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一座英雄城的集体记忆
——济南战役纪念馆记游
张兴源
天下散文，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见作者的所谓“纯客观”之作，你从头读到尾，只看见材料的堆垒和技巧的炫耀，却触摸不到作者的体温、心跳与脉搏；另一类，则通篇都弥漫着作者的气韵与呼吸，即便叙事之细、说理之深，读者依然能清晰感知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在文字中的行走与思考。我以为，后者才是我辈散文作者的方向。
2026年初夏，我由延安飞抵济南。齐鲁大地，包括山东博物馆、老舍故居、李清照和辛弃疾纪念地以及这处济南战役纪念馆，一直都在我旅行的“预约清单”里藏着，只等一个恰当的时机，像一个老朋友，待彼此都有了足够的积淀，才好坐下来深谈。
而这一次，时机到了。
一
济南战役纪念馆，坐落在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号，位于英雄山景区之内。穿过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大门，沿着一条宽阔的绿荫大道前行，纪念馆便赫然在目了。这里东靠英雄山，西临五里山，以青山为背景，地势高敞，视野开阔。纪念馆坐东朝西，与进入陵园的绿荫大道相连接，入口处有70米宽的28级花岗岩台阶，拾级而上，视野徐徐展开。我站在台阶脚下仰望的那一刻，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这台阶，它不也正是历史的台阶么？一级一级通向一座民族的丰碑，每一级都记录着一段不可磨灭的往事。
这座宏伟的建筑，始建于1998年9月24日——那正是济南解放50周年的日子。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由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事迹陈列室扩建而成。不过，我要特别交代，迄今为止，我查阅的若干资料中，均未标记出纪念馆的建筑设计者姓名。这是一个遗憾，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那些无名者才是历史进程中真正的主力。即便在青史不留名的情况下，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才华与劳作，为后人铸造了这样一座精神的高地。这正像济南战役中成千上万的无名烈士一样，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事迹。那些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无名烈士，他们又何尝不是历史的“设计者”呢？
抬头望去，正门上方，“济南战役纪念馆”七个鎏金大字，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亲笔题写。笔力雄健，势如千钧，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战场上冲锋号角的回声。纪念馆前是一个4000平方米的花园音乐广场，广场两侧有大型浮雕纪念壁，以庄重宏伟的气势涌进每一个走近它的朝拜者的视野。
院内有宽大的台阶甬道，两侧点缀着苍松、翠柏和鲜花。循着台阶向上，迎面便是革命烈士纪念塔——高34.3米，塔顶嵌着红色花岗岩雕刻的五角星，塔身南北两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鎏金大字。塔下，双层塔基的南北两面浮雕着花圈图案，肃穆而意味深长。纪念塔与纪念馆南北呼应，烈士公墓居中，整个陵园规划轴线上，这些建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场域。遥想1948年10月15日，也就是济南刚刚解放二十余日，济南特别市政府便做出了修建革命烈士陵园的决定。我不禁要问：一个刚刚从废墟中站起来、还未来得及拂去身上硝烟的城市，为什么如此急切地要为烈士们筑一座安息之所？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烈士的鲜血，每一个屋檐下都可能站着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不修座陵园，无法面对那些沉甸甸的无言的嘱托。
我站在纪念塔下，望着这座巍峨的建筑，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将我紧紧裹住。我开始在心里翻阅那些厚重的史书卷册：这里是中国古代著名“兵圣”孙武的故乡；这里是春秋“齐地三杰”（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纵横天下的策源地；这里是战国时期孙膑庞涓斗智的古战场；这里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燃起之处；这里是“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吟哦“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故地，是英雄好汉聚义水泊梁山的所在——那里曾啸聚过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众多北宋时期的民间起义英雄——尽管在正统史家的笔下他们被称为“梁山贼寇”，但在民间百姓的心目中，他们是豪侠仗义、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而最让我热血沸腾的，还是公元1128年到1279年南宋军民抗金、抗元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惨烈战争画卷。
