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稷下之风，扑面而来
——齐文化博物馆记游
张兴源
一、从陕北到鲁中：一次跨越千里的精神朝圣
从延安出发的时候，陕北高原正刮着入春以来的第一场“黄风”。那风从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呼啸而来，卷着黄土与沙砾，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嘭嘭的声响，像是大地深处某种古老而深沉的叹息。我站在宽大的玻璃窗前，望着远方苍茫起伏的山塬，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我要去一趟山东，去那个两千多年前被称为“齐”的地方，去那个天下商贾辐辏、稷下学士云集的东方大邦。
这个念头来得并不突然。我是一个从小学生读到研究生、从放羊娃成长为党报记者和国家级作家的人，数十年来手不释卷，从《诗经》《尚书》读到《史记》《资治通鉴》和《清史稿》，从荷马史诗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我不敢说自己就是一个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但至少，我这一生从未停止过读书与思考。而齐国，那个在春秋五霸中率先称雄、在战国七雄中独树一帜的东方强国，一直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未曾堪探的文化景观。
于是我从延安出发了。火车一路向东，穿过陕西的沟壑纵横，掠过河南的平畴千里，最终抵达了山东淄博。我要去拜谒的，就是坐落在临淄区临淄大道308号的齐文化博物院。
二、临淄而建，开门见山
踏上临淄的土地，最先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历史感。这片土地，两千多年前是“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齐国都城所在，是天下最繁华的都会之一。苏秦形容临淄的盛况时曾说：“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那种市井间的繁华与活力，至今想来仍令人心驰神往。
如今的临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现代文明的喧嚣早已掩埋了古代的尘埃。但当我站在太公湖北岸的高台之上，远眺齐文化博物院的建筑群时，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如电流般击中了全身。
博物院的选址极有讲究：南面太公湖，北靠牛山，西望田齐王陵，东临淄河。整个建筑群呈石磬状静卧在浩荡北去的淄河岸边，对岸牛山北麓的田齐王陵巍峨矗立，真正做到了“临淄而建、开门见山”。这样的格局，让人不禁想起《周易》中的那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传承，从来都离不开对大地的敬畏与感知。
博物院的建筑规模宏大，占地445.7亩，总建筑面积达15.18万平方米，分为齐文化博物馆、足球博物馆、民间博物馆聚落和文化市场四大部分。其中我此行的主要目标——齐文化博物馆，单体建筑面积为3.5万平方米。
这座建筑群由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周凯先生主创设计，是他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从太公湖北岸望去，这些建筑自东向西排列，蜿蜒起伏，恰似一条巨龙盘踞在河岸之上——设计者取“龙入东海”之意，将齐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天地的辽阔气象融为一体。
太公湖的对岸，矗立着姜太公的铜像。那位垂钓渭水之滨、八十岁方遇文王的传奇人物，那位辅助武王伐纣、受封于齐的开国之君，以他永恒的姿态俯瞰着这片他亲手开创的土地。
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作为一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作家，我太懂得“依山傍水”的含义——那是黄土地上任何一个村落都深谙的生存智慧。而齐文化博物馆的选址，则将这一层朴素的生存智慧升华为一种庄严的文化姿态。临淄河而建，面牛山而居，不是“选址”，而是“安放”——把一座博物馆安放在大地的怀抱中，安放在历史的脉络里。
三、石磬之形与龙入东海
走近博物馆，建筑本身的魅力更加凸显出来。我从博物院的官方资料中得知，从空中俯瞰，整个齐都文化城呈石磬状，静卧在淄河岸边。磬，那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以石为之，敲击时发出清越悠远的声音。《尚书·益稷》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将一座纪念齐文化的建筑群设计成石磬的形状，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文化宣言——齐国，这片土地的历史就是一部悠远宏大的交响乐，时而激越，时而低回，回荡在三千年的时光长廊中。
