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在海岱之间，触摸齐文化的脉动
——淄博市博物馆记游
张兴源
一
多年前，一位山东的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说：“张老师，您该来淄博看看。”我问为什么，他说：“齐国故都，八百年的历史沉淀在那里。您不是一直对文学、历史和考古有兴趣吗？”我当时正蛰伏在“十二万卷楼”里重校几部旧志，成堆的古籍摊在案头，便含糊地应了一声，并未当真。
谁料今年春天，我竟真的站在了淄博这片土地上。
从延安到淄博，一千余公里，高铁不过五六个小时的行程。可在我心里，这一程似乎走了数千年——从陕北黄土高原的沟沟峁峁，来到海岱之间的齐鲁大地，这山川地貌的转换，这人文气象的迁异，叫我这个从放羊娃成长为党报记者和国家级作家的人，不由得生出万千感慨。
一路东行，车窗外的景象从沟壑纵横的黄土梁峁渐变为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我的思绪却始终萦绕在那些关于齐国的史书上。姜太公封于营丘，田氏代齐，《管子》富国，《晏子》谏君，齐桓公称霸天下，管仲九合诸侯——这些书页间的文字，忽然就要在我眼前活过来了，我竟有些许近乡情怯般的恍惚。
下车时正是午后，春阳温煦，淄博的街头绿意正浓。我的那位朋友已在车站等候，他热情地握了我的手，说：“张老师，咱们先去博物馆。那地方，您看了准喜欢！”
二
淄博市博物馆坐落在市中心广场，北临繁华的商业街，南望宽阔的市民广场，地理位置堪称得天独厚。我查阅过相关资料，这座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8年，最初在博山颜文姜祠始建，后几经变迁，于1975年正式设立建制，1981年并入原市展览馆，逐步发展壮大。现馆舍是199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占地四十二亩，建筑面积一万三千平方米。
站在博物馆前，我首先被它的建筑造型吸引。楼顶由八个蓝色的拱形圆顶错落组合而成，每个圆顶直径十余米，或高或低，彼此呼应，远远望去，既像一排起伏的山峦，又如一片翻涌的波涛。这种“错落组合”的设计，据说象征着淄博市五区三县组群式城市特点。八座拱顶，八座城区，以一种朴实而明快的建筑语言，向参观者展示着这座城市的独特格局。
这样的匠心独运，让我想起许多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那座由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赫尔辛基文化中心，其屋顶的起伏线条，便是从芬兰的湖泊、岛屿与森林轮廓中提取的灵感，仿佛以建筑为画笔呈现了一个国家的地貌特征。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用螺旋上升的白色混凝土圆柱体，打破了传统的线性空间，创造了一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连续观看体验，至今仍然是世界现代建筑史上的经典。更近一些的例子，是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在巴黎设计的布朗利河岸博物馆，他用不同颜色的盒子堆叠起来，隐喻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彼此的相遇。这些大师的设计，说到底都是在做同一件事——用建筑捕捉一个地方的精髓。而淄博市博物馆的设计者，正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捕捉这座城市、这片地域的文化意象。
我不禁猜想，这座建筑的设计者是谁。他或许是本地的一位建筑师，或许是来自外地的一位名家，他一定要对淄博的历史文化和城市格局下过功夫研究，才能把五区三县抽象为这八个蓝色的圆顶“符号”，让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有了温度。他懂得，八百年的齐文化，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地理的，是贯通古今的。当这些蓝色圆顶在阳光下闪耀时，它们不仅标志着一座博物馆的存在，更唤醒了一种文化的记忆。这便是一位建筑师能做到的最好风景。
三
走进博物馆正门，一股清凉而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宽阔明亮，地面铺设着光滑的花岗岩，墙壁上是简洁大方的展板，介绍着博物馆的基本情况。据馆内资料显示，淄博市博物馆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文物达两万五千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五十件（套），国家二级文物九十九件（套），国家三级文物五百四十件（套）。如此丰富的馆藏，对于一座地市级综合博物馆而言，堪称规模宏大。
