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命致敬9•转院

庞进 

我心里清楚：从陕西省人民医院到西京医院，并不只是换一家医院，而是把命重新押上一回。——题记

2018年9月17日，日本专家为我施行介入手术未果，我再次被送回心血管病区重症监护室。

被推出手术室时，周医生来到床边安慰我：“老庞，你别焦虑。下一步，我把你推荐给我的老师——西京医院李成祥教授。你这情况确实严重，但还不是没办法，顶多五个支架！”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李成祥”这个名字。

由于手术分别在右手腕桡动脉和右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两处都做了加压包扎，我必须严格平躺二十四小时，右腿还被固定在床栏上，以防睡梦中不自觉蹬动。这样一来，我整个人几乎被“钉”在病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坐起，两个穿刺口还隐隐作痛。于是，我又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度时如年。

邻床躺着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董姓患者。交谈中得知，他的手术排在我前面，日本专家成功为他植入了两枚支架。他说，这位日本专家，在省医院一共做了四台手术，两台成功，两台未成功。而我，正是那两台未成功中的一个。

重症监护室，本就是医院里最接近生死交界的地方。

病床不断被推进推出，护士端着药盘来回穿梭。心电监护的滴答声、输液泵有节律的运转声、隔帘拉动的轻响、病人的咳嗽和低低呻吟，交织成一片。尤其到了后半夜，一位病人疼痛难忍，一声声“哎哟哟——”的叫喊，在寂静里格外清晰，听得人心头发紧。

就这样迷迷糊糊，一直熬到天亮。

值班护士快要交班了。主管我的这位护士，年纪稍长，发药、输液都格外细心。她轻轻拔去我手背上的针头时，我说：“谢谢你，辛苦一晚上。”

她微微一笑：“不辛苦。”

回到护士台片刻，她又折返回来，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只写了七个字：西京医院李成祥

我立刻明白了她的心意，郑重地点头致谢。

18日傍晚，一位实习医生来为我解除包扎。

我趁机问他：“像我这种情况，如果支架再做不成功，还有别的办法吗？”

“搭桥啊。”他脱口而出。

“怎么搭？”

“从你身上取一段好的血管，接到心脏堵塞的地方，替代原来不通的血管。”

“那要开胸？”

“当然。”

我心里一沉，问：“搭了桥，生命还能维持多久？”

“十年左右呗。”他轻描淡写地答。

实习医生走后，邻床董患者转过头来对我说：“老庞，你听我一句，别灰心，别放弃。能做支架就别搭桥，这儿不行，就换一家医院。”

患病以前，我对“支架”“搭桥”这两个词并不陌生。同学、同事里，做过支架的已有几位，搭桥却少有听闻。支架的滋味，两上手术台之后，我已亲身尝过；而搭桥，对我来说仍是陌生而沉重的。

我躺在床上，通过手机查资料，才弄明白：支架，是沿着原来的血管，把狭窄处撑开，算是“原路维修”；搭桥，则是取自身血管，绕过堵塞处，另接出一条新路。前者微创，后者开胸；前者多用于局部病变，后者更多用于多支、复杂、严重病变。

至于出自那位实习医生口的“搭桥只能活十年左右”的说法并不严谨。许多搭桥患者术后依然可以长期、较高质量地生活，寿命也未必就被“判”在十年上下。只是当时的我，骤然听到这句话，心里还是猛地往下一沉。

而我的情况，已是再明白不过：省医院周医生没做通，远道而来的日本专家也没做通。我患的是多支血管严重病变加慢性闭塞，用医学上的话说，已属“三支病变”的重型冠心病。

看来，我很可能真要走到搭桥这一步了。

可若让我在支架和搭桥之间选，我还是宁愿选支架——哪怕再痛，至少不用开胸。

也就在那时，我下了决心：该考虑转院了。

往哪儿转？

周医生提过西京医院，提过他的老师李成祥教授；值班护士也悄悄写下了这个名字。——那就去西京医院，找李成祥教授！

可问题是，十八天前我才去过西京医院急救中心，深知那里患者如云，一床难求。要想顺利转过去，必须找人帮忙。

我先想到一位刘姓作者。他原是西京医院儿科医生，妻子也在西京医院放射科工作。当年我主持《西安晚报》副刊版面时，曾多次编发他的文学作品。我大女儿结婚，他还专程驾车前来道贺。后来听说他辞职创办了儿童医院。我翻出电话号码打过去，却提示为空号——想来早已换了号码。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报社一位副总编。副总编当即表示，摄影部有记者和西京医院宣传部相熟，他马上联系，让其帮忙沟通。

不一会儿，摄影部记者来电话说：“庞老师，我已经和西京医院宣传部联系过了，他们已给李成祥教授打过招呼，您尽快办转院，和李教授助手小杨联系。我把小杨的电话号码发给您。”末了又安慰我一句：“庞老师别紧张，血管堵塞是常见病，放两个支架就没事了。”

当天下午，弟弟隆也来看我。谈起转院，他说：“我去见周大夫，请他亲自给李成祥教授打个电话。”

弟弟去了不多时便回来，说：“周大夫当着我的面，给李教授打了推荐电话。李教授说：没问题，转过来吧。”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下踏实了许多。

于是，2018年9月19日上午，在弟弟、妹妹、妹夫和学生少阳子的陪同下，我告别陕西省人民医院，乘出租车直奔长乐西路——西京医院。

这一次，我在省医院住院七天，各种费用共计51226.27元，医疗保险统筹支付50426.71元，个人账户支付799.56元。

后来，我在陕西省人民医院《出院记录》上看到了“出院时情况及医嘱”：

患者一般情况可，无胸闷胸痛不适。患者表示拟于外院行冠脉支架植入术，反复告知自动出院风险，仍要求自动出院，同意自动出院。

出院嘱继续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硫酸氢氯吡格雷片、阿托伐他汀钙片、美托洛尔缓释片、坎地沙坦酯片、曲美他嗪片、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等，继续外院治疗。

出院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心功能Ⅰ级（Killip分级），腔隙性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高血压2级（很高危）。

白纸黑字，语气平静，看上去仿佛不过是一次寻常的转诊。

可我心里清楚：从陕西省人民医院到西京医院，并不只是换一家医院，而是把命重新押上一回。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中华龙学》《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平民世代》《庞进文集》等著作五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