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山风穿过岁月的褶皱，总带着黄水河的呜咽，把对面周家山的影子，投进我午夜的梦。那座陡峭的山梁上，住着我的四姐，住着一段被命运碾碎又重新拼凑的时光。
我曾以为，童年背我挖红苕、撞见我抓狗屎吃的她，会像南甸瓦房社的稻米一样，在熟悉的烟火里安稳一生。可七十年代的定亲酒，把她的青春，灌进了刘家二坪子那间光线昏暗的大瓦房。哭到昏天黑地的她，被山民们簇拥着走过朝门的背影，成了我记忆里一道流血的伤口。
后来我才懂，那座山不是她的囚笼，是她用一生去温暖的人间。她在火塘边熬煮的岁月，在山路上踩出的脚印，都成了我笔下最沉重的文字。如今我坐在大关县城的窗前，望着对面柔和的笔架山，总想起周家山的陡峭，想起姐姐的笑与泪，想起那里，是她用生命筑起的、我永远抵达不了的天堂。
姐姐的天堂
王孝林（文/图）
对面的山上住着我的姐姐，如果不是因为她，因为那里有她的家，我一辈子也恐怕无缘到达那里，这样，那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会与我有关联，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些故事或事件竟会如此深刻地、长久地刺痛于我；时时想忘记却又时时想起，有如痼疾，难以医治。
姐 姐
那时候，家里有四个姐姐。从血缘关系上看，大姐、二姐、三姐与我属同父异母，而本文故事里的四姐与我属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中，大概因当过生产队的会计，清查队的人一来，一唬二吓，便胆小上吊自杀；那是我的二伯。多年后我从旧照片上看到他时，发现他的脸貌有点像家族中的王孝金，人称“王委员”，村民委员会的委员。听说是在高级社（现在的南甸小学原址）开会时自杀的。在惶急与无奈中，家里人去收了尸，送到老家背后的山上埋了。
那时候，四姐仅两三岁，目睹家里的惨状，她幼小的心里定然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所与创伤，因而自小便自闭与寡言，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的困苦环境中，像一朵寂寞的山花慢慢地长大与开放。那一定是一个枯燥的年代。我成年后，有一次在她家，她讲过一件童年趣事。这则趣事与我有关。记得当时四姐红着脸讲道，那天，我背着你去沙坝头挖红苕。我把你放在地头，我就挖红苕。过了很久，我转过脸去，发现刚会爬的你，竟然去抓狗屎吃，抹得一脸都是，回家后都不敢告诉妈。我听了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人小得连狗屎都认不得，不知其臭，可见真是太小了。 七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那会，对面山上的刘家来我家，与四姐定了亲。在言谈中，我知道四姐是极不情愿的。一是年纪尚小，十来岁的样子，二是对面，不就是河对面的高山上吗？山高坡陡，看着那岩子都好骇人哟。平时在家里，也经常会看对面的山，现在一想到今后会在那里安家，岩又陡又险，下到黄水河都要走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地方谁愿意？我想，这次定亲成为四姐自二伯死后再一次在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当然，她不能反抗，或者无力反抗。自然，我们和她也更不想到，若干年后，她和她后来的家庭会因此而发生不可预见的惨烈的一连串变故。这是后话，同时这也是触动我写作本文的原因和动机。
出 嫁
那年，姐姐二十岁。
