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歌联合会《修竹留云》5104期

张二棍诗歌特色论

作者：钱文昌

       在当代诗坛的版图上，张二棍的出现一度被称为“张二棍现象”——一个地质队钻探工，初中文化，28岁开始写作，短短数年便斩获闻一多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茅盾新人奖等十余项大奖，其诗作在社交媒体上被无数读者自发传播，“出圈”程度在纯诗歌领域堪称罕见。这一现象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励志故事的传播——它标识着一种独特诗歌声音的确立：张二棍用他那些来自旷野、山谷与底层生活的诗篇，在当代诗歌的版图上刻下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声纹。

        一、向下的写作姿态

        张二棍最为鲜明的诗歌姿态，是一种彻底的“向下”——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而是置身其间的共生与共振。这种写作选择所倚重的，正是评论家谢有顺强调的“向下的写作向度”：“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

      在张二棍的诗中，“下面的事物”无所不包：生活困窘的小民百姓、命运无常的乡里乡亲、瘦骨嶙峋的垂危河流、驯化的老虎、卑微的蚂蚁、赶路的穷人，乃至白头的野草与待穿的寿衣。翻开他的诗集，随处可见配钥匙的、修自行车的、灰头土脸的工人、石匠、吹糖人、生病的孩子、无助的母亲。他仿佛继承了惠特曼“包罗万象”的歌唱冲动，将聚光灯转向被主流视界遗忘的角落与群体。正如评论者王征珂所指出的，张二棍“放下‘凌空高蹈’的姿态，发散‘人间烟火’的气息；远离‘伟大抽象’的主题，亲近‘渺小具体’的事物”，这把他的诗歌写作与“无涉苍生，无有心肠，无关痛痒”的肤浅趣味彻底划清了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张二棍诗中“下面的人”并非某种被凝视、被同情的客体，而是在平等的生命观中被呈现为“这个世界无可撼动的基石”。评论家谭五昌精辟地指出，张二棍的诗“充满生命的痛感与灵魂的哀伤，拒绝肤浅的欢乐，用朴实的语言展现了底层的生存图景”，而在那些痛感背后，始终有一束光——“那是诗歌的光，是希望的光”。这种光亮不是廉价慰藉，而是源于诗人在与“下面”结盟时的真切共情。

     二、克制而精准的语言探索

       张二棍的语言风格，可以用一个比喻来概括：他的诗歌语言像石匠手中的凿子，每一锤都精准而克制。在口语诗泛滥成“口水诗”的当下语境里，张二棍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近乎悖论的张力——他以口语作为主要语言资源，却不注水、不滥用，以自己特有的沉郁风格，用叙事搭建诗意空间框架，把情感内隐在叙述语句之中。“救”与“囚”两个字的对举，便可撬动整首诗的意义空间：“他祖传的手艺／无非是，把一尊佛／从石头中救出来／给他磕头／也无非是，把一个人／囚进石头里／也给他磕头”——用最少的词语，构建了最大的隐喻空间。

       张二棍的语言功夫远不止于简明有力。他的口语诗是“当代汉语诗歌口语化写作的险峰”，诗作中的场景与意味震撼人心。在他的代表作《喊》中，那一声声呼喊有延展时空的生命魔力，和底层劳苦者春种秋收的生命节奏结合在一起：“不能再喊了／再喊，就有婴儿降临／再喊，这婴儿就应声长大”，读者感受到的不止是声音，更是一种与土地、与家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原始力量和悲剧感。他的隐喻系统精妙而有力——如《他叫曹操》中以历史人物之名揭示现代人真实的众生相，形成强烈的张力与反差，被称为“语义挖掘的典范之作”。

      三、大地深处的素材与视角

       张二棍的诗歌特色，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他独特的生命履历。1982年生于山西代县，18岁进入地质队，成为钻探工；20余年的野外勘探生活，使他穿越过高山大川、深山老林、乡野荒村，获得了无数“接地气、充满泥土气息的素材和感悟”。他曾这样描述野外生活的状态：“山里手机没信号，大家不干活的时候就喜欢打牌。我不爱打牌，因此进山时就带上二三十本书”。在那种与世隔绝的孤寂中，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他的诗歌嗅觉被逐渐唤醒——直到2010年，将积蓄已久的灵感化为诗行。

