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老岭(十四)
作者:沈巩利

佐习到秦州大学报到那天,下着小雨。
他背着那个用旧帆布缝的行李袋,站在校门口,看着门楣上“秦州大学”四个字,有一瞬间的恍惚。这四个字他在金里湾写了无数遍,用树枝在地上写,用粉笔在龙王祠的黑板上写,用毛笔在报纸上写。真正写出来的时候,笔画总是歪的,像是被风吹过的庄稼。可现在这四个字就立在他头顶,端端正正,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他忽然觉得肩膀上那个行李袋轻了一点。
行李袋里装的东西不多——两件换洗的衣服,一双他娘纳的布鞋,一本翻烂了的《古代汉语》,一小袋金里湾的核桃,还有阿紫托人带给他的五十块钱。钱是用花手帕包着的,花手帕上绣着一朵不知名的花,针脚粗粗的,一看就是阿紫自己绣的。佐习把手帕打开,数了数钱,又小心地包好,塞到行李袋最里层。
这五十块钱,够他在学校吃一个月的饭了。
秦州大学比佐习想象的还要大。
从校门口走到中文系的宿舍楼,他走了将近半个小时,中间还迷了一次路。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多得像赶集,有人骑车,有人跑步,有人夹着书本匆匆走过。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好看,女生的裙子花花绿绿的,男生的球鞋白得像没踩过土。佐习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解放鞋,鞋帮子已经泛黄了,两只鞋的鞋带还不是一对的——一根是从旧鞋上拆下来的,另一根是他娘用布条搓的。他把裤腿往下扯了扯,企图盖住鞋面。
宿舍是六人间,上下铺。佐习到的时候,其他五个人已经到了。他们正围在一起说话,声音很大,佐习站在门口听了半天也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不是听不懂意思,是听不惯那种说话的腔调。城里人说话像炒豆子,噼里啪啦的,又快又脆,不像金里湾的人说话,像拉家常,一句一句慢慢地扯。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先看到他,站了起来:“你是我们宿舍的吧?哪个铺?”
佐习说:“都行。”
眼镜看了看门后面贴的铺位表:“你叫佐习?靠窗那个上铺是你的。”
佐习把行李袋拎过去,爬上上铺,开始铺床。铺的是他娘给他絮的新棉被,白粗布的被子面,絮了厚厚一层棉花,压得实实的。他娘说秦州比老岭冷,被子要厚些。佐习把被子抖开,一股棉花的味道弥漫开来,他闻到那个味道,忽然想起他娘在灯下絮被子的样子——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针脚密得像她额头上的皱纹。
他趴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闭了闭眼。
“你是哪儿的?”下铺的男生问他。
“老岭的。”佐习说。
“老岭?哪个老岭?田兰的老岭?”
“嗯。”
“哦,那地方我知道,全是山,我们高中去那边春游过。”下铺的男生说完,就转过去跟别人说话了。
佐习没再吭声。他躺在硬板床上,听他们在下面聊天。他们聊高考的分数,聊填报志愿的事,聊暑假去了哪里旅游。有个男生说他去了北京,看了天安门和长城。另一个说他去了上海,在外滩拍了照片。他们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轻,像是说昨天吃过什么饭一样随意。
佐习没有去过北京,没有去过上海。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秦州市区,那还是来报到的路上。他见过最大的建筑是秦州火车站,红砖灰瓦的,他觉得已经很气派了。
他不知道天安门有多高,不知道长城有多长。
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本《古代汉语》。书皮已经被磨得发白了,边角卷起来,有些页码快要脱落。这是他读了三年的书,每一页都有他划的线和写的批注。有些句子他读了太多遍,倒背如流。比如那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如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比如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用手指摩挲着书皮,像是在抚摸一件珍贵的物件。
秦州大学中文系的第一堂课,是古代文学史。
上课的教授姓程,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了,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文”。然后转过身,说:“同学们,我们今天不讲别的,就讲这个字。”
佐习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把笔记本摊开,握着笔,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黑板。
程教授从甲骨文讲起,讲到金文,讲到小篆,讲到隶书。他说“文”最初的意思是“交错的花纹”,后来才引申为“文字”“文章”“文化”。他说中国人讲“文以载道”,就是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的。他说你们学中文,学的不是认字,不是写作,学的是怎么用文字去承载那些值得承载的东西。
佐习的笔飞快地记着,手都写酸了,但他不敢停下来,怕漏掉一个字。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课。在金里湾的时候,他的语文知识全靠那本翻烂了的《古代汉语》和偶尔从公社借到的旧报纸。他以为学中文就是读书、写字、背书,他不知道一个字可以有这么深的来处,不知道一句话可以有这么广的天地。
下课铃响了,程教授收拾东西要走。佐习忽然站起来,大声喊了一句:“程老师!”