家里人渐渐多起来。我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只觉得热闹。刘家接亲的人来了，都是我不甚熟悉的山民。到该走的时候，姐姐哭得昏天黑地，任凭人们推拉，她就是不肯起身。于是生产队里的叔男伯女便去劝，左说右说，就像电视剧里常见的那样；电视剧里的女主人会是羞涩、是做作、是恋家，是对父母的不舍。眼前也许只有我知道，姐姐是真不愿意，是对未来的迷茫与恐惧。然而，在七十年代相对贫脊与穷困的乡村，她一个弱女子又有啥办法呢？
我也是送亲的娘家人。在人们的劝说推拉下，在亲戚的裹胁下，姐姐出了门。她用头碰墙，被人们止住了；她用脚蹬住地面不肯走，被人们拉着，被人们推动了。她只好大声哭着，在人们的簇拥下，出了朝门，离开家，渐渐走出了自小生活多年的家庭，离开了后来经过我大力宣传有了点小名气的南甸瓦房社——出好米那个地方。
多年以后，当我在大关县城安居并渐次熟悉以后，我发现，大关县城所处山形水势与南甸村的地貌有些神似：东面背山，以河为界；县城对面是笔架山，老家的对面是周家山，下临黄水河，周家山比笔架山险峻、陡峭，笔架山显得柔和且连绵。老家与姐姐家就是这样，对面看得到，倘若走起来，40分钟能下到黄水河，要到姐姐家，还要爬近两个小时陡峭的山路，出上几通汗，就如同从关河虎跳石爬到小寨村一样。1999年我去小寨，爬的那个累呀，地球人都知道。
言归正传。经过艰难跋涉，我们到了这个名叫刘家二坪子的地方。从远处望，这个地方的山形地貌状类一把椅子，背靠部分有些向右歪斜，山势向后倾。二坪子居住着六户刘姓人家，不是很贫困，人都很忠厚老实，见了我，大人都依着他们的孩子，“幺叔幺叔”喊得很勤。山上柴很多，不缺燃料，也不怎么缺粮，妇女皆着长衫，青布料居多，补了些刺眼的疤，见人一个笑脸，是纯朴的山民模样。后来，姐姐与姐夫的嫂子有些言语不和，农村这类事也常见，我见了她仍露出些笑脸。
姐姐家住着一间大瓦房。那房子大得有些不正常，我看着怪怪的，但又觉察不出错在哪里。房子正对东方，大门框是用杂木做的，宽大，有了些年月，门框上的木纹透露出岁月的沧桑。进了堂屋，左边和右边分别有4间厢房，光线很不好。姐姐和姐夫住左边的里间，外间设有一火塘，一张床，因为不缺柴，那火塘里经常烧的是干而且大的木柴；右边里间厢房是俩老人居住，光线更不好；外间为厨房，光线不好的原因是后墙未留窗户。
接亲那天的热闹就不描述了，印象较深的有三件事。一是送亲的人包括我都有一个小红包，这让见钱眼开的我有些高兴，二是傍晚山风很大，吹得心里慌慌的，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安。还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傍晚，我独自一人出来，看见姐夫的父亲，一个有些高大且苍老的人，坐在院坝里的一块石头上，自言自语地说道：“有些烂氏婊子，说我家讨不到媳妇，说他妈那个X”。听了这话，我很是吃惊。我想，那时候是盛行定小婚的年代，婚姻大事主要是听父母之命，媒婆之言，就像后来电视上小品里说的“先结婚，后恋爱”，农村女儿如我姐姐之辈，命运大抵如此。
照实说，姐夫父亲的那番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沉厚的阴影，至今难忘。
拜 年
次年正月，姐姐姐夫来家里拜年。几乎是同时回家拜年的，还有我的三姐孝芬。她俩是同年出嫁的。因农村习俗，娘家人一年不能送两回亲，后来三姐出嫁时，我就没去送亲。三姐夫家姓田，地点还可以，三姐看不上的是人，但也没有办法。据送亲的人回来说，在三姐夫家旁边的青岗林，送亲的人到了那里，发现一只野猫，他们赶上去，竟将它打死了。村里的老人便说，这肯定不吉利，是凶兆。通过姐姐们的婚事，我发现我父母择婿的标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喜欢选择农村独子的家庭，这肯定是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家境偏好，有瓦房，不会产生分家分财产的矛盾；但是，一般地，他们不会顾忌女儿对对方的感受，男方忠厚老实又有劳力即可。我想，某种程度上，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女子婚恋上的特点或缺憾。
