战士干部176人,各级干部73人,各地文工团员114人,学校师生107人,其他阶层30人。”
《长江文艺》建立了通讯员制度后,凡给刊物投稿且有一定写作基础的,就吸收他们为通讯员,定期给他们寄通讯员辅导手册。编辑部领导要求编辑们对通讯员的来稿要给予尽心尽力的帮助,给他们辅导,提意见,反复修改,直到发表。除了在创作上无私地帮助作者外,编辑部还帮助一些作者解决生活困难,像对待亲人和朋友一样对待作者。《长江文艺》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李準的《不能走那一条路》、南丁的《检验工叶英》、吉学霈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未央的《把枪给我吧》等小说诗歌,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打磨出来的。好些人由《长江文艺》通讯员开始,后来写出了许多好作品,有的当了专业作家,有的担任了全国和一些省市的文艺界领导。《长江文艺》上发表的这些作品,从《长江文艺》走出的一些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篇章。
作为诗歌编辑的沈毅,是积极奉行《长江文艺》通讯员制度的,在他《长江文艺》的编辑生涯中,有两个诗人和他们的诗是值得记下来的。
一个是1952年,志愿军战士未央写朝鲜战场的组诗《把枪给我吧》。这首诗投稿给《长江文艺》后,沈毅读到了,很快把回国在东北养伤的未央接到武汉,经过认真细致的辅导帮助,让未央写出了反映抗美援朝最好的组诗。
沈毅天天都在大量来稿中披沙沥金,发掘好作者和好作品。1955年初,在汉口花桥的中南文联院子里,几点梅花吐蕊,清香扑鼻。沈毅一大早就来到诗歌组办公室,泡了杯茶,开始读诗稿。突然,他读到了一叠写在练习本上的厚厚稿件。他先读作者名字,叫韦其麟,职业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这是一首叙事长诗,名字叫《百鸟衣》。沈毅立即兴味盎然地读起来。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三个月过去了,
第一百天来到了。
九十九座山的雉鸡射完了,
最后一只雉鸡射落了。
合起来数一数,
整整一百只。
一百张雉鸡皮,
张张一样美,
缝成一件衣,
羽光亮闪闪。
……
白天赶两百里,
黑夜赶一百里,
爬山赶一百里,
平地赶两百里。
恨不得长上翅膀,
像鹰一样飞,
恨不得多生两条腿,
像马一样奔。
脚底起泡了,
一想依娌就不痛了。
脚赶得酸了,
一想依娌就有力了。
爬了九十九座山,
过了九十九条河,
草鞋穿烂了九十九双,
木棍撑断了九十九条。
……
沈毅读到写在练习本上的这些诗句后,有一些激动。一种浓浓的民歌风,赋比兴的运用,语言美丽,叙事清晰,充满了正义英雄的情怀、浪漫主义的歌吟。沈毅感觉这是个很好的坯子,如果再在诗句和细节上做些打磨和调整,这首长诗就会成为一部好作品的!
据健在的《长江文艺》老编辑、沈毅的夫人李文回忆,沈毅当时一口气把这部叙事长诗读完后,高兴地跑到隔壁小说组办公室对她和小说组其他编辑说:“我今天读到了一部长诗,很有基础,再和作者一起商量一下,做些修改,一定会产生影响,影响力不亚于未央的志愿军组诗。”
沈毅像捡到了一块宝石一样,兴奋得不得了。那时有激情啊,沈毅也是20多岁,对新中国新文学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热爱,愿意为工作尽力付出。
汉口花桥距离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很远,中间隔着一条长江。当时,沈毅一早就出门乘公共汽车,到江边等待轮渡过江到武昌,再乘公共汽车到珞珈山,到时已到中午了。沈毅在山上找了一家小饭馆吃了两碗面条,河南人对面条那是真爱啊,他吃得饱饱的。吃完面条后,在饭馆稍作休息,就去了中文系办公室。沈毅向中文系办公室的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后,办公室的同志很快就把学生韦其麟找来。沈毅和韦其麟在珞珈山武汉大学中文系办公室的会客间里,第一次见面。韦其麟是第一次见到刊物的编辑,他投出去的稿子这么快就让编辑看到,而且编辑还亲自跑到学校来和他见面,一个从广西到武汉读书的乡村孩子,他如何能不激动呢!
