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寸牡丹牌

 

文 / 墨涵

 

现在的电视薄成一张纸，挂在墙上。几百个频道任指尖翻卷，却翻不出三十多年前，那台1976年产的9寸牡丹牌黑白电视机的光。

 

棕红木质外壳，边角被岁月磨出琥珀色的包浆。它是全家最金贵的家当，更是这个家唯一的停战令。

 

父亲是岭北矿医院的药剂师，抓药的手稳如磐石，戥子上的毫厘分毫不差。可只要酒液入喉，这双手就成了失控的秤砣。晚饭必喝三两，酒劲上来，碗碟翻飞，凳子倒地，单位的积郁混着酒气吼出来，震得房梁落灰。

 

母亲是矿务局医院的牙医，性子烈如钢锉，从不与他正面争执。只抱着胳膊倚在门框上，冷眼看着，眼底的疲惫，比矿道里的煤还沉。等父亲歪在炕梢打起呼噜，酒气裹着浊气漫满屋子，我和弟弟就缩在炕角，睁着眼挨到天光大亮。

 

宿醉的清晨是另一场煎熬。父亲头疼欲裂，喉咙里滚着浑浊的哼唧，眼皮重得像焊住了。醒转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沙哑的气音：“水……”

 

我蹑手蹑脚爬下炕，抓起那个掉了半块瓷的搪瓷缸。他捧着缸子猛灌，呛得脖颈暴起青筋，咳得弯下腰。一杯水下肚，酒意退去，愧疚就漫了上来。母亲攒了一夜的委屈，也跟着决了堤。她不吼，只是一句一句地说，字字像针尖，扎在父亲的脊梁上。他低着头，指节攥得发白，一声不吭。那种死寂，比昨夜的摔砸声，更让人窒息。

 

我和弟弟早早学会了看眼色。只要空气开始凝固，就悄悄缩到墙角，盼着有什么东西，能把这难熬的时刻渡过去。那台笨重的牡丹牌，就是我们全家的诺亚方舟。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格外凶。鹅毛大雪飘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天地已经糊成一片白。风卷着雪粒子，砸得窗户纸簌簌发抖，像谁在外面哭。母亲在灶台忙活，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盖不住屋里的低气压。父亲坐在炕沿抽烟，烟蒂堆了一小堆，酒壶也见了底。他摸摸空口袋，下巴朝我一扬：“去，打半斤酒，带盒大生产。”

 

我裹紧棉袄，扣上棉帽的耳罩，一头扎进风雪里。雪没到膝盖，每一步都陷得很深，咯吱声在空荡的巷子里格外刺耳。半里路，我走得步步惊心——怕回去晚了挨骂，更怕他喝了酒，这个家又要碎一次。

 

提着温乎乎的酒瓶回家，菜已经摆上了炕桌。父亲拧开瓶盖，琥珀色的酒液注满玻璃杯。就在杯沿即将碰到他嘴唇的刹那，弟弟突然扒着炕沿，尖着嗓子喊：“姐！《霍元甲》要开始了！”

 

那只端着酒杯的手，骤然停在半空。

 

酒液在杯里晃出细碎的涟漪，映着他犹豫的脸。他盯着杯子看了几秒，慢慢放下，起身走向墙角的牡丹牌。拧开旋钮，屏幕炸开一片密密麻麻的雪花，电流声滋滋啦啦，像无数只虫子在叫。他伸出两根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拨弄头顶那两根羊角天线，转一下，停三秒，歪着头眯着眼看。不行，再转。最后，他抬起手，在那磨得发亮的木壳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两下。

 

就是那两下。

 

雪花骤然退去，霍元甲的身影，清晰地跳在了屏幕上。窗外的雪光，和屏幕的黑白光影搅在一起，在土墙上晃出明明灭灭的光斑。父亲坐回炕沿，重新端起酒杯，却不再猛灌，只是小口小口地抿。母亲搬来针线笸箩，坐在灯影里纳鞋底，针线穿过千层底的嗤嗤声，混着电视里的拳脚声，竟奇异地和谐。我和弟弟挤在炕头最暖的地方，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一口气吹碎了这偷来的安宁。

 

屋外大雪封门，屋内光影流转。那九寸见方的屏幕，像在沉闷的日子里，撕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江湖的风从那里吹进来，吹散了父亲的戾气，抚平了母亲的褶皱，也带走了我们心底的恐惧。那一刻，所有的鸡零狗碎，都暂时烟消云散。

 

后来，家里换了彩电，又换了液晶，屏幕越来越大，画质越来越清。那台牡丹牌被扔进仓房，落满了厚厚的灰，最后搬家时，不知遗落在了哪个角落。

 

如今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遥控器按了一遍又一遍，几百个频道，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连呼吸都不敢用力的心跳。我总想起那个大雪封门的夜晚，想起父亲宿醉后沙哑的嗓音，想起母亲纳鞋底时的背影，更想起他拍在木壳上的，那轻轻两下。

 

那台不会说话的老机器，装着我们家所有的鸡零狗碎，也装着父母半辈子的磕磕绊绊。它是旧日子里漏下来的一束光，温柔地照过这个贫穷、吵闹，却又紧紧抱在一起的家。

 

现在的电视再清晰，也映不出那九寸光影里，一家人挤在一起的温度。那是穷日子里，最沉的心跳。

作者简介

陈冬梅，笔名：墨涵，北疆鹤岗人，年逾古稀。半生扎根黑土，暮年归心笔墨。退休后以文字为舟，载着故土情怀与人生感悟，在散文与诗词的天地里慢行。系鹤岗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全球诗歌海外经典诗人文苑》人气作者。其文质朴真诚，其诗清浅动人，于寻常烟火中打捞细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