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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闻一多先生《诗的格律》发表100周年暨新诗格律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
1926：格律体新诗元年
万龙生
闻一多先生《诗的格律》这一宏文，1926年5月13日由北京《晨报·副镌》发表,距今刚好100年。它的篇幅不算长,但是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乃是一篇具有文献价值的经典之作，是中国格律体新诗的理论基石。当时，它对风行一时的新月派具有指导意义，后来也一直是从事新诗格律建设的诗人们的重要理论武器和力量泉源。尽管此文多年来面临质疑甚至诟病，新诗格律建设也几经颠踬，但是其在诗史上的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一篇文章，在其“身后”，产生如此持久的效应，不用说，正是其价值的体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实在令人惊叹！刚刚问世的郭久麟著《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为格律体新诗的百年历程单列专章论述，不能不令人追念《诗的格律》的肇始之功。
为了深入理解此文的深刻诗学思想，追溯其当年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必要的。闻氏为什么会思考诗的格律问题呢？此文发表的时候，新诗诞生刚好10年，面临多方质疑，先驱者纷纷离去，进入了它的第一个低潮，或曰危机。对此，可以找出许多例证。如俞平伯说，白话下面缺少了一个“诗”字；成仿吾指责新诗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当时的诗坛成为遍生野草的废殿，“可悲的王宫”（《诗的保卫战》）。闻氏自己在诗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艺国前途正缈茫，新陈代谢费扶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却不赞成为求福而“弃马”，而主张亡羊补牢，回归中国悠久的诗歌传统：“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释疑》）在这样的时刻，提出这个问题，提出创造新诗格律的课题，基于纠偏救弊的苦心，其勇气与首创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没有充分的创作基础为支撑，不够完善，当然在所难免。也许这正是一些人认识肤浅，对其产生质疑的原因吧？但是其真理的光芒是永远也难以磨灭的。
《诗的格律》的精髓在于雄辩地论证了创建新诗格律的必要性，又通过已有的创作成果证实了利用一定之规创作新诗的可行性。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理论，从而为新诗格律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应该承认，如今中国新诗虽然业已走过百年历程，但是要完全摆脱“迄无成就”和“失败”论的阴影还为时尚早：前路漫漫，任重道远。而且，传统诗词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顽强生命力，打而不倒，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歌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军。在中国这个传统的诗国，自由诗一统天下的时期已经结束。而格律体新诗在历经坎坷以后开始恢复元气，已成再起之势，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向。追根究底，不能不归功于闻氏《诗的格律》一文从根本上解决了新诗格律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从而对历来的格律体新诗创作起到了指导、引领、鼓舞作用。
格律体新诗每被讥为“豆腐干”，其实“豆腐干”就是齐言体诗，中国五七言都是“豆腐干”，即句式一样的诗，却变化无穷，何“死”之有？何况律诗、绝句、词、曲，都有那么严格的格律，又何尝桎梏了诗人的灵感，束缚了诗意的发挥？闻氏创制格律体新诗不是“勒马回缰”，回到传统诗词的怀抱，而是开创新路，居功至伟。他勒马回缰写旧诗，走了几步，就再毅然“回缰”，重作新诗，并且走上“创格”之路。我倒是以为，以《死水》写死水，就应该这样“死”，这是形式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典范。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人工“斧凿”就没有艺术可言！就连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是以五言的格律写下的。了无痕迹的人工斧凿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拿行道树的比喻来说，必要的修剪也是不能否定的，园林作为艺术，也有其存在价值。艺术当然是“人为”的，没有“人为”能有艺术吗？闻氏强调艺术美与自然美的辩证关系，说的是艺术美对人们欣赏自然美的影响。“美”是人的一种观念，自然本身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他主张以格律来规范诗的创作，作为表现“美”的手段、工具，是完全符合诗的艺术规律的。高明的匠人可以运斤成风，庖丁解牛之功出神入化。那斧、那刀若拙工用之，效果可想而知。