我转而想到：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记忆圣地。在古希腊，有马拉松平原纪念碑，那里记录着雅典人以少胜多、击退波斯入侵的光辉业绩；马拉松平原的呼唤，使每个到达那里的人都能想象得出——经过长距离奔跑，一位雅典传令兵精疲力竭倒在雅典广场上，却喊出“我们胜利了”五个字时震古烁今的雄浑回响。在古罗马，有图拉真纪功柱，每一圈浮雕都刻写着一个强大帝国的荣耀与征服；当我们在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那里读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英明论断时才会明白——我们所有的辉煌与苦难，都是血肉之躯的劳动者和战士用汗水与鲜血浇铸出来的。在美国，有珍珠港纪念馆，那沉没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残骸之上，不断渗出的油花被美国人称为“亚利桑那的眼泪”。今天，济南的这座纪念馆，同样承载着中国人民对于那场惊天动地的解放战争、对于那场波澜壮阔的济南战役的不灭记忆。它不是希腊的马拉松，不是罗马的纪功柱，也不是珍珠港的水面——它是属于中国人的记忆之神，它铭记的，是一支人民军队攻克十万人严防固守的大城市的伟大创举，是一个古老民族从内部重新组织起的、创造新历史的磅礴力量。
历史的沉重感与激越感在我心中交替升腾，我缓步朝纪念馆的正门走去。
二
走进陈列大厅，光线变得柔和而深沉。陈列厅分为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济南战役决策、战役经过、人民支前、隐蔽战线斗争和英雄事迹六大版块，依次展开。2018年升级改造后，陈列厅增至八个部分，包括“和战博弈 生死较量”“运筹帷幄 剑指济南”“厉兵秣马 蓄势待发”等，展示脉络更加清晰。
我沿着展线慢慢浏览。第一块展板，便将我带回了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之下。
1948年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面展开之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心率先在山东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当时的山东，除济南、青岛、烟台等少数孤立据点仍为国民党军盘踞外，其余广大地区已全获解放，济南守敌陷入了解放区四面包围的孤立境地。然而，作为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济南北靠黄河、南倚泰山，是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政府深知“济南稳则徐州稳，徐州稳则中原稳”的道理。蒋介石将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及其11万大军部署于此，企图凭借济南坚固的城防，既能牵制华东野战军，又能屏障徐州、拱卫南京。
战争，从来都是意志与资源的角力。王耀武手里攥着一张怎样的牌呢？——济南城墙高达十几米，宽可并排行驶两辆汽车，从核心到外围，遍布钢筋水泥碉堡千余个，雷阵、电网、石墙、鹿砦、壕沟，如同一个个咬紧的獠牙，将这座城市死死咬住。王耀武信誓旦旦，以为可以持险固守、高枕无忧。
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一个政权，一旦脱离人民群众，无论其武力多么强大、防御何等坚固，最终都将被人民的力量所摧毁。
华东野战军在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指挥下，确定了“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方针——以6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共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8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共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兵团。最终实际参战炮兵达10个团、火炮500余门。
1948年9月16日深夜，济南战役打响了。攻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向着这座千年古城发起了疾风暴雨般的猛烈攻击。在战役中，有一个细节令我久久玩味——原本承担“助攻”任务的东线集团，其指挥员聂凤智根据战场形势，不等不靠，将情报部传达的命令中“助攻”二字悄悄改为了“主攻”。而这一改，将国民党军完全搞晕了。这8天8夜里，敌人始终没有弄清华野部队的主攻方向。当西郊机场告急，王耀武急调预备队赴西线时，东线又传来五顶茂岭山、砚池山一夜尽失的凶讯，王耀武只得又将预备队向东调遣。如此左防右堵、疲于奔命，待解放军攻至内城时，敌方预备队早已没有任何战斗力了。这，就是我们指挥员的非凡胆识与战场智慧！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了。8天8夜的激战，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守军10.4万余人（含起义军2万余人），俘获其高级将领23名。攻克济南，拔掉了国民党军在山东腹地盘踞的最大战略据点，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的先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战略，从根本上动摇了其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同时也空前地增强了我军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济南战役，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在陈列厅一隅，我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彩色济南战役态势图，灯光将它与旁边的一幅济南战役烈士英名录长卷辉映在一起。