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总在想象之外
——记一位老兵的人生札记
作者：周根保
第六章 意外重逢
一、意外重逢
在步兵学校的日子，像一根绷紧的弦。清晨，号声划破寂静；白天，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夜晚，营房灯火通明，不是研习战例，就是撰写心得。
可我心里始终搁着一件事，像沉在心底的鹅卵石，任凭岁月流淌，它始终安稳地待在那儿——那个曾经在祠堂打过我手心的小女孩，她在南昌。
自从她随母亲南下，我们便彻底断了音讯。关于她的一切，都停在了多年前村口那次回望的瞬间。
1967年，我已穿上军装，在南昌步兵学校机要队学习。
某个星期天，我去城里的堂哥家，偶遇一位在南昌工作的老乡。他说，他和章珍媛的继父是朋友。章珍媛——那个打过我手心的小姑娘，那个曾站在我家屋檐下说“老师叫你去上学”的女孩。
我心里蓦地涌起一阵亲切，便请他带我去见见她。
老乡边走边说：“她家不远，走十来分钟就到。”
我怀着说不清的心情走进她家。老乡向她母亲说明来意，她母亲说：她出门了，还没回来。我们正要告辞，刚跨出门槛，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老乡告诉我，她回来了。
那一刻，我的心跳快了起来。站在眼前的她光彩照人，似乎已认不出我了。她落落大方，热情地邀我进屋坐坐。真是女大十八变，当年那个一年级的小学妹，竟出落得像一朵初绽的花，越来越明媚动人。
刚坐下不久，我便借口借书，之后依依不舍地告辞。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像约好了似的，几乎同时给对方寄出了一封信。信里，我们不约而同地约好：这个星期天，去她家一起吃顿饭。
很快，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逛公园。
那年，学校组织学员下乡支农，我和机要队的刘伯芳同学被分到新建县青城公社。那时公交车全停了，从公社走到南昌要三个多小时。正是初夏，有两个星期天，我竟顶着烈日步行进城。我们匆匆见上一面，一起吃顿简单的午饭，用力拥抱一下，便又赶回青城公社的驻地。
1968年底，我们毕业了。告别南昌，告别年轻的恋人……
二、南昌来信
通信员送来一叠家信和公函，一个浅黄色的信封忽然跳进眼里。信封上用蓝黑墨水工整地写着我的名字，字迹清秀挺拔。
我的心没来由地快跳了一拍。
展开信纸，上面写着：
“根保哥，最近忙吗？还记得小时候在祠堂，你被打手心的事吗？还有我们一块儿在八一公园散步的情景，你还记得吗？……”
信不长，短短两页。她简单问了问我的近况，最后留了一句朴实却满含期待的话：“有空给我回信。”
我把信拿在手里，反复读了三遍。每个字都像一粒小石子，投入心湖，漾开一圈圈回忆。
十几年前，在那个炊烟缭绕的村口，她穿着碎花小袄，扎着两条乌黑的长辫，随母亲坐上牛车。车轮转动前，她转身回望的那一眼，目光清澈又复杂。那一眼，像一枚烙印，深深烫在了我的记忆里。
从那封信开始，我们之间就搭起了一座用文字铺成的、静默的桥。
她寄来的信，总是厚厚的。信封被撑得微微鼓起，拆开来，娟秀的字迹爬满每一页纸。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南昌的夏天、八一公园的菊花、菜市场里水灵的藜蒿……这些平平常常的生活琐碎，经她的笔一写，让我这个活在直线方块里的军人，也仿佛触到了那座城市的温度。
而我，成了最盼邮差的人。一拿到她的信，就找个安静的角落，借着傍晚柔和的天光，小心拆开，一口气读完。
“努力吧。”她常在信里这样鼓励我，“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奋斗，都是为了更好的明天。别怕吃苦，别怕流汗。属于我们的幸福，就在前面等着呢。”
从八岁在祠堂里懵懂相识，到二十岁在军营中彼此确认心意；从祠堂那柄象征规矩与缘起的戒尺，到军营这些载满思念的信笺——这一路等了多久，只有你我心里明白。
这份等待，早已不是被动的煎熬，而是主动的坚守，是两个人用时间和信念共同写下的、一段安静而深情的序章。
第七章 婚礼与军装
一、连队俱乐部里的婚礼
任排长的第二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婚礼的日子。
婚礼在连队俱乐部举行。俱乐部是一间宽敞的屋子，平时用来开会、看新闻。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
没有鲜艳的标语，也没有华丽的装饰。一张乒乓球桌铺上白布，就成了我们的见证台。桌上摆着一盘喜糖、一盘瓜子、一包香烟。
连队炊事班准备了十几道菜，用大盆盛着，整齐地排成一列。各班派代表参加，大家自带碗筷茶杯。一时间，俱乐部里碗盏轻碰，人声热闹。
指导员陈仁祥为我们主持。他让我讲讲恋爱经过。
我站在乒乓球桌边，望着满屋的战友。那一张张面孔，我再熟悉不过——我们一起出操，一起吃饭，一起就寝，一起在风雨里摸爬滚打。
可那一刻，我竟紧张得说不出一个字。
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