整个阶梯教室都安静了,所有人回头看着他。
佐习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没想到自己的声音会这么大,大得像是站在老岭的山头上喊话。他把手里的笔记本举了举,结结巴巴地说:“程老师,您刚才讲的甲骨文那个部分,我有些地方没记清楚,能再问问您吗?”
程教授看了他一眼,笑了笑:“你跟我来办公室吧。”
佐习跟在他身后,走出教学楼,穿过一条种满梧桐树的路。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落了,踩上去沙沙响。佐习看着程教授的背影,觉得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很特别,不急不慢的,像是在散步,又像是在丈量什么。
到了办公室,程教授给他倒了杯水,说:“坐吧。你是哪个地方来的?”
“老岭。”佐习说。
程教授想了想:“老岭……是不是田兰最北边那个岭区?”
“是。”佐习点头,忽然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那儿很穷,但是岭很好看。我们家门口就是老岭,每天早上太阳从岭上出来,把整个村子都照成金色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程教授只是问他从哪里来,他本可以只说“老岭”两个字就够了。但也许是那个“文”字让他想起了太多东西,也许是程教授倒给他的那杯水太热了,烫得他心里有话想说。
程教授没有打断他,只是听着,偶尔点一下头。等佐习说完了,程教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他:“这本《说文解字》你先拿去看,有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佐习接过来,书是精装的,封面很新,定价五块八毛钱。他把书翻了一下,又合上了。五块八毛钱是他好几天的伙食费,他觉得自己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他把书递回去:“程老师,我……我没钱买。”
程教授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不是让你买,是借给你看。看完还我就行。”
佐习把书接过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件宝贝。
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舍友们都在,有人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有人在看书,有人在水房洗衣服。佐习爬到上铺,把那本《说文解字》放在枕头旁边,又摸出那本翻烂了的《古代汉语》,两本书放在一起,一新一旧,像两个时代的人站在一块儿。
他忽然笑了。
他想,这本书要是能说话,一定会嫌弃他那本破书太旧了。可是那本破书一定不会嫌弃这本新书太新。因为那本破书知道,没有那些旧的东西,就长不出新的东西来。就像金里湾的山,山上的石头是老得不能再老的,可是每年春天,石缝里还是会冒出新的草芽。
秦州大学的生活,对佐习来说,是一场漫长的适应。
他的功课没问题。他底子好,又肯下功夫,期中考试的时候,古代汉语考了全班第一。程教授在课上表扬了他,说“有些同学从岭区来,条件艰苦,但学习的劲头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佐习坐在最后一排,低着头,耳朵红得像煮熟的虾。
可功课之外的东西,让他觉得吃力。
比如吃饭。食堂里的菜有好多是他从来没吃过的,什么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西红柿炒鸡蛋。他第一次看到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盯着那盘红红黄黄的东西看了半天,不敢下筷子。他在金里湾吃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糊糊和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食堂的饭菜太好吃了,好吃得让他不安。他每顿只打一个素菜和两个馒头,把菜汤都舔干净了,馒头掰成小块泡在菜汤里,吃得一粒渣都不剩。
比如说话。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老岭口音,说“是”像“四”,说“山”像“三”。舍友们有时候听不懂,让他再说一遍,他就再说一遍,还是那个样子。舍友们笑他,他没有生气,也跟着笑,但回到床上躺下来的时候,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翻来覆去地想,为什么自己的舌头这么笨,连话都说不利索。
他开始练普通话。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一个人跑到操场后面的小树林里,对着那些梧桐树练。他拿着一本《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对了就在旁边打一个勾,念错了就打一个叉。秋天的早晨很冷,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站在落叶堆里,嘴里哈出的白气跟字典上那些音节一起飘散在空气里。
练了一个月,他的普通话还是不太标准,但至少舍友们能听懂了。
有一天晚上,熄灯以后,下铺的男生忽然问他:“佐习,你为什么每天都起那么早?”
