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泉畔的女画家——记水冶镇小东关女画家张国书（一）

文/燕红妹    

      珍珠泉位于中州名镇水冶。因泉池底部泉眼丰富，从中不断上涌的小气泡，在池水间呈现出无数垂直向上、犹如串串珍珠的庞大景观，因而得名“珍珠泉”。从古到今，经走珍珠泉畔的名人贤士、百姓大家，如同泉池升腾的珍珠，枚不胜数。年逾七旬的女画家张国书老人，就是其中一位。张国书（又名张贵书），水冶镇向阳村人，自幼喜画爱书墨。经过笔墨耕耘，成为安阳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员、安阳市殷都区美术家协会理事。张国书于1954年正月出生于小东关一户贫苦人家，姐弟五人中排行老大。父亲参加过抗战，九死一生，硬是凭着坚强意志活了下来。母亲落难前是一位大家闺秀，绣得一手人见人夸的好针线活儿；谁家娃儿的肚兜上想绣个鱼拱莲啦，谁家闺女想在荷包上绣一朵凤凰戏牡丹啦，只要来找她帮忙，她根本不用裁纸样，只用手指与绣针在布面上比划一番便开始绣了；她绣的花瓣能滴出露珠，她绣的羽毛能翩翩起飞。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聪明伶俐的张国书打小就养成了敢吃苦、爱劳动、喜学习的好习惯。值得重提的是，她从母亲绣花那里，爱上了影响她一生的绘画艺术。穷人家的孩子极少有条件发展自己的爱好，解决好一日三餐才是最当紧的事。1966年，刚满12岁的小国书进了水冶服装社，她用上了从母亲那里学来的针工技巧——给服装锁扣眼。凭着心灵手巧与胆大心细，她锁的扣眼针脚均匀，平整美观，用时最短，堪称一流。二工局的领导去做衣裳，说这个小姑娘锁的扣眼很好，就指定让她锁扣眼。一时间，她的名气传开了，镇上人都知道水冶服装社有个锁扣眼能手叫“张国书”，还夸她“有志不在年老少”。小国书才不会在赞誉声里迷失方向呢。每天，她照常不误地去服装社锁扣眼挣工资，贴补家用。晚上回家，跟爸妈围坐一起，分拣猪毛。吃过猪肉的人，基本上都见过猪毛，那是一种比较有韧性的动物体毛，最简单的用途是制作刷子。当时，由居民服务社提供的猪毛，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条“挣外快”的渠道。家境较差且喜欢劳动的人们，都可以分拣，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猪毛里，按长短和颜色分出白色、黑色、灰色等；黑色和灰色的可制作鞋刷，白色的可制作牙刷。用天然的材料制作刷子，有好多优良性是现代使用的塑料材质刷子所不具备的。当然，这是题外话。拣一斤猪毛可以挣八毛钱，这需要小国书与爸妈辛辛苦苦拣三四个晚上才能完成，换句话说，三人一晚上共挣两毛钱。艰苦的生活条件，锤炼了小国书迎难而上的坚强意志，亦磨砺了她学习进取的优良品质。只读过三年半学堂的小国书，每天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看书——看别人丢弃的旧书或废书；如果书页里有插图，她更是喜欢得不得了，一边用心端详揣摩，一边用手指在枕巾上反复描摹。没想到时间一长，出事了——原来，每天晚上拣完猪毛，爸妈就督促孩子们熄灯睡觉，为的是节省电费。小国书不敢开灯照明，就用平时收集来的大人们点蜡燃剩的“蜡油”，自制“蜡灯”照明。有天晚上太累了，她歪在枕头上看书，迷糊着迷糊着竟然睡着了。夜风钻过闭合不严的窗户，将薄如蝉翼的窗帘飞蛾赴火般推向摇曳的灯焰。窗帘点着了，父母看见后紧忙把火扑灭，并警告她以后晚上不要看书了。水冶街里的人们都知道小国书爱看书，因为爱看书，才让家里遭了火。人们都传说：这闺女不光好看书，还好画画哩！她画的菊花能闻见花香，她画的腊梅能掐出蜡油哩。传说，固然免不了夸大其词，但其中透出的人们对小国书的称赞与喜欢，是不需言表的。1970年，年满十六的张国书，出落得亭亭玉立，看上去俨然一个大人了。有一天，邻家婶子风风火火来找她：“安阳县磷肥厂招正式工，但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你这一米七几的个儿，说自己十八了也都信，去报名吧。”说到这“一米七几的个儿”，这里有个小插曲——张贵书上学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上，国家队来学校挑人，一眼就“相中”了张国书，她身材高挑，动作敏捷，反应迅疾，是当运动员的好苗子。当相关老师去家里找她父母谈条件，想带她进国家队时，父母说啥也不同意，他们见过运动员穿着背心短裤在运劲场上训练的情景，一个姑娘家，露着胳膊和大长腿去运动场上跑来跳去，多丢人现眼啊！就这样，很顺利的发展机会与不可估量的前途没开始呢，即划上了休止符。这个事情，成了张国书人生中的一大憾事，至今提起，父母当时的保守态度仍旧令她耿耿于怀。张国书当真去居民服务站报了名。第二天，单位领导来接工人。途中有位大姐问她多大了，回答十六了。大姐说：“人家领导要问你，你得说十八了。”    到单位，领导问张国书多大了，她说十八了，领导又问属啥的?