用建筑向历史致敬，这等气度，这等手笔，让我这个从延安来的人感慨良深。在我们的黄土地上，我们也有轩辕黄帝陵的庄严肃穆，也有延安宝塔的挺拔巍峨，但以石磬之形来隐喻历史的“余音绕梁，回响不绝”——这种含蓄而又深远的建筑理念，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建筑群的正面，四个部分自东向西排列，宛若游龙入海。我久久地站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凝视着整组建筑群如巨龙般盘踞于淄河岸边，心中涌起的是对设计者的敬意。
博物馆的主体墙面以灰色为主调，配以赭红色的大片装饰，庄重而不失温暖。外墙上那些凹凸有致的纹理，像极了古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云雷纹。这种匠心独运的处理，叫人联想到周凯先生所秉持的设计理念。他不是简单地在建造一座“存放文物的房子”，而是用砖石与钢骨在重新书写一部齐文化的编年史。
四、泱泱齐风：大厅里的一幅铜铸壁画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第一感觉不是“宏伟”，而是“厚重”。大厅的正中央，悬挂着一幅巨大的铜铸壁画，几乎占据了整面墙。这幅壁画堪称一部齐国简史——从姜太公封齐到齐桓公称霸，从管仲改革到晏婴使楚，从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到田单火牛阵破燕，一幅幅画面串联起了齐国八百年的风云变幻。
壁画的色彩深沉而内敛，青铜的质感与大厅的灰褐色调相得益彰。人物的刻画不求精雕细琢，而以大写意的笔法呈现出一种古拙而雄健的力量感。站在壁画前，我忽然想起了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导师曾用一句话点评我早期的散文：“兴源啊，你的文章有一种青铜器般的质地——粗糙、沉重，但有一种不事雕琢的力量。”此时此刻，站在齐文化博物馆的铜铸壁画前，我对导师当年的评价有了新的理解。
壁画的创作者一定深谙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精髓。那些人物的线条，粗犷而不失精准；那些事件的布局，繁复而不失秩序；整体给人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磅礴气势。
我没有急于深入展厅，而是在壁画前站立了许久。一个时代最伟大的创造，从来不是为了讨好今人，而是为了超越时空。真正的艺术——无论是壁画，是雕塑，是诗歌，是小说，还是散文——只有褪尽了取悦当下的浮躁，才能获得穿越时间的重量。
壁画的下方，镌刻着四个大字：“泱泱齐风”。这便是博物馆基本陈列的主题了。
五、从“沂源人”到“后李文化”：齐地的漫长前夜
由基本陈列展厅开始，我沿着博物馆精心设计的参观路线一路前行。第一展厅的主题是“先齐文明”，讲述的是齐地先民在齐国立国之前的历史足迹。
展厅的开篇是一组关于“齐”字演变的展示。展板上写着，“齐”字的由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它像麦穗，象征农耕文明；有人说它像箭头，代表尚武精神；有人说它像水滴，隐喻淄河的滋养；还有人认为它源自“天齐渊”——传说中位于临淄南郊的一处神泉，古代先民认为那是世界的中心。我不是文字学家，但我偏爱“麦穗”之说——麦穗饱满、谦逊而富有生命力，恰如齐文化既富庶又开放的特质。
随后，我的目光被一具猿人的头盖骨化石模型深深吸引。
这便是闻名遐迩的“沂源人”化石——1981年9月18日在沂源县土门镇骑子鞍山根的一个岩洞中发现的。考古学家鉴定后确认，这是一具距今约40至50万年的更新世中期成年猿人的头盖骨，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祖先。
40至50万年。多么漫长的岁月啊！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但眼前的这具头盖骨，将这个时间跨度拉长到了五千年的一百倍。沧海桑田，大陆漂移，山河改道——而我们的先民，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使用最简陋的石器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门槛。
凝视着头盖骨模型的轮廓，我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小时候放羊的情景——陕北高原上的寒风凛冽，羊群在山峁间啃食干枯的草根，我裹着破旧的棉袄，站在黄土坡顶端，望着远方地平线上苍茫的落日。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我们、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去向何方？
展厅接着展示了后李文化的器物——那些距今约8500年的陶器，以质朴的线条和简单的纹饰，记录着新石器时代早期齐地先民的生活痕迹。我看到一只红陶钵，外表朴素无华，器壁厚薄不均，显然是手工捏制而非轮制。就是这只不起眼的陶钵，让一位古代的母亲用它来盛放黍稷，喂养了她的孩子。
