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文化抗战的主将大纛——《郭沫若评传》系列之五 李千树
大时代的大浪潮头,他是一面不倒的旗。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以笔为矛,以舞台为战场,
将那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古人的躯壳之中。
他是主将,亦是旗手,
于民族危亡之际,高擎起文化抗战的大纛。
一、“别妇抛雏”归国路,受命危难执帅印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神州大地的宁静。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遥望故国烽烟,胸中块垒难平。“七·七”事变次日,他便挥毫写下忧时愤世的七律,然仅凭笔墨难以消解心中块垒。彼时他已有归意,只是碍于日本警视厅的严密监视,行动殊为不易。直至七月中旬,得友人钱瘦铁、金祖同相助,他终于在一个暴雨如注的清晨,告别了安娜及儿女,只身潜逃。临行前,他回望那个生活了十年的家,心中默念:“这是为回国去做壮士,虽则有家室之累,也只好国而忘家了。”
别妇抛雏,本就是人间至痛,然而在国家民族的滔天巨浪面前,个人的儿女情长不得不被深埋心底。当轮船驶出神户港,海天茫茫,他望着逐渐远去的海岸线,那积压了十年的情感喷薄而出,化作悲壮的诗句: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哭吐精诚”四字,并非文人的矫情,而是一个赤子面对破碎山河的血泪誓言。此诗传诵大江南北,成为激励无数爱国青年投笔从戎的战鼓。
1938年初,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各路人马云集,急需整合文化界的抗战力量。国民党恢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谁来执掌负责文化宣传的第三厅?陈诚与周恩来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郭沫若。
然而郭沫若对于“做官”一事极其抵触。北伐时期他曾在政治部任职,目睹了官场的腐败与倾轧;且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旗下做事,动辄得咎,恐难施展拳脚。他曾坦言:“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然而,周恩来亲自登门,反复陈说利害。周恩来一语点醒梦中人:“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这便是政治家的远见与胸怀。第三厅不仅是宣传机构,更是中共在国统区合法存在的旗帜,是团结文化人的“法统”招牌。经此点拨,郭沫若恍然大悟,于1938年4月1日正式就任第三厅厅长。就职之日,他誓言虽不在前线冲锋,却要在文化的战场上“视死如归”。这面大纛,就此在硝烟中树起。
二、“三厅”挥旌聚群英,文化战场起风雷
郭沫若执掌第三厅,绝非寻常的官吏上任,而是文化界的“招兵买马”。他深知,抗战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人心与精神的较量。他广延人才,一时间,阳翰笙、田汉、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文化界巨擘云集麾下。三厅下设三处:第五处负责动员,第六处负责艺术宣传,第七处负责对敌宣传。这实际上是将全国最精锐的文化力量纳入了抗战的体系之中。
1938年4月的“武汉抗战宣传周”,是第三厅的初试啼声,亦是郭沫若的一次辉煌亮相。在周恩来的幕后指导下,他调动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宣传队以及驰名中外的“孩子剧团”。一时间,武汉三镇街头巷尾,巨幅漫画触目惊心,救亡歌曲响彻云霄。郭沫若有演说之才,他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嗓音,通过麦克风传递出振奋人心的力量。他在日记中兴奋地记录:“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这不仅是宣传,这是对沦陷区悲观的清洗,是对大后方民心的重铸。
1938年底,武汉沦陷,郭沫若撤至重庆。1940年,国民党强撤第三厅,试图瓦解这支文化军队。又是周恩来出面斡旋,以退为进,在“三厅”的废墟上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仍以郭沫若为主任。此时的郭沫若,已无需“厅长”的虚衔,他实至名归地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精神领袖。
三、借古人之骸骨,浇胸中之块垒
若说三厅的行政工作是郭沫若组织抗战的“有形战场”,那么他的历史剧创作,则是直插敌人心脏的“无形利刃”。1941年至1943年间,皖南事变的血雨腥风笼罩山城,国统区政治气压低至极点。郭沫若满怀悲愤,却无法直书现实。于是,他将“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聂政、高渐离的时代里去了”。
他曾在创作论中提出“失事求似”的原则,即不追求历史细节的绝对真实,而要追求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与时代精神的强烈共鸣。恰如鲁迅先生当年的笔法,郭沫若在舞台上下了一盘更大的棋。
1941年12月,《棠棣之花》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此剧讲述了聂政刺杀侠累的故事。郭沫若将原剧中单纯的“士为知己者死”,升华为反抗强暴、反对分裂的政治寓言。剧中的侠累,俨然成了“媚外求荣”的国贼;而聂政的刺杀,则是正义对邪恶的清算。当聂嫈、春姑这些女性角色在舞台上高呼“去吧,兄弟,我望你鲜红的血,开出一朵自由的鲜花”时,台下观众无不潸然泪下。这血,不仅是古人的血,更是千千万万抗战烈士的血。闻一多先生观后动容,谓“这剧本是抗战以来最好的诗剧”。
然而,真正将郭沫若推上神坛的,是1942年初问世的五幕历史剧——《屈原》。
四、《屈原》:雷电颂中的民族脊梁
在那个闷热的山城之春,郭沫若仅用十天时间,便一气呵成了这部千古绝唱。《屈原》不单是写一个诗人的遭遇,而是借屈原与南后、靳尚的斗争,犀利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是追求“大公”与“自由”的战士,他虽遭谗言被疏,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
剧中的高潮,不在情节的曲折,而在第五幕第二场那震撼灵魂的《雷电颂》。
这是被困在东皇太一庙的屈原,面对雷电交加的暗夜,发出的灵魂呐喊。郭沫若将那宇宙中最狂暴的力量化作文字,让屈原呼喊道: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
“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
“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
这哪里是两千年前的牢骚?这分明是1942年,大后方全体进步人士压抑在胸中的怒火总爆发!这“无形的长剑”,即是真理,是民心,是绝不屈服的意志!