闻先生在那时就以事实批评了错怪格律，误以为格律对创作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他们觉得把句子切得那样整齐，该是多么麻频的工作。他们又想到做诗要是那样的麻烦，诗人的灵魂不完全毁坏了吗？灵感毁了，还哪里去找诗呢？不错，灵感毁了，诗也毁了。但是字句锻炼得整齐，实在不是一件难事：灵感决不致因为这个就会受了损失。”
诗意就是一切，内容至上的观念阻碍了新诗的格律建设。把内容与形式对立起来，不讲统一，是完全违背艺术辩证法的。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只有灵魂，没有躯壳，就是孤魂野鬼了。闻氏对内容与形式并重，恰好是最科学的态度。过于强调任何一面，都是诗的大敌，都是对诗的取消。那时和现在强调格律，是因为它被抛弃了，需要找回；被破坏了，需要重建。现在已经“自由”过度，再来强调自由，那就是火上浇油了。吕进曾说，对于诗来说，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诚哉此言！诗词之精品若翻译成白话，即便诗意全在，而“诗”已不存矣，充其量是“诗散文”。在当时有限的格律体新诗实践中，闻先生特意找出了《采莲曲》、《昭君出塞》、《铁路行》、《最后的坚决》、《三月十八日》、《寻找》这些佳作，强调“这种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
今天，我们纪念《诗的格律》发表一百周年，除了进一步深刻领悟闻先生在此经典中阐明的诗学理念，还应该以百年来新诗格律建设在他的理念指导下得到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来予以论证。
格律体新诗的百年历程，先后经过新月派时期和现代格律诗时期，新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格律体新诗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继“现代格律诗再起”（吕进主编《20世纪中国诗学手册》之词条）之势，新世纪以来，格律体新诗又借网络之便大力发展，“完全限步”说（即齐言等步）、诗节对称原理的发现与践行使闻氏当年提出的“量体裁衣”理念演绎为诗人在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复合式“三分法”范畴内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而实现格式选择上的“无限可操作性”。在“三分法”的统辖下，业已产生四行、六行、八行、十四行等几种定行诗体。那种格律体新诗是千篇一律的“豆腐干”的无知妄言早已不攻自破。
新诗格律建设不但在理论上有所跨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得到了创作的有力支撑。新世纪以来，格律体新诗不但在自由诗占居优势的诗坛借网络之力打开了缺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等自己的专门纸刊纷纷面世，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诗学》年刊开辟了《格律体新诗研究》专栏，《东方之魂》《格律体新诗集萃》两套诗丛相继问世，诸多格律体新诗诗集争相出版，《中华诗词》《重庆艺苑》《四川诗词》《重庆诗词》等纸刊纷纷择优发表格律体新诗，格律体新诗在诗坛的地位已经远非昔日可比。四川、重庆的格律体新诗的专业机构还分别隶属省、市诗词学会旗下，有效地开展各种活动。
在这种情势下，格律体新诗的创作必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态势，已经形成一支牢固树立新诗格律理念并体现于创作的骨干诗人队伍。完全可以用他们的创作成果作为一多先师《诗的格律》的详实论据。今天我们就把眼光集中关注这个队伍中的杰出代表王端诚吧。他数十年如一日践行一多先师的理论取得的创作成果值得珍视。他的优秀作品也值得学习与推荐。
2016年,是革命志士闻一多先生殉难70周年,也是诗人,新诗格律建设奠基者闻一多先生的经典诗学论著《诗的格律》发表90周年。当时我就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闻一多：格律体新诗之父》》(载《2016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指出：加强对他新诗格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其伟大价值,并且以创作实绩予以有力的支撑，就是最好的纪念。我们这样做了，但是还远远不够，今后必须继续努力，朝着一多先师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
行文至此，忽生灵感：我们完全有理由把1926年称之为“格律体新诗元年”！那么顺理成章，今年就是格律体新诗第二个百年的首年，即101年了！遥想百载之后，今天到会诸君以及普天之下钟情于格律体新诗事业的诗友们都该到天国去拜见我们的一多先师了。但我确信，那时我们的愿景必将实现，格律体新诗在中国诗坛扬威称雄的局面必将到来！
谢谢大家！
2026·4·20写毕，渝州悠见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