姑娘回门了，父母及幼小的我们自然很高兴，家里热闹得很，呈现出上世纪七十年代春天般热烈而欢快的温情。那时候拜年的规矩是，凡是参与送亲的亲戚家，他们都要备上糕点、白酒去回访，一家要吃上一顿饭，与请春酒类似，这家人又要请村里亲戚或好友同乐，于是那时节的乡村年味、情味特浓。拜了年，酒酣耳热中，受拜年的主家还要开销一两元钱给新姑娘新姑爷，有时是放在酒瓶里，推来攘去的混战一半天。
我记得那年回家的四姐脸上的笑容是多的。听她说，重活累活姐夫家不让她做，山高坡陡的地方也不让她去，家里也不让她去挑水，就是平时在家煮点饭，喂喂猪，在自家菜园里干轻活什么的……我也陆续去过她家几次，她总是弄好吃的饭菜给我吃，我也渐渐熟悉了她家的刘姓邻居，看过他们共用的水井，去邻近山坳的谢家（姐夫的姐姐家，后来搬到了河边）吃过饭。说喜欢这个小山村。自然是谈不上，因为上下山太困难，这是主要原因。
我在姐姐家曾经惹过一个祸，这里概要叙述一下：一次，我在姐姐家玩。这天，邻居们一起上山为姐姐家砍柴，砍一次烧一年那种。山上柴真多，大人们都去砍碗口粗的杂木。我带着姐姐一岁多的大女儿，坐在崖旁一条小路边玩，周围是很茂密的丝茅草，山风吹来，有些阴冷。我拔了点草，寻来火柴引燃，准备烤火取暖，忽然一阵山风袭来，那火竟点燃旁边岩草，顺延着向岩上烧去。一时间，砍柴的人们奔过来扑火，可那里来得及？那火迅速沿岩烧了上去……霎时，飞沙走石，烈焰冲天，惶急中，我跑回了老家。夜晚，我透过老家的窗户一次又一次地往西看，那岩头上火正燃着……后来听说，由于岩头上几家村民奋力拦火，才没烧着房屋。又听说，公社来人调查，二坪子的村民说，当时他们正在砍柴，看见有过路的吃烟，兴许就是他们不小心点燃的；此事也就这么遮掩过去了。当时，我还在读小学。
我对姐姐的一些回忆片断
姐姐死于1989年，年仅36岁。事实上，我们对于已逝亲人包括父母的记忆，最多的往往是他或她某种情景下的面貌、穿着的特写镜头。比如面貌，多是他或她最后岁月的轮廓或印象。我印象中的四姐，个头稍矮，微胖，头包白布帕子，身上着天蓝色衣裳，通常是新的，我记得她从未穿过补丁衣服，脸上始终带着笑容；额头上有一个不太明显的疤痕。她有一个哥哥在东川工作，但姐姐很少提到他。原因是太远，几年难见一回面罢了。
姐姐出嫁后，我到天星镇读书，随后到大关、昭通读书。假期天，偶尔会到几个姐姐家玩上一天两天。如果只到一个姐姐去玩或多耍几天，其他姐姐家便会有意见。比如，我喜欢去黄水河边的二姐家，她家临河，可以洗澡、抓鱼，水果也多。多去几次，三姐有意见了，责怪三姐夫说：“孝林爱去二姐家，说我家不好玩，没人陪他摆龙门阵。”后来有一次我去三姐家，老实木纳的三姐夫便一个劲问我在单位上的情况，领导是谁，有几个人，馆子贵不贵或谈对象没有之类，我一听，便知三姐的责怪见效了。照实说，像四姐家，所居住的二坪子山高路险，除非有事，我是不常去的。印象深的有一两次。看着兄弟来，四姐自然是欢天喜地，杀鸡、煮腊肉、鸡蛋下面，喝苞谷酒。晚上与姐夫约一两个人，下河去钓“冈丘儿”（一种小鱼）、捉山蛙，只是回家的路太难走了。
记得83年的秋天，我与单位同事及朋友陈树清、许天福、马晓玲、和平丽步行回南甸老家玩，适逢四姐也带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冬儿在老家，朋友们都很喜欢她的孩子，说长得好看。四姐也很欢喜。衣着外貌亦如我前面描述的那样，成为我对四姐外貌特征之深刻的、永恒的记忆。
事 件
一些事件都是在不经意间来临的。
四姐到刘家的最初十年，她们一家的生活是平静安稳的，某种程度上说，是幸福的。有吃的有穿，柴水不缺，也不缺劳动力。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奢望什么呢！但这平静最终被连续的不幸事件无情击穿。