屋里静了下来，只听见墙上挂钟滴答作响。
忽然，我开口了——不是说话，是唱起了歌。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是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旋律简单，只有四句。我用跑调的嗓子大声吼出来，粗犷而直率。
全场静了一瞬。
接着便爆发出哄堂大笑。有人笑得伏在桌上，有人笑得抹起了眼泪。
可我知道，那不只是歌，更是一种呐喊。是我对那个等待我多年的姑娘，最深最重的承诺。
她坐在乒乓球桌旁，穿着一身红衣，微微低着头，脸泛红晕，就像桌上包喜糖的红纸。
二、随军的日子
后来，她随军生活。
在部队家属工厂上班，每天骑车往返，单程要十几分钟。无论刮风下雨，她从未迟到过。
嫌工资微薄，她又开荒种菜、养鸡养鸭。家属房后面有片荒地，长满杂草。她用下班时间一点点开垦出来，种上辣椒、茄子、西红柿。还在墙角搭了个鸡窝，养了十几只鸡。
她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如同江南小院。门口种了几株月季，窗台上摆着两盆文竹。邻居们都说她勤快能干。
她本是城里长大的姑娘，身上却没有一点娇气。和我结婚后，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累都扛过，从未听她抱怨一句。
那几年，我从营长当到团长，整天在部队里忙得脚不沾地。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有时深夜回来，她已经睡了。
她从不过问我忙些什么。只是每天把饭菜热在锅里，把军装熨得平整，挂在门后。衣服口袋里，偶尔会塞一张小纸条：“别忘了吃药。”“今天天冷，多加件衣服。”
1998年抗洪，我八十天没回家。
她托通信员捎来一搪瓷缸糖水，附上一张字条：“胃不好，别喝凉的。”
字迹还是当年信纸上那样细细密密。人也还是当年祠堂门口那个轻轻放下戒尺的人。
那些年，我在很多场合说过“军功章有你的一半”。
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心里实实在在的话。
第八章 十五年，从班长到师参谋长
1970年2月，我从南昌步校机要队毕业，被分配到八十五师二五四团六连担任班长。
一个农家子弟，能在部队留下来已属不易。那时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多远。
有一回，我问营副教导员洪延喜：“我是学员毕业，怎么还当班长？什么时候能正式安排职务？”
洪副教导员是福建永定人，脸庞黝黑如铁，心却滚烫如火。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目光如钉。
“个人进步、担任什么职务，是组织考虑的事。你只管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组织自然会公正安排。”
这话当时我没全明白。但后来，我记了一辈子。
1970年底，我被正式任命为六连三排排长。
第一次意外：从连副指导员到营长
1973年12月，我接到任命，担任一营二连副指导员。
这个岗位意味着我要协助连指导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我深知责任重大，主动向经验丰富的老指导员学习，每天深入各班排，与战士们面对面交流。
四个月后，一纸命令传来：我被直接提拔为一营营长。
消息来得太突然，我几乎不敢相信。四个月时间，从副指导员到营长，简直是火箭般的晋升。中间越过了指导员、副营长好几级台阶。
消息传开，全团震动。我自己更是发懵，脑子里一片空白。
团领导的谈话简短而直接。团长说：“组织经过全面考察，认为你具备担任军事主管的潜力和素质，决定破格提拔。”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洪副教导员的话。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真谛：组织不看你会不会“来事”、有没有“关系”，它只看你是不是踏实干事、忠诚尽责。
第二次意外：皮司令的石子路
1973年冬，我在二五四团一营任营长，那年二十六岁。
那天团长突然来电：“皮司令马上到你们营。”
皮定均，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原突围的传奇将领。
我赶到营部门口，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那儿。车门打开，下来一位精瘦的首长，目光锐利如鹰。
我敬礼，刚要汇报，他一挥手：“走，看看营区。”
他在操场中央站定，指向东南角一个小山包：“把它平掉。”走进炊事班，看见那盘青石磨，伸手摸了摸磨沿——湿的，早上刚用过。他点了点头。
走到猪圈旁，他突然问：“这连队的母猪，有几个奶头？”
我愣住了。饲养员也答不上来。
“母猪奶头多，生的小猪就多。”他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
