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59年春调进县委机关，经过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折磨，身体和精神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也使我增长了很多见识，提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洞察力，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了许多。
这时我们国家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的困难，经过“反右倾”运动，而是更加“高举”，朝更加极“左”方向发展。“一平二调”“瞎指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六亿多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城乡人民面有饥色，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整个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边缘。
原先有彭德怀直言上书，为民请命，以及全国大大小小“彭德怀”的抵制、反对，批彭反“右”后，举国上下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此时，我在县委机关工作。受过“反右派”“反右倾”运动教训的人们，都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我是运动中“挨整”者，也是“幸运”者，即只受过批，而未戴过帽。所以更是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搞好工作，一直到1960年底，基本相安无事。
由于县以下基层组织，如区(当时改为人民公社)、乡(当时叫管理区)、村(当时叫大队)的干部把错误的方针、政策，变本加厉地用强迫命令来推行，形成“五风”泛滥，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老百性怨声载道。
当时中央察觉全国问题严重，于1961年1月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层层贯彻，狠煞“五风”。特别严重地区，省、地、县都派出“反五风”工作队。
那时，沔阳县“五风”严重地区是通海口，于是省里以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为首的省委工作队“大战通海口”。省里抽调厅局长级、处级干部上百人及省直机关干部数百人。荆州地委也抽调了许多干部。县里领导基本上全力以赴，县直各部、委、科、局领导和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抽出来共约七、八百人。
这样，整个工作队约一千几百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负责指挥。省委办公厅的办事班子也都来到了通海口，整个通海口“反五风”情况，直接向中央汇报，文字报告也是直送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红头文件还专门转发过通海口人民公社关于“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整个运动大约搞了一个多月就绝大部分撤走了。省里留下了以省农业厅赵厅长为首的少数人，做观察巩固工作。我就是这个时候由县委机关调到通海口公社来的。
在“反五风”工作队要来通海口的前个把月，县委事先有所准备，在县直各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准备接替通海口原有的干部。
为加强通海口的领导，调县委副书记杨朝铭兼任通海口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我任公社党委委员、党委会秘书，负责党委办公室工作。
经过“反五风”运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形势有所好转，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1962年继续执行“八字方针”，调整农民自留地，鼓励农民种好自留地，农民温饱问题初步得到改善，基本上没有饿肚子现象了。
但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工业品和生产资料仍然奇缺，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如何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没有解决，这就是说，上面政策仍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包工包产、包产到户都是“大禁区”，不能有丝毫含糊，不仅是不能做，连说也不敢说。 1962年夏天，根据上面政策，恢复区的建制，把管理区(即原来的乡)改为人民公社，就是把大公社改为小公社，重新恢复中共通海口区委会、通海口区公所。
这次通过复区撤社，将郭河、杨洲和埠湾三个小乡划给张沟区，通海口仍管辖有杨场、潘场、姚嘴、小河、沔城、官路、天星、红庙八个公社和通海口镇共九个行政单位(乡级)，108个村(大队)。
西与潜江接壤，南抵东荆河，与洪湖、监利隔河相望，北靠排湖，东临张沟，全区国土面积约400平方公里，人口14万，是当时沔阳县最大的区之一。
主产水稻、棉花、油料和其他杂粮以及牲猪、鲜鱼、禽蛋等多种经营产品，是湖北省重要粮棉生产基地。每年仅上调给国家统购粮(主要是小麦、稻谷)约1300万斤。
1963年，经荆州地委批准，我任中共通海口区区委副书记，协助区委书记主管农业生产。
1965年，因全县干部调整，报经地委批准，我被任命为通海口区区长兼区委副书记。
升任区政府一把手后，我的工作担子比单纯抓农业生产更为繁忙，农田水利、文教卫生、工交财贸、民政救济、政法兵役等等。那时，通海口区还接受了武汉市首批下放的知识青年数百人。区里虽然设有相关部门，也有分管的几名副区长，但作为一区之长，事无巨细，都要点到。各相关部门干部，遇事都要汇报，有困难要帮助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