姐姐家庭中，随着相继出世的4个孩子，大小有8口人，在她膝下，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她的第三个孩子冬儿长到7岁左右的时候，虎头虎脑，身体蛮好，很可爱的，已经在离家一两里地的桃园小学读书。有一天下午，领居家的孩子上门报信说，你家高冬儿被岩上掉下来的石头打死了。大人们赶去看时，孩子头上被石头击中，当场死亡，其景惨不忍睹……悲痛过后，在二坪子右侧的谢家山把孩子埋子，据说是砌了一所像样的坟。
过了两年，丧子的伤痛尚未平息，又一个厄运降临。一天下午，姐夫70岁的老父亲放牛迟迟不归，眼看天快黑了，焦急的家人和邻居打着马灯和电筒去他放牛的地方找。一群人呼喊着老人的名字，心里分明早有了不祥的预感，最后在西堰脚下的山洼里找到了人，老人遍体鳞伤，早已咽气。有人推测，老人可能是沿险峻的堰沟放牛回家时，不幸失足掉下山崖；有人断言，可能是被牛挤下堰沟摔死的。我同意第一种推测，人老眼花，极有可能。这样，高高的二坪子又有了第二所亲人的坟茔。
死的死了，活着的还需吃饭，还需劳动。1986年的一天，姐夫和姐姐在离家不远的山地上锄草，丧父丧子之痛虽然渐渐平息，心里因事件形成的巨大阴影正逐渐散去，但他俩不知道这是夫妻最后一次一道劳作了。正值炎夏，正在锄草的姐夫猛听得一声响，听见我姐“妈呀”一声，姐夫丢了锄头，寻声远去，我姐已被岩上掉下的山石打至崖边，抓着一颗树，正痛苦万分地哭喊……事后检查，左脚杆已被打断。后来就在家里，请一个民间医生医治。大概说的是三百多元钱，用草药医，包医好。后来仍是卧床不起，残疾了。记得，我去看过姐姐一次，她卧伤在床，她的老四娃娃儿还在吃奶，有些凄惨。因为受伤，姐又诱发了心脏病，死于1989年冬天，年仅36岁。这期间，也不知因为什么，姐夫60多岁的母亲在家上吊自杀。
抢救姐夫
姐夫后来又找了一个对象，姓雷，彝良人，带着俩小女孩，听说是她原来的丈夫好赌，二人合不来。姐夫带着雷家姐姐去过我老家几次，也来过县城，我与妻买了点新衣服给她。这个姐姐身体壮，劳力好，人很勤劳，农闲时就外出打工，去县城或者四川，挣钱替补家用，供我外侄和她的两个女儿读书。她和她的女孩见了我，都喊舅舅，很亲切的。我想，他们一家人又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直到二○○六年。 姐姐家最小的一个儿子后来考上了高中，住在大关一中，不时来我家里吃饭，我也不时给他点生活费。后来，他不知怎么迷上了电脑游戏，该完高二就回了家，后来去了浙江打工，据说几百元的收入，刚好够他玩游戏。几年间，打过一个电话给我，叫我给他寄毕业证。
前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小区家中阳台上给花木浇水，彝良姐姐打来一个电话，她说你姐夫病了，凶得很，要送上县来医，家里没得钱，你准备点钱。我说我有啥钱，她说人都抬出门了，我说那我等着，要到县城打一个电话给我。我同侄儿家伦在县医院门口，微型车到了，老家的几个亲戚把姐夫抬着，送至住院部。惶急中，乡亲们介绍说，一个星期前，某位刘姓老人过生日，姐夫喝了一斤多“二曲”酒，喝酒前又在烈日下在稻田里打农药，怕是农药中毒，回家后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左手和左脚伸着不能弯曲……请当地的土医生输了几天液，不料愈输愈凶，看着危险，这才向周老师借了点钱包车送上来。
医生检查后，说病人很危险，最好尽快送昭通医治。考虑到费用，我说是不是就在这里医治，医生说你开黄腔，赶快送上去，打CT确诊病情。我们只好送昭通，车行驶在高速路上，车中有人对姐夫说，这是他舅舅啊，姐夫的头动了动，眼睛瞪住我，嘴里也不能言语。在昭通一检查，看见“脑阻塞”三个字，我们都知道无救了，又将他拉回县医院住下。第二天早晨，亲友们看他的情况危险，经过商议，决定放弃治疗，又将他拉回南甸。我清楚地记得惨烈的一幕：那天天气很热，闻讯赶到南旬村公所帮忙的乡亲很多。人们将姐夫从车上抬下来，平放在村公所门前的水泥地上。姐夫还是保待着手脚僵硬的姿势，闭着眼，对着天空大张着嘴，无助地躺在那里。那一刻，我难受极了。乡亲们将他扶上背夹儿，在烈日下把他送回二坪子的老家，我当时有事需返回县城，傍晚乡亲们打电话告诉我说，姐夫到家后，年仅48岁的他半小时后就去世了。
二坪子