走到一连营房前，他从地上捡起一块鹅卵石：“营房前后铺上石子路，战士进出不沾泥。”
他在营区转了一个多小时，没听汇报，没作指示，看到什么说什么。临走时丢下一句：“今年大年初一，我再来看。”
那个冬天，我带着战士们平山头、捡石子、铺路。
大年初一上午九点，皮司令的吉普车准时开进操场。他下车环视一圈，只问我一句：“这样比原来好吧？”
“像个新操场。”我回答。
他点点头，往菜地走去。
那年年底，团里上报提职名单，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那一刻，震惊之余，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又想起洪副教导员的话。“组织是公道的。”它不看你是否“跑”、是否“要”，只看你是否踏实工作，是否堪当重任。这次提拔，像一束光，照亮了“组织”二字在我心中的轮廓——它并不遥远，它就在身边，它看得见你的付出，并会在最合适的时候，给予最公正的回响。
我深感责任重大，唯有以加倍努力回报这份信任。担任营长期间，我更加刻苦钻研军事业务，狠抓训练管理，处处以身作则。营里各项工作，渐渐有了新起色。
1974年，我正在南昌军政干校参加集训。
那天刚下课，同班学员递给我一封信，是团里参谋写来的。拆开一看，一行字把我钉在原地：
“周营长，团里已下令，你任254团参谋长了。”
我捏着信，反复看了三遍。
那晚我在操场走了很久。中秋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在跑道上，白如寒霜。
后来妻子告诉我，命令下达那天，团里一位南昌籍战士休假回家，跑到她单位，进门就喊：“周谋长家属！”
她愣在那儿。参谋长？谁是参谋长？
“我是周营长的家属……”她迟疑地说。
战士也愣了。明明团里下了命令，参谋长怎么还是营长？
那一天，妻子比我先知道，我又提升了。
而我本人，此刻正在几百里外的军政干校，对着课本，浑然不知。
第三次意外：从“待岗”到师参谋长
1983年8月，我从军事学院毕业，满心想着“好好干一番事业”。
可一回来，正撞上团里出了案子——营房股长犯罪，几任班子被审查。我是前任团长，自然也在调查之列。
军里张主任找我谈话，语气温和，意思明白：案子未结，工作安排先等等。
一等就是半年。我在师部留守，日夜巡查营区。每扇门窗都查过三遍。
1985年初，案子了结。此时师参谋长身体欠佳，本来并无空缺。军党委研究决定，原参谋长提前免职，由我接任。
命令下达那天，全师皆惊。
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十五年，从班长到师参谋长，每一次，我都是被蒙在鼓里，最后一个知晓。
没有找过一个人，没有送过一分礼。
这大概就是当年的福州军区。
这大概就是当年的二十九军。
这大概就是当年的八十五师。
第九章 战友的支撑
一、刘先荣：喊我“营长大哥”的人
刘先荣是瑞金人。父亲早年打过游击，后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
我任一营营长时，他是通信班长。二十五岁的他，当了多年干部苗子，各方面都出色，却迟迟提不了干。
那两年，每年冬季野营拉练，我独自带着五个连队、五百多号人，翻山越岭。福建的山一座连一座，望不到尽头。山路崎岖，有些地方仅容一人侧身，旁边就是悬崖。
刘先荣带着通信班随营部行进。白天，他帮我协调各连行动；夜晚，他把营部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遇到急事难事，我总先同他商量，再由他向各连传达。
私下里，他叫我“营长大哥”。
两年野营，他顶了半个副营长的职责。
那年他退伍，通信班的小战士们哭成一片。我心里也不好受，却无能为力。
后来他分到派出所，破了几起大案，一路做到赣州公安局副局长。
1992年，我调任赣州军分区司令员。报到那天，他来接我。
二十年过去了。他站在军分区门口，一身警服，腰背挺直，两鬓已染霜白。
“营长大哥。”他唤道。
我眼眶一热。
二、孙军：一本《参谋守册》
1975年，我到一连检查工作。操场上，排头兵站得笔挺，眼神清亮。我问连长：那兵叫什么？
孙军。高中毕业，是个好苗子。
第二年，我调任团参谋长。有位参谋闲聊时提起：孙军住院了，急性胸膜炎。
我去医院看他。临走时，把随身带的《参谋守册》放在他床头：“有空看看。”
回团部，我对团长说，孙军出院后，能否放到作训股帮忙。团长笑笑：“你是参谋长，你说了算。”
次年，团里抓九连先行试点，我带他下去代理一排长。全团开训那天，孙军往场上一站，指挥沉稳，口令清晰。师参谋长当场就问：这是哪个？
不久，孙军调往师作训科，后又调至军作训处。
1990年，我调任南昌预备役师参谋长。报到当天，机关列队迎接。队伍里有个人朝我微笑——正是孙军。
后来他任至省军区副参谋长。退休后，他在我家附近安了家。如今我们常一同散步。夕阳下，他还会说：团长，当年您给的那本书，我还收着。
三、身边的“老师”
1978年，师里组织排以上干部集训，为期三个月，全封闭管理。
每个课目结束即考核，全程共十五次。十五次全优者，全师仅两人。我是其中之一。
不少人问：你军事底子不是偏弱吗？哪来的本事？
我说，是当排长那两年，跟着战士学的。