佐习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睡不着。”
“你是不是想家了?”
佐习没回答。但他知道,那个男生说对了。
他想家了。想那个破旧的龙王祠,想那些歪歪扭扭的课桌,想那盏熏黑了灯罩的煤油灯,想那些孩子的脸。他想金里湾了,想那条他走了无数遍的山路,想村口那棵老槐树,想阿紫站在村口喊他吃饭的声音。他想他娘了,想她戴着老花镜在灯下做针线的样子,想她那双满是老茧的手。
他更想那些孩子。
他常常在梦里回到金里湾小学。梦里的教室还是老样子,墙上还糊着旧报纸,窗户的纸还是破的。他站在讲台上,底下坐着大丫、二丫、狗蛋、石头,还有好多他叫不出名字的孩子。他跟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念书,念出来了就能像我一样,看到更大的世界。孩子们眼睛亮亮地看着他,跟从前一样。
醒来的时候,枕头总是湿的。
有一天,佐习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老岭寄来的,信封上是阿紫的字迹,秀秀气气的,一横一竖都很端正。佐习拆开信,先掉出来一张照片,是金里湾小学的全班合影。孩子们站成两排,阿紫站在中间,笑得很好看。照片的背面写着:“佐习老师,我们想你。——金里湾小学全体同学”
信纸上写满了字,是阿紫写的。她在信里告诉他,学校还是老样子,但她修了窗户,添了新瓦,孩子们现在都有课本了。她告诉他,凤玉儿当了村支书,修了一条路,车能直接开到村口了。她告诉他,来勤的腿受了伤,但已经好了,他现在每天都在学校帮忙修修补补。
信的最后一句话说:“佐习,你快回来看看吧,金里湾变了。”
佐习把信读了四遍。第一遍看得快,急着想知道家里的事。第二遍看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第三遍看到一半就哭了,泪水滴在信纸上,把字洇湿了一片。第四遍他没有看字,只是把信纸贴在胸口,感觉着那些字迹的温度。
他找出一张白纸,开始写回信。
他写了很多。写秦州大学很大,大到他会迷路。写程教授很好,借给他一本《说文解字》。写他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的书多得他一辈子都看不完。写他学会了吃西红柿炒鸡蛋,很好吃,比玉米糊好吃多了。写他很想金里湾,很想孩子们,很想那个教室,很想那座山。
写到最后,他停了一下,在纸上写下了一句话:
“等我毕业,我就回去。”
写完了,他看着这七个字,忽然有些犹豫。回去干什么呢?回那个穷山沟,回那个破学校,回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他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全村人凑钱供他念书,不就是为了让他走出去,再也不回来吗?
他把那行字划掉了,换成了:“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信寄出去的那天,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不大,稀稀拉拉的,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拿信的手上。他站在邮筒前,把信投进去的时候,听到“咚”的一声,信掉进了黑暗里。
他站在雪里,看着那个绿色的邮筒,忽然很想念金里湾的冬天。

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