后李文化之后，接连展出的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一路看下来，仿佛在观看一部漫长的考古纪录片——陶器从粗糙到精致，纹饰从简单到繁复，形制从单一到多样，人类社会从原始的狩猎采集走向稳定的农耕聚落，一个辉煌的东方文明正在这些朴拙的文物中悄然孕育。
六、太公封齐与周公的预言
走过漫长的史前时期，第一展厅的参观到此告一段落。踏上通往二楼的台阶，我的心绪仍然沉浸在那些远古器物带来的震撼之中，而第二展厅的主题——“西周之齐”，则将我带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史时代”。
第二展厅讲述的是从姜太公封齐到齐庄公时期的齐国历史。
展板上详尽复述了《史记·姜太公世家》中的那段著名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这段话不长，却包含了治国理政的全部智慧。太公封齐不过数月便回镐京述职，而与他同时受封的周公之子伯禽，却在鲁国治理了三年才归来。周公问二人为何有如此悬殊的时间差，太公答：“吾因其俗，简其礼。”伯禽答：“吾变其俗，革其礼。”周公听罢叹道：“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意思是说，鲁国的后世子孙怕是要向齐国俯首称臣了。
展柜里的文物为这段文字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西周早期的齐国青铜器，造型质朴中透露着大气，装饰简洁却线条流畅，没有太多繁复的纹样。这似乎与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理念遥相呼应——齐国不追求表面礼仪的繁琐，而是在骨子里建立起一种富于生机的秩序。与此同时，展柜中还有几组出土的酒器和豆器，工艺相比中原周文化区更为粗犷豪放，却反而更显生命力。
我忽然想到，千百年后的我们，在探讨文化建设时，常常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全盘复古”，试图将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今天；另一种则是“全盘西化”，恨不得将老祖宗的一切都推倒重来。
姜太公早在三千年前就用行动告诉了我们答案：“因其俗”——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审慎取舍；“简其礼”——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所损益。这便是文化传承中辩证法的精髓。太公因地制宜，“因其俗，简其礼”，这种务实的治国方略就是齐国日后称霸天下的第一块基石。
七、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第二展厅的后半部分，关于管仲改革的展示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管仲，这位曾经辅佐公子纠失败的阶下囚，在鲍叔牙的力荐下被齐桓公委任为相。他上任后推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将国家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作内政而寄军令”——将军事编制与行政组织结合起来；“官山海”——对盐铁实行国家专卖。这一系列改革，使齐国迅速崛起为春秋第一强国。
展厅里有一组塑像再现了“管仲射钩”的历史场景——管仲为保公子纠而箭射公子小白，却正中衣带钩，公子小白装死逃脱，最终抢先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一般人多以为桓公得位后必杀管仲以报一箭之仇，谁知鲍叔牙极力举荐，桓公竟然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一段君臣相知的千古佳话，就此在齐国大地传扬开来。
我在这里驻足良久，想起自己在延安日报工作时的经历。领导者的胸襟，往往决定着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地区的命运。齐桓公与齐威王这样的明君，正是因为有了博大的胸襟，才能让管仲、晏婴、孙膑这样的旷世奇才得以施展抱负。
展厅里还陈列着几件春秋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器型敦厚稳重，纹饰庄重典雅，象征着一个大国的体面与尊严。我在这几件器物前看了又看，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诗》中那句著名的赞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齐国在春秋初年能够迅速崛起，靠的正是太公的奠基、桓公的开拓和管仲的巧思——人才、胸襟与改革三者兼具，这种治世之道的三重奏，至今回响在历史长河中。
八、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整个参观中，最让我心潮澎湃的，莫过于“稷下学宫”之展。
