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梅：煤城淬火（散文）

 

文 / 墨涵

 

第一章：寒门炉火

 

煤城的风，是淬过冰的针，裹着亿万年煤层的寒气，扎在脸上，扎进骨头缝里。我在这风里长大，吹了五十年，风磨平了我的棱角，却磨不灭我眼底那点不肯熄灭的光——那是炉火的光，是梅花的光。

 

我生在医户之家，原名陈伟。母亲是镇上有名的牙匠，手指细长如竹，握钳子时骨节分明，街坊四邻把嘴里的病痛交给她，她从不失手。夜里总有一盏昏黄的灯悬在屋梁，灯下是母亲打磨牙具的沙沙声，那是铁与瓷的私语，细密、安稳，像日子本身在呼吸。父亲曾是镇上最铁面无私的纪检干部，腰杆永远挺得笔直，像矿上刚采出的工字钢。他带回来的人民日报带着新鲜油墨香，我总爱趴在他膝盖上闻，那是我童年里唯一不带煤尘味的香气。

 

可命运的风向说变就变。他因不肯在一份不实材料上签字被撤了职，一夜之间，那根挺直了半辈子的工字钢，弯了。从前的英气全沉进了烧刀子酒里，醉了，家便是战场。摔盆砸碗的脆响，是我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三九寒天，风雪卷着怒吼撞进门，他把饭兜狠狠摔在地上，瓷片崩溅，白色碎碴扎进我的棉鞋鞋面。母亲红着眼骂：“你不如醉死在外面！”话音未落，烧得发烫的铁炉盖带着风声直奔母亲面门。我几乎是凭着本能扑了上去。

 

眼眶撞在冰凉的铁沿上，那一声闷响从骨头缝里钻进耳朵。剧痛让我眼前发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落。我怕，怕我一哭，这场战火会烧得更旺。弟弟比我小三岁，我们常挤在墙角，裹着打了补丁的薄被，在父母的打骂声里瑟瑟发抖。墙上有一道手指宽的裂缝，冬天的风从那里钻进来，先是凉，再是麻，最后什么也感觉不到。弟弟的脚趾冻得发紫，我用手心给他捂着，捂着捂着，自己的手也僵成了冰块。梦里，全是浸透冷汗的寒意。

 

深秋的风冷得像刀。那晚，母亲的哭声被风揉碎在院子里。她牵着我和弟弟，一步步走向结着薄冰的人工湖。她说，一起去那边，就不用受苦了。水边的芦苇枯了大半，剩几根在风里抖得像筛糠。我低头，看见母亲脚上只穿了一只黑布鞋，另一只掉在了半路，光脚踩在冰碴土路上，沾了泥，也渗了血。她的手里，还紧紧攥着我和弟弟的半块窝头——那是我们当天的晚饭。是邻居的呼喊，把我们从冷月下拉了回来，才没让这把骨肉，沉进那片刺骨的寒川里。

 

我没见过邻居的脸。但那个穿过风雪的声音，我记了一辈子。

 

别人的童年是糖和游戏。我的童年，是柴米油盐的重压，是夜里冻得发僵的脚，是墙上那道灌风的裂缝。可我知道，我不能垮。我护着妈妈，护着弟弟，也护着心里那点微弱的光——我要走出去，要活出个人样来。

 

后来，在一本卷边的旧语文课本里，我读到一句诗：“梅花香自苦寒来。”那一刻，我忽然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叫冬梅。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作业本的角落写，在课本的扉页写，在烧火的煤块上写。我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得煤块都发了热，写得心里那点微弱的光，慢慢长成了一株梅。

 

第二章：铁轨与书声

 

一九七四年盛夏，蝉鸣被煤尘压得发闷。我揣着皱巴巴的高中毕业证走出校门，迎面撞上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浪潮。政策限定城市一户只留一个孩子，弟弟背起打满补丁的铺盖去了青年点，我则留在鹤岗，成了矿务局运输处工程队的一名临时工。修铁道。

 

清晨六点，小火车哐当哐当把我们摇醒，载向青石山。傍晚六点，伴着煤烟味的夕阳回城。记忆最深的是“大战红五月”。雨下个没完，脚下的泥混着煤渣，一脚下去陷到脚踝，拔出来时鞋底带着啪嗒的闷响。我们披着漏雨的塑料雨披，铁锹抡得飞起。雨水顺着帽檐淌，混着汗水浸透衣裳，分不清哪是雨哪是汗。没人喊苦。工资分三等，一等工比三等工多三块钱。我一个姑娘家，肩膀磨破了就垫上毛巾，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划开纸。月月，我都攥着那张印着一等工的工资条回家。那薄薄的纸片，是母亲的止疼药，是弟弟的作业本，是我能撑起这个家的全部底气。

 