姐夫死后的第三天，我从县城坐班车到天星，再坐微型车到南甸。这是中午时分，宋仁田老师怕我口渴，开了一瓶啤酒让我解渴。当时日头正毒，要爬被阳光照着的二坪子，不出几通汗是上不去的。半路上，接了一个亲友的电话，连问我到哪里去了，我估计有事。宋老师分析道，怕是有些事要你拿主意，因为你姐夫一死，彝良姐姐怕是要走的。“这也是人之常理”，他语气淡淡地说道。宋老师本来昨天就去赶了人亲，我来了，他又主动提出陪我去。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
南甸村公所旁边的公路两旁，已新修了一些小平房，宋老师介绍说，地震灾害发生后，村里正抓紧灾后重建工作，二坪子及以下20余户按规划都要搬迁过河这边来，搬了几家，但有少数的想不通不肯搬。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事故，我想他们应该搬出二坪子。
出了几通汗，我俩到了二坪子。太熟悉了，我径直走到姐夫家。坐下来，喝了点茶，便摆上饭吃。张绍刚老俵跑上来，气愤地说：“太不像话了，正在砌坟，需找石头，有一两家不让人去石坎上取石头，啥子人家，还是亲家族……”我平静地止住他，说你不要管，来来来，与老俵喝两口酒。他慢慢平静了下来。
吃完饭，有人喊我去帐房。负责收帐的人说你的咋个记？我说算了，他们说不行，医疗费，包车费，您开支了1000多元，我们是有数的，我想了想，说写一千二吧，这个数字好，就算我送的。一会儿，管帐的算了一下，把礼金递给我，说收了几千元，现在还没支出去，这是您的事了。我想，这就是他们电话里说的那个“事”吧。我开了道士先生的几百元，周老师借出的1200元连同卖棺材的钱共2700元，办丧事开支的一千多元。又听说在座的一姓刘的为姐夫修平房担保贷款一千元，有一两年了，我想这事耽误不得，叫人把他找来，数了一千二给他，两百元算利息，他连声谢我（后来听说他还出1240元）。开支下来，包里只有八百元，不料第二天又来了一个债主，说姐夫为了孩子在大关一中读书，向他借了一千元的高利贷，有一年多了，经核实是真的，他说利息就不说了，只要还本金就行了。我说先还500元，他说欠条谁打？想了一想，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两百元凑齐，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姐夫的账还了，剩下自己身上仅有的30元钱作返城的车费。本来，像在老家那样的山村，有亲戚去世，去一趟，送一百元算是大礼，可这次于我就不行，我得付出，不能让我逝去的姐姐在天堂失望。两个月后，彝良姐姐卖掉了家中的部分财物，带着她的俩女儿离开了大关，此房遂成无人居住的空屋，后来听说以不足五千元的价格买给邻居了。
尾 声
我终于站在姐姐和姐夫的墓前。姐夫的坟是新砌的，不甚规整；姐姐的坟矮小，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坟头长着高高的密密的箭杆草，恍忽间，我觉得那是穿着花衣裳的姐姐，正在努力地从山石的重压中探出身子，昂起头，向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的老家瓦房村眺望！ 她看到了吗？
作者简介
王孝林，昭通大关人，1983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任过中学语文教师、宣传部干事、党校理论教员,在《云南日报》《春城晚报》《边疆文学》《文学界》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200余篇,有作品入选《崛起的昭通作家群》、《昭通作家精品集》等系列丛书,出版散文集《关河记忆》。现任大关县文联主席，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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