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心赋——评张勇进《这江湖，我来过》

夫江湖者，非仅河海之谓，乃人心之渊薮，文明之镜像也。昔庄生有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为精神之逍遥；施耐庵著《水浒》，替天行道，此为世俗之侠义。今观张勇进先生《这江湖，我来过》，乃以一己之亲历，绘江湖之百态，融文武于一炉，寄情志于笔端，诚当代江湖之绝唱也。

一、少年志：从哲学启蒙到武学求真

先生少年入武馆，初窥门径，然知花拳绣腿之不足恃，遂遍访两广，拜师南派武当彪龙大师。此非仅为技击之求，实乃哲学之觉醒。儒家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者，强身健体亦在其中；道家曰“道法自然”，武学之道，亦需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先生以十二岁之龄，便知求真之理，此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之旨相通。苏格拉底谓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先生则谓未经锤炼的功夫不足以恃。此乃中西哲学之共鸣，皆在追求真理与自我完善。

从史学观之，中国武学源远流长，少林、武当，各成宗派；南拳北腿，风格迥异。先生拜师南派武当，实乃传承中华武学之正统。武当武学，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蕴含道家之哲理。先生得其真传，不仅习得技击之术，更领悟“止戈为武”之道。此与《左传》“夫文，止戈为武”之释契合，武学之终极目的，非为杀伐，乃为和平。

社会学视之，武馆乃江湖之缩影，亦为社会之细胞。先生入武馆，如同进入一个小型社会，需遵守规矩，结交朋友，应对挑战。此与涂尔干所言“社会团结”相类，武馆之团结，基于共同的武学追求与道德准则。先生在武馆中，从懵懂少年成长为武学传人，实乃社会化之过程。

心理学言之，少年时期乃人格形成之关键阶段。先生以“功夫头”虚名唬退村童，虽幸免于难，然心知不足，此乃自我认知之提升。弗洛伊德谓自我乃本我与超我之调节者，先生之自我，在本我之好胜与超我之求真间寻求平衡，最终选择求真之路，此乃人格成熟之标志。

二、侠客行：从社会学冲突到心理学超越

先生十九岁立“兴华武术团”，任总教练，江湖匪号“辣手书生”。校园篮球场恶战，赤手空拳击溃三十持械混混；雷州师专内，痛击糖机厂烂仔，化“癫鬼雄”之杀着为握手言和。此乃侠客之行，亦为社会学之冲突解决。

社会学中，冲突乃社会之常态，有利益冲突，有价值观冲突。先生所面临之冲突，乃正义与邪恶之冲突，校园正气与社会歪风之冲突。先生以武力解决冲突，此乃韦伯所言“传统型权威”之体现，即基于传统的武力权威。然先生并非一味使用武力，而是以“止戈为武”之道，化干戈为玉帛，此乃冲突之超越，从武力冲突上升为道德与人格之较量。

心理学观之，先生之行为乃自我实现之体现。马斯洛谓自我实现乃人类最高层次之需求，即实现个人潜能，达到理想境界。先生以武入文，以文养武，不仅在武学上有所成就，更在文学上有所造诣，此乃自我实现之双重体现。先生在冲突中，不仅战胜了外部之敌人，更战胜了内心之恐惧与浮躁，此乃心理之超越。

比较文学视之，先生之侠客行，与西方骑士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骑士精神强调忠诚、勇敢、荣誉，先生之侠客行则强调正义、侠义、道德。二者皆为超越世俗之精神追求，皆为人类之高尚品质。然西方骑士精神多与宗教相关，先生之侠客行则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释相关，此乃中西文化之差异，亦为中西文化之互补。

三、诗酒剑：从文学审美到哲学境界

先生以武入文，以文养武，与竹君、梅君诸友唱和，诗词歌赋，无所不精。《咏府酿酒》中醉卧，《蝶恋花 致竹君》中传道，《寸心寄浩宇》中抒怀，《满江红》中寄同道。此乃文学之审美，亦为哲学之境界。

文学审美中，先生之诗词，既有李白之豪放，又有杜甫之沉郁；既有苏轼之旷达，又有辛弃疾之悲壮。《咏府酿酒》“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此乃豪放之体现；《蝶恋花 致竹君》“早悟方塘天地小，男儿岂便和诗老”，此乃沉郁之体现；《寸心寄浩宇》“立命不拼筋力尽，当从何处觅清欢”，此乃旷达之体现；《满江红》“江湖为砚，碧穹为帛。瀚海狂吟星斗落，危崖一笑乾坤仄”，此乃悲壮之体现。先生之诗词，融百家之长，成一己之风格，此乃文学之创新。

哲学境界中，先生之诗词，蕴含儒道释之哲理。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之“道法自然”，佛家之“四大皆空”，皆在先生之诗词中有所体现。《寸心寄浩宇》“立命不拼筋力尽，当从何处觅清欢”，此乃儒家之修身与道家之自然相结合；《满江红》“江湖为砚，碧穹为帛”，此乃佛家之空无与道家之逍遥相结合。先生之诗词，不仅为文学之作品，更为哲学之箴言。