福建兵李泰山、傅纪成，军事基本功在全连拔尖。我白天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晚上请他们给我“开小灶”。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肘磨破了就裹上纱布继续练。
他们是我的兵，也是我的师父。
后来李泰山因家庭困难转业，走时眼圈发红。傅纪成一路干到重庆市消防总队政委，授少将军衔。
我常讲，我能从副指导员越级提为营长，并非我多了不起，而是那两年流的汗，没有白费。
第十章 有一种力量叫“努力”
1985年6月，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个时刻。那时我刚从军事学院毕业不久，被任命为陆军第八十五师参谋长。部队正驻福州鼓山施工，而八十五师已明确列入百万裁军的名单。师参谋长因病住院，组织决定让我暂留三山老师部，负责艰巨的留守工作。
那时的三山师部，人已走了大半，人心也有些涣散。我面对的不仅是冷清，更有突如其来的考验。那年夏秋之交，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台风正面袭击三山地区。狂风裹挟暴雨，掀翻瓦片，折断树木，老旧的营房在风中摇摇欲坠。留守人员虽少，营院不能不守，物资不能不护。我带着仅有的几名战士，顶着能把人吹倒的强风，在宿舍与库房间来回奔波。我们加固门窗、疏排积水、清点物资，一刻也不敢松懈。那一夜，风吼了一夜，我们也守了一夜。直到台风过境、天色渐明，看到全院营产营具完好无损、人员无一伤亡，我心里默默想：这股撑着我们扛过来的劲儿，就是“努力”。
在八十五师留守的时间并不长。部队撤销后，我转入江西省军区系统，调任景德镇军分区参谋长，直到10月中旬才正式报到。
那是景德镇军分区由副师级人武部升格为正师级机构的第一年。司令部名义上是副师级单位，实际只是一个科级架构。满打满算，司令部只有十几名干部、五六名战士，连科室都未设立。更让我为难的是，这些干部大多是从野战部队调回老家安置的，真正懂参谋业务的人寥寥无几。大家下班后还要顾家，主动钻研业务的人很少。我心里着急：一个参谋长，如果带不出一支过硬的参谋队伍，那就是失职。
1986年，江西省军区组织全区司令部参谋业务比武。我带着这支“杂牌军”去参赛，很多人并不看好。我知道，没有别的窍门，只有一个字：练。白天，机关除留少数人值班，全体拉到军分区教导队强化训练。晚上别人休息，我和大家继续讨论战术标图，反复模拟推演。短短几个月，这支原本业务近乎空白的队伍，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比武那天，我们景德镇军分区竟与一向实力雄厚的赣州军分区并列第一。消息传来，司令部的战友们抱在一起跳了起来。那一刻，大家都明白了：努力，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1990年，我调任南昌陆军预备役师参谋长。预备役部队以少量现役军人为骨干，以预备役官兵为基础，许多预任连长平时在企业、农村工作，军事素质参差不齐，集中集训难度很大。但我们偏要啃这块硬骨头——组织“百名预任连长”集训。训练大纲要求必须按实战标准进行，从队列到战术指挥，一样不能含糊。我带着参谋班子反复打磨教案，针对预任连长的特点设计课目，白天摸爬滚打，晚上逐个点评总结。一个多月的集训，完成得扎实规范、有声有色。汇报展演那天，百名预任连长军容严整、动作整齐，赢得现场观摩领导的一致称赞。更让我自豪的是，这次集训因组织严密、效果突出，获得了总参动员部的通报表彰。
回想起来，我在三个师级单位担任参谋长，前后近八年。第一次留守，在部队濒临解散时保住了营院安全；第二次带兵，从一纸空白中捧回比武桂冠；第三次在预备役师，凭扎实集训赢得全军区的肯定。我常想，自己既无过人的天赋，也无强大的背景，靠的是什么？就是“努力”二字。
努力是什么？是台风夜里彻夜不眠的坚守，是训练场上成千上百遍的重复，是面对质疑时不认输的那股倔强。军旅生涯中，我也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挫折横在眼前，仿佛无路可走。但每到这时，我总会想起老首长常说的话：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组织会看得见。我不求命运眷顾，只相信汗水从不骗人。
有一种力量叫“努力”。它不耀眼，却最持久；它不张扬，却最可靠。在我们这代军人身上，正是这股力量，支撑我们在部队撤编、条件艰苦、任务繁重的岁月里，依然挺直脊梁，干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哪怕今天回首，我也从不后悔——每一个被汗水浸透的日子，都值得。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周根保，文学爱好者，原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军分区司令员，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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