稷下学宫，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稷门附近设立的一所高等学府，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学术研究中心。以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最为鼎盛，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云集于此，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学术领袖），孟子、邹衍、田骈、慎到等著名学者均曾在此讲学。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这七十六位“不治而议论”的学者，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
展厅里用大量的灯箱、展板、塑像和多媒体设备，生动再现了稷下学宫当年“不治而议论”的学术盛况。我看到一尊荀子的塑像，老先生长须飘拂，目光如炬，手持竹简，似乎正在向弟子们讲授他那“性恶论”与“礼法并重”的思想。旁边一组塑像是孟子与齐宣王对谈的场景——“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是一位儒家大师对一位战国君王的循循善诱，既有理想主义的坚守，又有现实主义的智慧。
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展厅里还有一部描述“稷下学宫”的音乐剧循环放映，不少参观者席地而坐，沉浸在那穿越千年的乐声之中。
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一个真正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这是我从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一直恪守的信条。而稷下学宫中以荀子、孟子、邹衍为代表的先贤们，正是这种独立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为权力所慑服，不为金钱所收买，不为世俗所遮蔽，以思想的光芒照亮了一个走向霸业的时代。
此刻站在稷下学宫的展厅里，我终于明白，真正的精神巨人从不被时空禁锢。它存在于每一个自由思考的灵魂之中，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哪个国度，只要精神的火炬不灭，文明的火种就会绵延相传。
九、战国青铜牺尊——凝视国宝的微笑
走出稷下学宫的展厅，我的脚步转向了三楼的专题陈列展厅。
然而，真正让我“灵魂出窍”的，是陈列在二楼主展厅核心位置的“镇馆之宝”——战国青铜牺尊。
这件牺尊于1982年出土于稷下街道商王村，高28.3厘米，长46.0厘米。它的造型仿照一头小牛犊，昂首竖耳，偶蹄分叉，神态活泼中透着温顺，端庄中透着可爱。整个器物由头颅、躯体、器盖三部分分铸而成，通体以粗细相间的金丝、银丝镶嵌而成的几何云纹为装饰，纹线之间又嵌满了绿松石与孔雀石，华贵而不失典雅。
我围着他缓缓踱步——请允许我称之为“他”，因为他确实有一种令人不忍惊扰的生命感。他的脊背微微隆起的弧线是那么柔和优雅，完全不像一个冰冷的青铜礼器，更像一头刚从田埂上走来的小牛。透过满身的铜绿，仿佛真的能穿越时空，一窥春秋战国那争奇斗艳的华美盛世。
《周礼》称，“牺”是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口，而“牲”即牛。“尊”是古代盛酒的礼器。因此，牺尊就是贵族在宴饮、祭祀时使用的高级酒器。
可是，真正让我浑身战栗的，不是他的形制，不是他的来历，而是他那张青铜铸就的“脸”：微微上翘的嘴角，流露出一种天真而傲岸的笑意，仿佛在告诉两千年后的我：“你看，我还在这里。你寻找的，我已经为你留下来了。”
在一个作家的漫长写作生涯中，一生都在寻找某种“对质”——一种能够让你放下所有伪装和戒备，与某种高于自己甚至千古永恒的力量进行无声对话的时刻。而此刻，在齐文化博物馆的这尊牺尊面前，我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刻。
“牺尊”两个字在我的脑海里翻涌不休。他是一件礼器，一头献祭给天地的纯色牛——那是一种与上苍对话的担当。他同时是一个盛酒的器具——那是一种与人间对话的欢愉。一个人的生命或许卑微如蝼蚁，但当他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一个伟大的事业，用才华和汗水去浇灌一片沃土，他的存在就有了不可磨灭的价值。
这尊牺尊的身侧陈列着一个详细的说明牌，上面写着——“国家一级文物。代表了战国时期齐国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堪称国宝牺尊”——他确实有无可辩驳的实力配得上“国宝”二字。但是我相信，再详尽的文字也无法替代我站在这个文物前所感受到的最深的震颤。那是连接生与死、古与今、天与人的震颤。
十、“显眼包”与波斯银豆——工匠精神与全球视野
相比牺尊的庄重，博物馆里另一件“网红”展品则显得活泼可爱得多——它就是被游客们戏称为“显眼包”的战国虎形兽柄灯。