       这种地质队出身带来的不仅是题材上的独特性，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特殊视角。“我与大地交朋友，与山川拜兄弟”，这不仅仅是文学化的修辞，更是张二棍生命经验的真实投射。他将视野里的草木生灵视为与人同等尊贵的生命，以物我平等的姿态真诚地热爱世间的一切。“山有坐相，树有站相”“草木葳蕤，群星本分”——这些充满灵性的诗句，正是他将地质人从大地丈量中习得的敬畏与体贴，成功转化为诗歌语汇的例证。学者何田进一步指出，张二棍已经建立了“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生态意识”，他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擅于把生态书写和底层书写扭合一处。这使得他的诗在关切底层生命的同时，始终荡漾着一种广袤的自然关怀与宇宙意识。

        四、物我两忘的境界

       进一步看，张二棍的诗歌还有一个深层的美学追求——在写作中竭力淡化自我的身影，将自己从诗歌中“退出来”。他曾表示，“诗人要尽量从诗歌里退出来，诗歌中的自我越渺小，诗歌本身的境界就会越豁达”。这种“无我”的诗歌观，推动了他的语言走向朴素、使他的观察走向“物我平等”的境界。

       在张二棍笔下，落日是谦逊的：“落日真谦逊啊／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麻雀是我们身边等活的零工，冻得通红的爪子，恍若冻僵的劳动者的双手。“我每次伸出掌心，都会有一只／走过来，用舔过大地和野花的舌头／舔一下我，那暖流，长久弥散不去”，羊群于是成为“摸顶与赐福”的菩萨——这份对万物平等的悲悯与温情，不是轻易从书斋中获取的感觉，而是来自一个“往山里一钻就是一个月”的孤独勘探者发自生命底层的共情。

      五、传统修辞下的生命书写

       在乡土诗歌领域，张二棍也带来了富有深意的革新。学者梁盈指出，张二棍用“再现”式的传统修辞方法进行着对乡土的独特书写，以朴素、鲜活的文本将象征化的、平面化的乡土诗歌经验，转化为切身的、有“实感”的生命感受。他没有沉溺于传统牧歌式的田园抒情，更没有将乡土视为某种怀旧的符号景观，而是将其作为生命经验的本真场域，在还乡冲动与异乡漂泊的交织中，生发出新的现代乡土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张二棍的乡土书写并非一味感伤。他的诗既有“枯草伏地，霜迹如一缕缕孝布”这样沉郁苍茫的画面，也有令人莞尔的灵动：荆棘丛中蜂飞蝶舞，那些尖刺却巧妙避开了小动物斑斓的翅膀——“如果我也变成一只更小的昆虫，那些倒立的尖刺，也一定会对我，这具庞然大物，抛却防备之心，像羽毛一样，飘逸、轻盈，柔软下来”。这种将悲悯、嘲讽与温柔奇妙融合的语调，正是张二棍标志性的美学。

       张二棍是当代诗坛一个独特的“扛着铁锹与大风对峙的抒情者”，他也是“将矿脉埋藏进记忆的勘探工”，他用自己的创作回击着许多人对当代诗歌的偏见——以为诗歌仅仅是修辞的迷宫或苍白的情愫。在地质钻探的孤寂工地上汲取灵感，在与底层万物的互文中获得共情，张二棍的诗从大地最深处钻探出思想的泉眼，又在语言上锤炼出如钻石般光亮与力度的结晶。

       或许，张二棍给予当代诗歌的最大启示正在于此：真正的诗心，不需要象牙塔里的温床，也不仰仗学院派的高深——它可以萌蘖于被人忘却的荒野，汲取于日复一日的劳碌，并在与“下面的事物”的温情共舞中，抵达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当许多诗人困囿于小我的感伤与技术的内循环时，张二棍用一种来自生活源头的方式提醒我们：诗歌仍有能力、也有责任去照亮那“知饱知饥，知冷知热”的人世间。而他自己，则始终以一颗赤诚的、与尘土比邻而居的心，将人与世界的秘密，镌刻在旷野无言的长风中。正如他在《六言》中所写，“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这正是张二棍最精准的自我写照，也是他给予这个时代最深沉而动人的诗学告白。

作者简介：钱文昌，甘肃永登人，兰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兰州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华诗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特邀顾问、现代诗歌研究院院长。专著《第三利润源泉》获中国发展研究奖。诗集《钱文昌诗选》获兰山文学奖、华语文学图书金奖。《胡杨》获2014中外诗歌邀请赛一等奖。长诗《黄河照耀中国》获第九届"祖国好"华语文学艺术大赛金奖。多次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