母亲看我累得沾着枕头就睡，心疼地抹泪：“丫头，别遭罪了，去考考代课老师吧。”我咬牙报了名，竟真考上了。西山小学脚踏琴前的时光，比冰冷的铁轨温柔百倍。孩子们的歌声飘满教室，日子也跟着亮堂起来。

 

不久学校分家，我分到向阳小学，接手三年级班主任。教室的玻璃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掉的煤尘。我领着孩子们趁周日来学校，拎着水桶，举着抹布，踩在窗台上踮脚擦。小不点们够不着高处，就蹲在地上擦窗台，擦完了自己的，又跑来帮我扶水桶。阳光终于穿透玻璃照进来，满教室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地碎钻。学校还有片荒地，我们一起扛锄头开垦成菜地，种上芹菜。有个叫小虎的男孩每天下了课就去守着，说要看芹菜做不做梦。嫩芽破土那天，他光着一只脚冲进办公室，手里举着半根带着泥土的小芽，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那些笑脸，比芹菜苗还招人疼。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我入党了。区委常福来书记笑问：“小姑娘，为啥想入党？”我实话实说：“书记，我想早点转正，有个正式工作，能多挣点钱养家。”书记大笑，说这孩子实在。笑完了，他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上有老茧，很暖。

 

同年，工农兵大学生保送指标下来，全区代课老师仅我一名党员，人人都说名额非我莫属。我翻出攒了半年工资买的新本子和钢笔，用牛皮纸包好，满心欢喜地等通知书。结果，市里临时改规，所有名额全划给了中学。三个保送生，无一党员。

 

那几天我像丢了魂，躲在屋里哭了整整一夜。攥着写好的申诉信要去教育局讨说法，母亲的好闺蜜却登门了。她拉着母亲的手叹气：“她孙姨，你家冬梅是党员，以后机会多。这次，就让俺家孩子去吧，他这辈子就这一个指望了。”母亲端着两杯茶从厨房出来，手是稳的，茶也没有洒。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央求，有抱歉，还有一种我那时读不懂的卑微——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个底层母亲，替女儿忍下的全部委屈。我看着那一眼，把已经攥得皱巴巴的申诉信，慢慢撕成了碎片，扔进了灶膛。火舌舔着纸片，很快就化成了灰烬。罢了，不闹了。我是党员，我得让着。

 

虽没上成大学，我却凭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向阳小学党支部推荐上了鹤岗师范中专学校政文班，还当了团支部书记。那时候，中专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制度，党员身份是最硬的政治条件。我知道，这是组织给我的珍贵机会，是苦难岁月里递来的一束光，我倍加珍惜，不敢有丝毫懈怠。课余要挖备战洞，我本就血压低，加上连日劳累、心事郁结，一次挥镐劳作时眼前一黑，直挺挺晕了过去。醒来时，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十个指尖还留着校医针灸的酸胀痛感。同学们围了满满一屋子，有人悄悄给我换上了一双干净的新棉袜——我原来的袜子，脚趾头已经磨破了个洞。有人红着眼，大声喊：“向共产党员陈伟学习！”我张了张嘴，想说我叫冬梅，却没说出口。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党员这两个字，是责任，是担当，比我的名字更重。

 

师范中专毕业，我分到十三中，任团总支书记兼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双清澈求知的眼睛，我忽然觉得，那些熬过的苦、咽下的委屈、扛过的风雨，都化作了照亮前路的光。

 

第三章：淬火成钢

 

一九八〇年，一纸调令将我送入鹤岗团市委学校部。八十年代初的风，是新的，吹在脸上有股往前推的劲儿，带着破土生长的春日气息。

 

三年后提副科，又两年提正科。那五年，我像上了发条的钟，一刻也停不下来，全身心扑在青少年工作上。我组织全市中小学生队列与团体操比赛，看着几千个孩子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主席台，阳光洒在他们稚嫩的脸上，像镀了一层耀眼的金；我筹办全市少年篝火晚会，熊熊火焰窜向夜空，映红了孩子们的笑脸，也映红了漫天晚霞，欢声笑语洒满夜色；我代表鹤岗，在全省中学工作会议上交流办学育人经验，那份发言稿，我逐字逐句打磨，改至凌晨四点；我带领全市优秀辅导员南下开展夏令营，让深山煤城的孩子第一次看见辽阔大海，也让我自己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

 

而最让我耿耿于怀、全力以赴的，是啃下“辅导员转业难”这块硬骨头。那时候，全市三十七名老辅导员，深耕少先队教育数十年，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可临到中年、临近退休，却面临无编制、无保障的困境，晚年生活没有着落。看着他们花白的鬓角、粗糙的双手，看着他们扎根教育一辈子却无所依托的模样，我心里又酸又疼。

 