说它是“显眼包”绝非浪得虚名。这只虎形兽呈蹲坐状，上身直立，双前爪擎着一只镂空莲瓣托盘，臀部和双后爪压在五条盘蛇身上，仿佛正在发出“咯咯咯”的笑意。最叫人惊叹的是，这件文物的工艺极其精巧——虎口中的舌头可以自由活动而不至于掉下来，手工技艺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这件被称为“兽形柄灯”的器物，虽说当初的功能不过是照明和置物的简单需求，可当时工匠内心的自由与奔放却一股脑儿地从这铸件的每一根线条里流露出来。这只虎形兽一边吐舌头，一边还擎着硕大的灯盘，在那双后腿和臀部的重压下，最底部的五条盘蛇虽然承受着泰山压顶般的重量，但依旧紧紧地聚拢成一圈稳固的底座，纹丝不乱。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在散文集《杏雨村随笔》中写过的一段自白——“文学创作，不应当是一场谨小慎微的临摹，而应当是一种自由奔放的创造。气不足则文不畅，心不宽则墨不浓。”
一个作家，一支笔便是他的全部兵器。他应该像这位两千多年前的齐国无名工匠一样，在最贫瘠的铜料里，打造出最自由的灵魂。
而在展厅的另一侧，有一件看起来不起眼却让我感慨万千的器物——西汉银豆。
那是一只用纯银锻造出的华丽扁球形大盒，盖子和盘身都装饰着花瓣形的精美“裂瓣纹”，花瓣尖端相对、交错排列，极具异国风采。经专家考证，这种纹饰与造型风格，完全符合古代波斯器物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件“银豆”的上半部分，很可能是一位波斯金匠的手笔。传入西汉的齐国王宫之后，或许因为不符合中国传统贵族的摆放习惯，又由中国工匠加装了三个憨态可掬的铜质兽钮和一个铜质喇叭形底座，最终变成一只日常盛放腌菜和肉酱的豪华“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银豆”。
一件器物，两种文明。波斯人锻造出闪耀的银盒，中国人续接起青铜的底座。两种古老文明的智慧在“银豆”身上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最初碰撞，是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最有力的见证。
站在“银豆”身旁，我又想起了另一位文学“巨匠”——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那个魔幻而又真实的马孔多小镇，与这片诞生了“银豆”的神奇东方土地之间，真的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么？
人类最底层的情感总是相通的，正如最上层的艺术也总是相通的。古代的“银豆”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当下的文学则是古今中外思想的共鸣。
读我的文字，你或许会觉得格调有些古怪——既有俄苏文学的深沉开阔，又有拉美文学的魔幻绚丽；既有《诗经》的风骨神韵，又有鲁迅那般冷峻内省的目光。但我就是在这样的文学道路上走了近五十年，每一步都是真水无香，每一个字都是赤心炼铸。在一个博大精深的国度里，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像我这样——背着最沉重的文学行囊，从容不迫地走遍大江南北，自由自在地仰望古今中外！
十一、石刻厅的佛陀
专题陈列展厅的内容同样翔实丰富。
宋代的钧窑瓷器，釉色天青，温润如玉，让人想起李清照笔下“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的意境之美。明清时期的书画名作，墨韵淋漓，意趣盎然，让人品味出王羲之的飘逸、颜真卿的雄健、黄公望的空灵。然而，最让我震撼的还是石刻厅——尤其是那尊被称为“华东单体石佛之最”的西天寺北魏石佛。
这是一尊北魏时期的单体石雕立佛，高约五六米，头部微微低垂，神态安详而慈悲。他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一手施无畏印，一手施与愿印，眉目之间似乎充满对众生的无限悲悯。即便千年的风雨剥蚀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即便一些细部线条已模糊不清，但他那不可亵渎的神秘与庄严依然不减丝毫。
站在石佛面前，我想起了自己在散文《走过严冬》中写过的一段话：“苦难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因为它是人类存在的真相。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不在于它如何描摹苦难，而在于它如何超越苦难。在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姿势中，我看到了人类最伟大的尊严。”佛教的“慈悲”不也是一种“超越”么？不是摆脱而是承受，不是逃避而是承担，比单纯的“幸福”更加厚重，比虚假的“乐观”更为深刻。
十二、东孙战国墓的殉车马
走出室内展厅，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我来到齐文化博物院范围内一个特殊的展区——“东孙战国墓博物馆”。
东孙战国墓是基于东孙战国墓原址兴建的一座遗址博物馆。2013年2月，文物部门对齐文化博物院民间博物馆聚落占地区域进行文物勘探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古墓葬及殉车马坑。这座墓葬呈“甲”字形，南北长16.5米，东西宽15.3米，经鉴定，初步断定为战国时期齐国的大型贵族墓葬。虽然该墓曾多次被盗扰，但殉车马坑保存得相对完整，最终被命名为“临淄东孙战国墓”。为更好地展示东周时期齐国贵族的葬制和民俗，有关部门决定对这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并在原址建设遗址博物馆实施原址保护和展示。