瞬间，我潸然泪下。“一将功成万骨枯”，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将”，而人民永远铭记的是“骨”。在那幅铺展开的长卷上，数千个烈士的姓名写着、印着，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曾是一颗颗跳动的心、一双双仰望的眼睛、一个个惦念着家人的青年汉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参军时或许还穿着打满补丁的土布衣裳。解放全中国这面激动人心的革命旗帜，在前方猎猎飘扬，倒下去的和活下来的战士们，都是这面旗帜上纺不完、织不尽的经纬。
三
“请看……”
讲解员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了陈列厅。
那是一盏马灯，铁质的灯座已经被岁月磨得锈迹斑斑，玻璃灯罩上依稀可见有轻微的划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就是在这盏马灯的光亮下，摊开地图，伏在桌案上，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审度着进攻路线。我凝视着这盏马灯，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深夜的简易作战室里，许世友将军的烟头一明一灭，马灯下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孔凝固如铁。光影移动，他的眼窝里同时装着南京城豪华宴席上的觥筹交错和历城城墙上万千穷苦出身的士兵们被冻裂的双手。
马灯的旁边，有一张简陋的战场用桌。桌上铺的是一张略微发黄的地图，那是济南战役的作战地图。地图上，箭头与标识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留有指战员的手迹。我俯下身子，凑近了看。这是怎样的一张地图呵……一条条攻防路线，逶迤而焦急地延伸开去，像是一部无比壮阔的英雄史诗的草稿。每一笔标注，都关系到千万人的生命，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命运。我忽然想起，此时离济南战役打响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发出了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号召解放全中国的庄严战斗号角。
另一个展柜中，静静躺着一支钢笔。这支黑色的金星牌钢笔，是济南战役中牺牲的华东野战军三纵八师师长王吉文烈士的遗物。在抗战时期，王吉文用它写过日记、写过军令、总结过战斗经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握着这支笔倒下的吗？笔尖上是否还残留着最后一滴墨汁？没有人知道。但我能够想象：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一个师长的命令，一个字、一条要求，都能影响一个营、一个团乃至整个师的命运。由此，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命运也随之转折。笔，此刻无声；而历史，却有战鼓声传来，震耳欲聋。
但真正让我在陈列厅里驻足最久的，是一个展柜中那本薄薄的《烈士清册》。
在济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伤亡2.6万多人的沉重代价，其中5101名烈士长眠在这片土地上。而这本《烈士清册》，由济南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编写，里面记载了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济南战役期间牺牲的1000多名烈士的信息，包括姓名、所属部队、最初安葬地等等。讲解员告诉我们，这是纪念馆目前仅存的一本《烈士清册》。纸张已经发黄发脆，字迹却依然清晰如昨——我俯下身去，借助展柜里的灯光，一字一句默念着那些名字：“李振邦、张德胜、王来福、刘占元……”有的名字之后，还标注着“籍贯山东沂南”“山东莒县”等等字样。
有名字的，算是有了归处。而那些墓区里安葬的674位无名烈士呢？他们的名字去了哪里？他们亲人的思念又该寄往何方？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便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把。
我要特别记下一笔：据我所知，自2021年以来，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了烈士寻亲中心，联合公安部门和高校，运用DNA鉴定技术，为济南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寻找亲人。截至2025年3月，已累计为254位无名烈士找回了名字和亲人。我了解到，济南市将每年9月24日——济南解放纪念日——定为无名烈士立碑日，连续四年举行过庄重的立碑仪式。这是对逝者最深沉的告慰，也是对生者最庄严的承诺。