《屈原》在重庆公演,由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演出之轰动,可谓万人空巷。据说,每当金山在台上朗诵《雷电颂》,台下便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观众的情绪随着雷电的轰鸣而起伏。国民党右派潘公展敏锐地嗅出了其中的“毒素”,暴跳如雷,扬言“《屈原》是成问题的,必须停演”。
面对高压,郭沫若镇定自若,周恩来更是亲自坐镇。周恩来曾一连看了七遍《屈原》,他不仅欣赏艺术,更从中看到了巨大的政治动员力。他对郭沫若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这戏剧的一角,撕开了雾都的阴霾,让阳光照进了人心。
五、铸剑为犁,击筑悲歌
若说《屈原》是一首雷霆万钧的抒情诗,那么紧随其后的《高渐离》(原名《筑》)则是一曲悲壮的复仇战歌。高渐离,这位荆轲的挚友,以筑击秦王的壮举,历来为史家称颂。郭沫若在这一人物身上注入了“反抗暴政”的现代内核。
剧中,高渐离为了替知己复仇,反抗暴秦,不惜自瞎双目,以筑中藏铅,奋击嬴政。这“盲者的愤怒”,正是失去言论自由、在黑暗政治下挣扎的国统区人民心态的写照。郭沫若借高渐离之口,喊出了“天下的人都是我的知己”的博爱与反抗精神。这出戏虽不及《屈原》影响深远,但它在艺术上对悲剧力量的挖掘,乃至对暴政的诅咒,都在当时起到了砥砺民气的作用。
此后的《虎符》歌颂“舍生取义”,《孔雀胆》哀叹政治联姻的悲剧,连同后来的《南冠草》,这一系列剧本构成了郭沫若文化抗战的完整序列。他笔下塑造了一系列光辉的女性形象——深明大义的聂嫈、纯洁无瑕的婵娟、刚烈多情的如姬。她们不仅是花瓶式的配角,而是推动情节、彰显主题的灵魂。特别是婵娟,作为屈原精神的继承者,她喝下毒酒而亡,象征着正义虽被摧残,但其精神永存。
六、大纛不倒,精神永存
1944年,郭沫若迎来五十寿辰。在烽火连天、国步艰难之际,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专文《我要说的话》。
周恩来将郭沫若与鲁迅并提,这一定位,至今仍是评价郭沫若抗战时期地位的最权威论断。周恩来说:“鲁迅自称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主将”与“向导”,这两个沉甸甸的词,正是对郭沫若文化抗战生涯的最佳注脚。他既在体制内(第三厅/文工会)为同仁争取生存空间,组织实际的救亡活动;又在艺术创作上独领风骚,以高产量、高质量的作品,将抗战文艺推向了时代的顶峰。
那面绣着“屈原”精神的大纛,在雾都重庆的上空猎猎作响。它告诉每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中国人:即使土地沦丧,只要这根文化的脊梁不断,民族就断不了根,灭不了种。
郭沫若用他的笔,将古代的英魂召回,借他们的躯壳,注入了现代的血肉。那雷电般的怒吼,至今仍在历史的峡谷中回响,提醒着后人: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曾有这样一位诗人,以墨为弹,以纸为城,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文化长城。
2026年5月21日晨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