我深知，这群育人者，不该被辜负。此后一年，我奔走在各个部门之间，多方沟通、反复协调。先后撰写三份详实的专项调研报告，梳理问题、总结现状、提出解决方案，牵头召开七十二次协调推进会。无数个深夜，我独坐办公室梳理材料、完善方案，常常熬至天光微亮。为了推动政策落地，我也曾在部门门口久久等候，顶着寒风反复对接。有人不解，劝我不必较真，有人非议，说我多管闲事。可我始终笃定，三尺讲台育桃李，一生奉献为少年，绝不能让深耕教育的老师们流血流汗又流泪。

 

终于，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困扰多年的辅导员转业、编制保障难题彻底解决，所有一线辅导员都落实了相应待遇与保障。那天，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辅导员紧紧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冬梅，谢谢你，我们终于有家了。”那一刻，所有奔波的疲惫、所有难言的委屈，都烟消云散，只余下满心的温热与笃定。

 

这期间，我结婚生子。休完五十六天短暂的产假，我割舍下襁褓中的孩子，托付给家人照料，义无反顾一头扎回岗位，坚守本职工作。那年初冬，我凭借踏实的作风、务实的担当获评全市劳动模范。红彤彤的荣誉证书捧在手心，滚烫厚重，既是肯定，更是鞭策。

 

全民学历提升的浪潮袭来，我主动报名函授大专进修。学业即将收官，仅剩最后一门文艺理论科目便可顺利毕业时，年幼的孩子突发重度疟疾，高烧持续不退。我寸步不离守在病床前，日夜照料、反复降温，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全力守护孩子的同时，终究遗憾错过了结业考试。

 

遗憾虽存，初心未怠。我迅速调整状态，转身报考电大，兼顾工作、家庭与学业，日日挑灯苦读、勤学不辍，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顺利拿下大专文凭，补齐学业短板。

 

此后不久，组织部考核考察干部，拟提拔我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我满怀热忱、满心期许，期待能扛起更重的责任、服务更多青少年。可最终公示结果，提拔申请未获批准，该岗位由一名转业干部接任。

 

那天夜里，我独自坐在空旷的办公室，静坐至深夜。桌上的电话频频响起，我无心接听。窗外大雪纷飞，雪花借着路灯微光纷纷飘落，层层堆积，一如心底翻涌的失落与怅然。我望着远处锅炉房袅袅升起的烟火，想起儿时寒门的炉火、教室内纯粹的书声、一路走来的风雨坎坷。人生起落皆是常态，一时失意，从不是止步的理由。次日清晨，我收拾好心情、沉淀好情绪，准时到岗、埋头实干，依旧兢兢业业、初心不改。

 

一九八七年，我转业调任市政协工作。次年晋升副处级，担任祖国统一委员会主任。履职多年，每一次政协全会，我均担任会务组长，全程驻守岗位，五天五夜吃住在宾馆，全程统筹、全程把关。

 

凌晨两点的宾馆走廊寂静无声，唯有暖气片流水的细微声响。我手持手电逐间巡查，核对每一份会议材料、检查每一处会场细节、确认每一项服务保障。我随身带着一本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位委员的饮食禁忌、生活需求、特殊情况，事事上心、件件落实。旁人都说我过于较真，可我始终认为，政协会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一丝疏忽、一个错漏，都是工作的失职。经年履职，我负责的所有会议，零差错、零疏漏，圆满完成每一次会务保障任务。

 

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岁，晋升正处级，成为当年鹤岗最年轻的女处级干部。一九九五年调任侨办主任；一九九六年外事、侨务合署办公，我担任正处级副主任。数十载履职路上，岗位几经更迭，职责不断变换，但扎根初心、坚守担当、务实为民的本心，从未更改。

 

我这一生，从寒门炉火的苦寒中挣扎成长，在煤城铁轨的风霜中跋涉前行，在时代浪潮的熔炉里淬火成钢。那些压过我的苦难、磨过我的风雨、伤过我的委屈，从未将我击溃，反倒层层淬炼，化作我生命最坚硬的铠甲、最温柔的底色。

 

我终是活成了年少时为自己取的名字——冬梅。

 

年少时，我在纸页上一遍遍书写冬梅；长大后，我在申请书、工作文件上一遍遍签下冬梅；半生沉浮，我终于用一生的坚守与善良、坚韧与担当，活成了冬梅的模样。

 

煤城朔风不息，霜雪岁岁年年。可我早已无畏严寒。

 

只因梅花秉性，生于苦寒，立于风雪，霜雪越压，花开越艳。一如深埋地底的乌金，历经千年重压、万般沉寂，终能燃尽黑暗，释放温热，照亮岁月，温暖人间。

作者简介

陈冬梅，笔名：墨涵，北疆鹤岗人，年逾古稀。半生扎根黑土，暮年归心笔墨。退休后以文字为舟，载着故土情怀与人生感悟，在散文与诗词的天地里慢行。系鹤岗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全球诗歌海外经典诗人文苑》人气作者。其文质朴真诚，其诗清浅动人，于寻常烟火中打捞细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