“烈士”，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是西方语汇中任何一个对等词都无法比拟的。它既包含了对生命逝去的沉痛哀悼，也包含了对为国捐躯者的崇高敬意。它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追求融为一体。在济南的这些烈士面前，我们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寻找他们精神上的兄弟——牺牲的斯巴达三百勇士、二战中攻克柏林国会大厦的苏联红军战士、诺曼底登陆中倒在奥马哈海滩上的美国大兵——都是人类文明史上为正义而战的楷模。而眼前这本小小的《烈士清册》告诉我：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少这样感天动地的平民英雄。他们用人民的血脉组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用民族的魂魄铸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伟大长城。
四
走到陈列厅深处，一个展柜前围了不少人。我挤上前去，看到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纸包，纸包上布满深褐色的斑痕——那是一九五三年印制的伍仟元面额人民币，共18张，但如今纸币上染着的血渍已然如铁锈般赤赫。
这便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染有血迹的“党费”。
1948年9月24日凌晨，济南战役进入决战时刻，九纵战士孙景隆奉命将胜利的红旗插上济南城头。在登城过程中，孙景隆不幸中弹，战友们将他抬到城墙下。等他苏醒过来时，已经躺在指导员彭超的怀里。他用尽最后力气，从怀中摸出一个被鲜血染成红色的纸包。指导员打开纸包，里面有18张纸币和一张字条，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连长、指导员，打济南，我要完成最艰巨的任务。请组织上审查，如果够资格，请接纳我入党，这是我的党费。”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人生最闪亮、最昂扬的时刻，留下的竟是这样一封壮怀激烈的“入党申请书”！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子弹击中，他更没有预料到生命会在22岁的早晨骤然凋零。但他的字条告诉我们，他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准备好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却始终不忘将省吃俭用攒下的钱留给党组织，作为自己的“党费”。
我在这个展柜前站立了许久。
透过那一张张发皱的纸币，我仿佛看见了孙景隆——一个山东农家子弟，或许和我一样出身寒微，或许少年时也曾放过羊、犁过地、在田埂上读过几本从废品站捡来的书。然后，他扛起了枪，走进了部队。在他的潜意识里，“入党”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仰选择，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归属。他用鲜血染红的党费，向世人昭示了一个真理：一个人将自己的信仰与祖国的命运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便跨越了个人的有限，融入了民族无限的永恒之中。
我想起古希腊悲剧中那些为了某种崇高信念而毁灭自我的悲剧英雄。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将火种带到人间，甘愿被宙斯钉在高加索山上，让恶鹫每日啄食他的肝脏。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为了埋葬自己的哥哥，不惜违反城邦的法律、面临被活埋的残忍刑罚。而这些两千多年前西方文学中的悲剧英雄，历经十几个世纪的渐次淡出，却在1948年济南战役的连天炮火中，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普通战士孙景隆身上，奇迹般地复活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战士的牺牲并不是为了“出名”或个人荣誉——他们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主义精神感召下，为了千千万万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民而英勇赴死的。这一点，无论俄狄浦斯还是俄瑞斯忒斯，都是无法超越和比拟的。而孙景隆那张沾满血迹的字条，本质上就是他与全中国人民签订的“无言的契约”。这种契约，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庄重盟誓都更加深刻和直抵人心。
我继续前行。在一个巨幅的浮雕墙前，我停留下来。上面刻着一组组画面：老百姓推着独轮车运送粮食，大娘们纳鞋底、做军鞋，民兵们抬着担架穿梭于火线之间。在济南战役中，山东人民以惊人的热情支援前线。他们推着独轮车，穿过硝烟弥漫的田野，将一袋袋粮食、一箱箱弹药运到战士手中；他们冒着弹雨返回阵地，又将一个个伤员从火线上抢运下来。据统计，战役期间山东省共出动民工50多万人，运送粮食1.4亿斤，支前车辆1.8万辆，担架1.4万副。
独轮车，这小巧的运输工具，看似微不足道，在这幅宏阔的战争长卷中，它发挥着最朴素、最扎实的能量。这就如同千千万万庄稼汉、农村妇女、热血青年，在炮火中活下来的一条朴素的真理：当你真正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战时，人民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这一边，为你推车、送粮，为你流血、牺牲。
五