“属……这……”她赶紧问同去的大姐：“十八岁该属啥？”大姐愣住了，来之前没想到会问这个问题，一慌神，她也说不出十八岁的属相是啥了。“自己属啥还得问别人？不会是个傻小妮吧？”领导话音刚落，人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肆意哄笑，喊“傻小妮”的声音更是此起彼落。同去的人说，人家不傻，会读书写字，还会画画哩。领导收住笑容，点头赞许：“还是个文化人哩，好，通过！”张国书顺利成为安阳县磷肥厂一名正式工人。她被安排到泵房看水泵，高炉车间用小水泵抽水，出磷肥半成品时换开大水泵。这一看就是一年多，从未出现差错。她利用水泵切换间隔的一小时，如饥似渴地看书读报。读《毛泽东选集》，读四大名著等。突然一天，她狠狠挨了批评，缘由是她不该读了《红楼梦》这样的“禁书”！当时是“文革”时期。她不光挨了批评，还被罚去拉平板车送货。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尚处在不谙世事的年龄，她怎么也想不通，书是印刷厂印刷发行的，又不是自己编写的，自己哪里做错了？她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来劲儿，猛然推起平板车朝河边快速冲去。快到河边时，一个猛撒手，平板车重重栽进了河水里。监督她的人员急忙跑去厂领导那里汇报，说傻小妮大概是傻劲儿上来了，指不定会做出啥傻事儿来。厂领导沉默片刻，作出决定：这傻小妮能写会画，咋能看着她做傻事儿哩？让她正常上班吧，办专刊还指望她出力哩。于是，张国书又成了水冶街里的新闻人物。人们说，她是沾了“傻小妮”这个绰号的光，当然，主要还是沾光她能写会画！要不是能写会画，能用她“办专刊”？从1971年“五一”起，厂里拟办各个节日专刊（墙报），需要找个会画的。车间有位负责人说：“找看水泵的那个小妮吧，她叫张国书，可好写写画画了。”张国书和一名大学生被抽调去办专刊，一出手便有了名气。两人合作办了几次专刊后，大学生因为待遇问题不再留厂，于是，从1971年国庆专刊开始，到1976年国庆专刊，每年各个大节专刊，成了她的个人“专利”。从第一次独自办专刊，画画的天赋便让她扬名儿了。她像当年母亲绣花前在布面上用手指比划那样，在无可参考的墙体上构思排版。哪里需要插图，哪里需要配文字，哪里该侧哪里该重，她心里很快便有数儿了。只见她或探身或弯腰，忽而粗勾忽而细描，要么远观要么近看……她画的五星红旗熠熠生辉，画的出水荷花亭亭玉立，画的劳动场面热火朝天；她用工整漂亮的文字写节日祝福，写好人好事，写劳动光荣；适当的地方，她还插写了自己临时发挥的打油诗。在别人看来需要好几天才能完成的专刊，没想到张国书短时间竟完成了。工人们怀着好奇的心，下班后纷纷去围观。主管领导也去了。在现场，有人说：“这傻小妮画得还不赖哩。”也有人说：“这傻小妮不老实，明明肚里有墨水，天天说自己没读过几天书。”主管领导默默记下了大家的议论声，很快便把张国书安排进了保卫科，这个部门，能让她接触更多的真人真事，为今后办专刊积累更丰富的创作素材。进了保卫科，她也没放下手中的画笔。她在门岗值班室的空闲里画画，周休在农户家的影壁墙上绘画；收藏她作品的工友，非得给她丢下几元钱当颜料费；感谢她劳务付出的农户，非得送她些土产品才心安。可别以为这些“互动”是工作之余的事情——在保卫科工作十三年，她从“互动”中不止一次敏察出蛛丝马迹，并顺藤摸瓜，追查盗窃，累计为厂里挽回不小的损失。为此，厂里人称她是铁面无私的“女包公”，还把她的事迹发表在《妇女生活》等杂志上。厂领导格外赏识她的工作能力，于1989年升调她担任成品库主任，她不负信任，严查出入库数量，严把质量关，合理安排人员，票货从未差错或丢失。到了冬天，生产销售进了淡季，她就抓住空闲猛练画画。有一次，张国书在保卫科正上着班好好的，同事喊她：“老城派出所叫你去一趟，许是你犯啥错了。”她一阵莫明其妙，便说：“不吃辣椒脸不烧，去就去。”她去开“偏三”摩托车，同事不让，说她今天犯了错，不能开。同事开偏三摩托带着她经过珍珠泉时却说：“你没犯错，逗你的，要么还是你开吧。”她冷冷回答：“没犯错也不开了。”她哪里知道，老城派出所“盯”上她了——磷肥厂保卫科有个会画画的，绰号“女包公”，咱得把这人才挖进来呀！一进老城派出所，有位干警笑着迎过来，与张国书握手：“你就是传说中的‘女包公’吧？我们都想见识见识你的才艺，随便写几个字可以吗？”她也不拘谨，报了自己名姓，随手拿起钢笔便在纸上写了一行漂亮字：梅花欢喜漫天雪。另一位干警见状，忙说：“再画俩画吧。”她二话没说，用钢笔随手画出了一簇兰花。有位领导模样的民警说：“明天早上八点，你来派出所上班。”她一下子晕了：“我在磷肥厂好好的，咋能来派出所？”民警回答，派出所会跟厂里安排好。从1993年到1995年将近三年的日子里，张贵书白天在安阳县公安局水冶老城派出所上白班，下午四点半回厂里上夜班或中班。每天“两头赶忙”的辛苦，说起来都是“会画”惹的忙——在保卫科，她因画画“互动”而敏察线索，明察暗访，跟踪追击，洞察秋毫，为厂里挽回不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