走进东孙战国墓博物馆，光线骤然变得柔和而暗淡——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墓室和车马坑的原生态，照明全部采用冷光源。在幽微的光芒中，那些两千多年前的殉车马遗迹清晰地呈现于眼前。腐朽的车轮已经塌陷为尘土，只剩下轮毂和辐条的印痕依稀可辨。马匹的骨骼依然排列整齐——生前一同驰骋疆场的战马，死后又被安葬在主人身旁，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不是向某个具体的贵族墓主，而是面向脚下这片厚重的土地。黄土高原，黄土平原——同为大地之子，但这片黄土地下掩埋了他们全部的辛劳与兴衰。
十三、千年文脉，与日同辉
走出东孙战国墓博物馆，再次踏上齐文化博物院开阔的广场。夕阳斜照，将整组建筑染上一层暖暖的金色，太公湖的水面泛起粼粼波光。我倚栏而望，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站在世界的维度看，就在中国进入东周春秋战国这个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正在爱琴海悄然兴起，雅典的梭伦改革正试图缓和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古罗马的王政时代也在动荡中落下帷幕。
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黄金时期——老子、孔子等中国哲人在东方奠定了思想基础，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西方哲学的基石，犹太先知们正在启示思想的经典，古印度的佛陀则在菩提树下托起了又一个伟大的宗教文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人类文明在几乎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产生了至今依然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先贤大哲——回荡在我的耳边。
东西方文化，在彼此信息交流近乎隔绝的数千年里，究竟是如何在同一历史阶段齐齐迸发出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跨越的步伐的？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类心灵中，到底蕴含着怎样不约而同的向上力量？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之精华——孔子、老子是一类，另一类，便是管仲、晏婴、孙膑；这些名字与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之间，又能搭建起怎样的共鸣着的桥梁？
人类的灵魂永远相通，人类的智慧永远竞胜。
当古希腊人在爱琴海之滨研究璀璨的哲学体系时，当古罗马人刚刚开始铸造高耸的万神殿时，当古埃及人正望着一望无际的尼罗河谷感叹岁月沉浮时，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沃土上，我们的先贤圣哲同样在创造辉煌——齐文化博物馆里那一件件无声的文物，不就是最好的见证么？
十四、文化苦旅，朝圣何为
在返程的火车上，一路向西，窗外的风景由平原渐次变为丘陵，再由丘陵过渡到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我的思绪始终萦绕在博物馆里那些触手可及的历史瞬间之间——太公封齐时第一个铸就的青铜酒器，后李先民第一次捏制的陶罐，伏案著述的管子与孙武子，稷下学宫里慷慨激昂的荀子……
一个从四五十万年的人类初迹，到公元前11世纪的齐国立国，从西周青铜器的端庄厚重，到稷下学宫的思辨争鸣，跨越漫长的历史洪荒，最终呈现为当代一部波澜壮阔、震撼心灵的齐文化史——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朝圣？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之旅？
我们这一代中国文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精神的原乡，追寻伟大的文化。这个原乡或许在风骨铮铮的黄土地，在被暴风雪席卷的西伯利亚，在地中海温煦的海风里，在湄南河阔大的河口的每一枚细沙上。原乡是一种永恒的乡愁，但正是这种乡愁，使我们的民族能历经五千年、六千年、七千年的坎坷，依然风骨犹存，灵魂弥坚。
姜太公当年就追求过这原乡，管仲心中为此筑梦过自己心中神圣的理想国，稷下学宫一百五十多年诸子百家的“大争鸣”，不也是为了这个人间至高无上的理想国么？
正如太史公司马迁所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我们的朝圣，永远在路上。
2026年5月下旬大病初愈后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