从陈列厅走向全景画馆，心情愈发沉重，也愈发昂扬。这幢圆形穹顶的建筑，内径42米，周长128米，高18米，顶部的伞形钢架重达4吨，底部与观众台之间，是1260平方米的战地实景复原区，塑型作品127件，其中包括战车、碉堡、残垣断壁以及战士们冲锋陷阵的生命姿态。全景画环壁四周，悬挂着迄今国内最大的苎麻画布——以济南攻城战斗为主线，用高度写实的艺术手法，在环绕济南老城壮美自然景观与城区典型建筑群的背景之上，展示了华东野战军进兵、强攻、登城、突破、进击、巷战等战争情节与场景。
我登上圆形看台，坐在座位上，灯光渐次暗去。解说员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穿透力，在穹顶之下回荡开来：
“1948年9月16日夜，济南战役打响了……”
刹那间，灯光骤亮。全景画馆内的所有灯光、音响、烟雾、投影同时启动。我看到华东野战军的勇士们架起云梯，奋勇攀上高耸的济南城墙。城墙上，敌人的机枪喷射着火舌，密集的子弹如蝗虫过境。一个战士中弹坠落了，另外一个又攀了上去。炮火映红了半边天，硝烟弥漫间，人影闪动，喊杀声震天。
我身旁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他或许是曾经参加过济南战役的老战士，或许是烈士的遗属。我没有问他，但我知道，这些画面对他而言，远不止是艺术——它们是青春，是记忆，是生死，是不可磨灭的生命烙印。
灯光与音效将我带入了那个漫长而残酷的秋天。看解放军战士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殊死的白刃战。夕阳之下，城墙寸寸易手，鲜血染红了护城河。
全景画的高潮是红旗插上济南城头的瞬间。在千军万马之中，一面鲜艳的红旗缓缓升起，在硝烟弥漫的城楼上猎猎飘扬。“济南解放了！”漫山遍野的解放军战士欢呼着、呐喊着。那一瞬间，在场的参观者中许多人热泪盈眶。我的泪水，也无声无息地从眼眶中滑落。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视死如归”。国难当头，前仆后继的战士视死如归；民族存亡之际，奋不顾身的英雄视死如归。这种宝贵的精神品格，贯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但有谁认真想过：一个普通人，要战胜多少对于黑暗、对于疼痛、对于死亡的恐惧，才能做到“视死如归”？这些在济南战役全景画馆中向敌人冲去的战士们，他们也是娘生的、爹养的，也会疼、也会怕。但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他们把自己连同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而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他们的生命，融入了一个崭新的、伟大的新中国的巍峨基座之中，化作了这个古老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壮丽序曲中一个最为震撼人心的音符。
六
从全景画馆的急剧情绪旋涡中挣扎出来，心情渐趋于平静。我沿着陵园内的道路缓缓而行。陵园内安葬着革命烈士1932位，其中无名烈士674位。烈士墓区整齐排列，每一座墓碑前都摆放着鲜花。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23名著名烈士，也安葬在这里。他们在民族最黑暗的岁月里点燃了革命火种，却没能亲眼看到燎原之势——但后人看到了，后人会永远记住他们。
王尽美牺牲时年仅27岁，邓恩铭牺牲时年仅30岁。他们和孙景隆烈士一样，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青春年华。但在历史的星空里，他们却成为永不陨落的恒星，永远光照后世。
我在墓区里走了很久。我的脚步放得极轻极慢，生怕惊扰了这些安息的灵魂。在延安，我无数次走过王家坪、枣园、杨家岭和清凉山的革命旧址，那里也有无数共产党人为信仰而奋斗、为民族而求索的身影。延安清凉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华社总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和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那里曾被人们誉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作为延安日报社的退休记者，我对那些为党的新闻事业奉献终身的前辈充满了生命的礼赞和无上的敬意。
我的思绪立刻跳到了另一个空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迎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了在中国领土上实现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宏伟蓝图，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勤劳奋进，在宝塔山下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与英雄业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山东军民也建立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关系。著名的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密不可分，大批山东子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延安的许多重要指示又源源不断地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向山东。