沈毅和韦其麟,一个大刊的编辑,一个进校不久的学生,他们在会客室里,就长诗《百鸟衣》的修改和进一步提高交换了意见。那年沈毅26岁,韦其麟20岁,两人就像兄弟一样交谈着。沈毅充分肯定了《百鸟衣》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价值,肯定了长诗的表现手法和语言的良好基础,并且就如何进行修改和打磨提升说了自己的意见。韦其麟一句句地记下了,并且答应一定改好。沈毅鼓励韦其麟说,一定会改好。
谈完稿件,沈毅离开珞珈山回汉口,到花桥,已是夜幕降临了。
据沈毅夫人李文回忆,为改好韦其麟的《百鸟衣》,沈毅三次上珞珈山找韦其麟,每次到珞珈山都是来去一整天,因为那时交通不方便,武汉长江大桥还没有通车,过一次长江等轮渡很费时间。韦其麟是学生,如果让他从珞珈山到汉口花桥,他人生地不熟,更不方便。沈毅三上珞珈山后,韦其麟在他的帮助下,把《百鸟衣》终于改得比较满意了。
1955年6月,武汉大学学生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在《长江文艺》第6期全文发表,立即引起了轰动。
关于《百鸟衣》发表后,有关报刊转载和出版社出版的情况,我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先出版了单行本;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选选入出版,四川民族出版社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选入出版;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收录。《百鸟衣》在各出版社出版的累计印数超过百万册。《百鸟衣》在《长江文艺》发表后,1956年被《作品》杂志转载,《中国文学》英文版译介到了国外。《百鸟衣》的选章(尤其是开头章节)曾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文科辅导教材,成为大家的记忆。《百鸟衣》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海外广泛传播。
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田中全先生在《追思沈毅先生》一文中说,《百鸟衣》在《长江文艺》发表后,《新华月报》《人民文学》都转载过,我搜索了一下,目前尚未找到准确的依据。
韦其麟的《百鸟衣》曾被人看作是民间文学作品,如有文章介绍壮族文学时说:“壮族有民间长诗《百鸟衣》。”韦其麟在回忆这部长诗的创作时说,他读小学时,家族里有一位在砖瓦窑里打砖坯的叔公,非常善于讲故事。他听了叔公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张亚原卖糍粑的事,这个故事深深地记在韦其麟的心里。十多年后,韦其麟到武汉大学读书,就利用课余时间,在叔公讲的故事基础上进行了创作,写出了长诗《百鸟衣》。
说《百鸟衣》是民间文学或根据民间传说整理的,都是不准确的,特别是一些民族辞典说《百鸟衣》是壮族神话故事,而且按照韦其麟长诗的内容介绍故事。韦其麟在《回首拾零—— 致友人》(《南方文坛》2010年1期)中说:“长诗《百鸟衣》是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不是原有的世代口头流传于壮族民间的长歌。至今也没有发现壮族民间有以韵文体口头流传的百鸟衣的故事,这首长诗并不是经过整理的民间口头流传作品。”
关于《百鸟衣》的艺术、特色和地位,70年来评论家们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陈建功在《百鸟衣》发表7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中说:“韦其麟及其长诗《百鸟衣》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价值和地位,早已成为我们大家的共识,多种当代文学史和新诗史都有相应的论述。借此会议契机重读《百鸟衣》,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部作品以诗人的主体创造,弘扬富于民族、地域色彩的抒情艺术,成为壮族叙事长诗中的经典。韦其麟的贡献不仅表现为对民族故事的敏锐采撷,而且展现为对本民族诗学禀赋的传承和浪漫主义的创造。诗作不仅表现了壮族的独特想象力,而且也展现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语言、修辞神采。”
参加《百鸟衣》发表70周年纪念会的评论家们纷纷发言,综合起来,就是《百鸟衣》是一本民族性与现代感交织共融的民族文学的经典之作,其70年的传播史正是一部活态的文学经典生成史,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有效的创造性转化、创新与发展。这部作品诞生于韦其麟的青春时期,是其童年经验与青春激情共振的产物,其纯净、明媚等特质与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完美融合。与此同时诗人将具有仙化意味的故事转化为更具现实色彩的生活故事,使之有效融入当时的主流叙事话语之中。当下文学创作应从《百鸟衣》中汲取经验,自觉进行新的文艺创造,处理好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关系。
我写本文的目的,私心是为我工作过一辈子的《长江文艺》记下一件可圈可点的功绩;为我们一辈子当编辑为人作嫁衣的编辑说说话;同时也为文学界提供具体史实:《百鸟衣》是作者韦其麟创作的,在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上写的,《长江文艺》的编辑沈毅三上珞珈山,为《百鸟衣》提供过无私的帮助。
韦其麟从《百鸟衣》起步,开启了他的文学人生,他后来写了很多其他文学作品,他担任过广西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2019年6月,我在《长江文艺》创刊60周年时,主编出版了《长江文艺60年中篇小说选》《长江文艺60年短篇小说选》《长江文艺60年诗歌选》《长江文艺60年散文选》《长江文艺志》,我们在《长江文艺60年诗歌选》中选了《百鸟衣》的章节,在《长江文艺志》中记下了韦其麟和《百鸟衣》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史实。
(刊于《诗选刊》2026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