社会学视之，先生之诗词唱和，乃社会交往之一种形式。先生与竹君、梅君诸友，以诗词为媒介，交流思想，抒发情感，增进友谊。此乃韦伯所言“价值理性”之体现，即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而进行的社会交往。先生之诗词唱和，不仅为个人之娱乐，更为社会之文化传承。

心理学言之，先生之诗词创作，乃情感宣泄与心理调节之方式。先生在江湖中，历经风雨，饱尝沧桑，心中之情感，需以诗词宣泄。弗洛伊德谓艺术创作乃潜意识之升华，先生之诗词创作，亦为潜意识之升华，将内心之情感转化为文学之作品，此乃心理之健康与平衡。

四、宿命叹：从史学变迁到社会学反思

先生叹收徒授功，各自分飞，师徒泪洒初秋；叹袍泽散落天涯，或入警、或归田；叹土地生态恶化，千山叶落，九域尘扬。此乃宿命之叹，亦为史学之变迁与社会学之反思。

史学变迁中，先生所经历之江湖，从意气风发到散落天涯，此乃时代之变迁。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期，思想解放，意气风发。先生之“兴华武术团”，正是那个时代之产物，代表着青春与活力。然随着时代之发展，社会之变迁，江湖亦随之变化。先生之徒，或入警、或归田，此乃社会分工之必然，亦为时代之选择。

社会学反思中，先生之叹，乃对社会变迁之反思。涂尔干谓社会变迁会导致“失范”，即社会规范之缺失。先生之江湖，亦面临失范之问题，传统之江湖规矩，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弱化。先生之徒，各自分飞，不仅为个人之选择，亦为社会变迁之结果。先生叹土地生态恶化，此乃对现代工业文明之反思。工业文明带来了经济之发展，亦带来了环境之破坏。先生之叹，乃对人类与自然关系之反思，此与马克思主义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旨相通。

心理学视之，先生之宿命叹，乃中年危机之体现。中年时期，人们往往会对人生进行反思，对过去之选择进行评价，对未来之方向进行思考。先生之叹，既有对过去之怀念，又有对现实之无奈，更有对未来之迷茫。此乃荣格所言“中年转型”之体现，即从外部成就转向内心探索。先生之转型，从武学之追求转向文学之创作，从江湖之闯荡转向内心之宁静，此乃中年转型之成功范例。

五、归去来：从哲学归隐到心理学宁静

先生退隐山林，闲时垂钓，醉时吟诗，唯愿立命拼将筋力尽，从此随处觅清欢。此乃哲学之归隐，亦为心理学之宁静。

哲学归隐中，先生之选择，与古代隐士之选择一脉相承。儒家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先生之退隐，并非穷则独善其身，而是达则兼济天下之后之归隐。先生在江湖中，已有所成就，立“兴华武术团”，传武学之道，护校园正气。先生之退隐，乃功成身退，此与道家之“功成弗居”相类。道家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先生之退隐，并非不争，而是不争名利，争内心之宁静。

心理学宁静中，先生之退隐，乃心理之宁静与平衡。马斯洛谓自我实现之人，内心宁静，充满自信，能够接受自己与他人。先生之退隐，正是自我实现之体现，他已实现了个人之潜能，达到了理想之境界，内心充满宁静与满足。先生之垂钓、吟诗，乃心理之调节与放松，此与禅宗之“禅定”相类，通过专注于某一事物，达到内心之宁静。

社会学视之，先生之退隐，乃社会角色之转变。先生从江湖之总教练，转变为山林之隐士，此乃社会角色之转变。戈夫曼谓社会角色乃社会对个人之期望与要求，先生之转变，乃从社会对侠客之期望，转变为对隐士之期望。先生之转变，不仅为个人之选择，亦为社会之需要。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隐士之精神，需要内心之宁静，以应对社会之压力与挑战。

比较文学视之，先生之退隐，与西方哲人之选择亦有相通之处。苏格拉底谓“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此乃一种智慧之归隐，即承认自己之无知，追求内心之智慧。先生之退隐，亦为一种智慧之归隐，即承认江湖之无常，追求内心之宁静。二者皆为对世俗之超越，对内心之探索。

尾声

张勇进先生之《这江湖，我来过》，乃一部江湖之史诗，一部人生之传奇。先生以武入文，以文养武，融哲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于一炉，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之江湖画卷。先生之江湖，非仅为刀光剑影之江湖，乃为意气风发之江湖，为诗酒剑之江湖，为宿命叹之江湖，为归去来之江湖。先生之人生，非仅为武学之人生，乃为哲学之人生，为文学之人生，为反思之人生，为宁静之人生。

昔李白诗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苏轼诗曰：“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先生之人生，既有李白之豪放，又有苏轼之旷达。先生之江湖，既有《水浒》之侠义，又有庄生之逍遥。先生之文，既有汉赋之铺陈，又有唐宋文赋之自由。先生之赋，乃当代赋之佳作，乃中华传统文化之传承与创新。

呜呼！浮生若有知音者，此去天涯若比邻。先生之江湖，虽已远去，然先生之精神，永存人间。先生之文，虽已写成，然先生之影响，历久弥新。愿先生之江湖精神，激励后人，追求真理，崇尚正义，热爱文学，享受宁静。愿先生之文，流传千古，泽润后人，教化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