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韬
我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属鼠（一九四八年），我有一兄三弟四妹，亲戚家境不比我好。那时生活物资（油盐柴米衣食住行）都是计划供应，凭票去当地供销社购买。如做衣服的布，不分男女老幼，每人都是一丈四尺五寸，最好的花棉布单价是三至四角钱一尺。也有更贵的，如卡叽布，只有新郎官才.买。我家人口多，布票多得用不完，老爸就偷偷拿去“黑市”倒卖，……“倒卖票证”这在当时是严禁的，一旦被市场管理人员抓到，不但耍要搜身，还会遭到毒打。
我那个生产队的条件较好，一个甲等劳力可赚12分，相当于八角钱，可以买两尺布，或者买五斤盐（1.6元/斤），或者买十六个鸡蛋，或者买一条（10包装）经济牌香烟……，因为凭票，你就是口袋有钱也买不了！我们大队有十二个生产队，象我这般好的队只有三个，其他九个队则格格不如，如我娘子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壮汉干一天的劳动报酬也只值两角钱，人均年口粮还不到二百八十斤谷子呢！
那时看病，只收五分钱挂号费，不管门诊或住院，都是据实报销。我村上有个女社员叫祝帼国，在衡阳市人民医院切除子宫瘤，花费上万元，也由医院院长签个字，费用全全免了。
至于说到孩子上学的学费，只要社队证明是当地困难户，除了书藉课本费外，学杂费全免。我上初、高中时，是寄宿生，因家庭困难，寄宿费全免了。生活方面，大米自带，一学期只缴13元油盐菜经费。
我兄弟姊妹九人，三个念完了高中，三个上了初中，两个好打架贪玩，只读过小学。我兄长比我大八岁，他没进过校门，但在村里上过三年夜校，认得近五百个汉字，算是摘了文盲帽子。后来应征入伍，退伍后又参加了工作，穿“四个口袋”，插“自来水笔”，己经是个文化人了。
那是个火红年代，全村上上下下近两百号人，吃过三年公共食堂，大家恨不得一口气就干成共产主.义。就连我们这样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也都急了，天天想送鸡毛信！那时没有贪腐，干部以身作责，以多劳少得为荣。我老爸对我兄弟姊妹菅得怎严，拾稻穗都得交公，一粒也不许带回家。
在我那批小朋友中，也不乏地富子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直到海峡那边的蒋老头子叫嚣“反攻大陆”时，阶级斗争才真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个天翻地覆，人人自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