济南——延安，济南——北京。济南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赶考”铺平了道路，也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军事基础。将历史的坐标向前、向后延伸，在中国近代史上，济南也曾在另一个时间节点上铭刻过民族的耻辱。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出兵济南，残杀中国军民、外交官员近万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山东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济南惨案到济南战役，二十年间，这片古老的土地完成了从受辱到自强的伟大跨越。从被蹂躏、被欺凌、被杀戮，到下决心自己主宰、自己解放、自己站立——这是一个民族精神蜕变与人格成长的壮阔历程。而这一历程的精神原点，恰恰是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从延安到济南，从井冈山到北京——这是一条被烈士鲜血浇灌而成的进步之路、光明之路、胜利之路。
我不禁想起秋瑾烈士的诗句：“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为了补好中华民族尚显不足的“金瓯”，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光明未来，每一代中国人都应当担负起自己所该承担的光荣使命。
七
太阳已经偏西。夕阳的金色光辉洒在英雄山上，松柏的绿意变得更加深沉。
即将离开纪念馆时，我忍不住又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整个建筑沐浴在夕照之中，庄严而肃穆。英雄山巍然不动，苍松翠柏无声矗立。它们就这样日日夜夜守护着这座民族的丰碑，守护着长眠地下的英魂。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陕西人，一个与我一样从陕北高原走出来的共产党人。他曾说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他率领着自己的团队，在黄土地上奋斗了七年，与陕北人民结下了骨肉深情。
正是这样，英雄不是天生的，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济南战役的英烈们如此，延安精神的传人们如此，所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人们，都如此。
临行前，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几句话。我写道：“从延安到济南，跨越千里山河，穿越七十多年岁月，英雄的精神始终激荡在我的胸中。西安与济南，是两座伟大的历史名城；延安革命纪念馆和济南战役纪念馆，是我心头最温暖的两处丰碑。”
走出纪念馆大门，春风起兮，绿叶翻飞。英雄山下一派祥和安宁。卖糖葫芦的老人推着车子悠悠走过，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戏，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在林荫道上散步。这一切，不正是1948年那场血战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地么？
回到宾馆已是薄暮。我推开窗户，远眺济南城华灯初上。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七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废墟上长出新城，让战壕里开出鲜花。但有一些东西，却是时光带不走的——那些在民族存亡之际奋不顾身的英雄们的壮举与情怀，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作为一个从黄土高原走出、从放羊娃成长为国家级作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系统地读过中外文学史与文学名著、也熟谙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人，我此行在“济南战役纪念馆”的所见、所思、所感，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旅游或参观。这既是一次心灵的回溯，也是一次思想的撞击；既是对昨日历史的凭吊礼拜，亦是对明日朝阳的深情仰望。文学的使命，说到底就是在时间的洪流中为人类保留情感的星火与思想的闪光。而历史的天职，不仅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更要引导我们思考“我们要往哪里去”。
这次济南之行，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道路：以笔为戎，以文报国。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这个伟大时代的脉动与呼吸，书写下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壮丽史诗——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献给前辈英烈们真正无愧的答卷。
清夜无眠，思绪万千。窗外“泉城”济南的泉与湖、山与林，早已融入了深沉的夜色。而英雄山上的那座英雄纪念馆，应该也在夜色中巍然矗立吧，如同一座灯塔，照亮过往，也照亮未来。
写到这里，我搁下了笔。那叠染着烈士鲜血的“党费”、那位白发苍苍之老兵眼中的泪光、那本薄薄的《烈士清册》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交替、重叠、变形、幻化，渐次远去，又渐次清晰，在我心头久久地盘旋……
2026年5月中旬大病初愈后写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