我的目光首先被一个牌子所吸引——“古代淄博”陈列展。
步入展厅，灯光柔和，展柜齐整。整个陈列以时间为主线，从远古时代起步，带你一步步顺着淄博大地走得更远、更深。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片土地上的先民遗迹，一件件陶器、石器、骨器，在灯光下诉说着数千年前的故事。我久久驻足在一件龙山文化的黑陶高柄杯前，那杯壁薄如蛋壳，漆黑发亮，腹部的弦纹精致得令人屏息。解说牌告诉我们，这是典型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代表着四千多年前制陶工艺的巅峰。我仿佛看见了那位远古的匠人，在窑火的映照下，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摩挲着湿润的陶坯，一呼一吸之间，将日月的精华都融入这薄薄的陶壁里。米兰·昆德拉说过：“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在这样博物馆里，我却又重新找回了这种让人精神松弛的慢——
继续向前走，便是齐国历史的核心展区。西周初年，姜太公封于营丘，建立齐国。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为齐国奠定了富国强兵的基础。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经济，终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这些在史书中早已烂熟的文字，此刻在文物面前——获得了可触可感的质地。
展厅中有一组青铜礼器，鼎、簋、鬲、甗、豆，大大小小，错落有致。青铜器表面的纹饰，以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为主，线条流转，造型雄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提梁卣，器身布满精美的饕餮纹，双目圆睁，威严肃穆，似乎要穿透三千年的时光，注视着每一位路过的世人。与古希腊的青铜人像相比，这两种文明的雕塑有着迥异的艺术把握逻辑。古希腊人热衷于捕捉人体的完美比例和动态瞬间，他们的青铜雕像如同一首赞美肉体的诗篇，展现的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和对自然的征服。而我们的青铜礼器，则追求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当中国上古的青铜匠人将它们铸造出来时，并不是要让你去赞美一件完美的器皿，而是要让你在注视它们的瞬间，被神性的威严、权力的肃穆和宇宙的秩序所震撼。
这让我想起在中外美术大典一类的画册中见到的卢浮宫那尊阿耳忒弥斯青铜像，女神的衣袍如同被风吹动，身体的曲线在凝固的金属中柔美流转，每一处细节都坦然呈现着人类的审美理想。一个是向外探寻，在人与世界的对峙中彰显主体意志；一个是向内观照，在人与天命的沟通中求得精神的安定。这便是东西方文明从源头上分流的根本表征。
四
淄博市博物馆的核心藏品，首推“西汉齐王墓”和“战国商王墓地”两大考古发现中出土的文物。
19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临淄发现了一处大型西汉齐王墓。当墓葬被打开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呆了。展厅中专门辟出一角——“西汉齐王墓陪葬坑陈列”，专门展示这一惊世发现。
步入这个专题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青铜乐器——编钟。大小九枚铜钟悬挂在木质钟架上，按照音高排列，隐约还能敲出古代的律吕。我凑近了看，铜钟表面的纹饰细腻繁复，铸有精巧的乳钉纹和蟠螭纹。据解说牌介绍，这批编钟出土时基本上保存完好，是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制作精良的西汉青铜乐器之一。站在这些编钟前，我恍惚间听到了两千年前的宫廷雅乐——“钟鸣鼎食”，这个成语突然在我眼前获得了生动的注脚。
最令我震撼的是一面巨大的矩形龙纹铜镜。这面铜镜长达一米有余，堪称国之瑰宝，是二十八件（套）国家一级文物中的明星藏品。铜镜的背面铸有繁复的龙纹图案，四条长龙腾云驾雾，首尾相接，造型飞扬灵动。龙身饰以细密的鳞纹，云气环绕，呼之欲出。这面铜镜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西汉矩形铜镜，更因其体量巨大、纹饰精美、保存完好而成为“镇馆之宝”。
我想象着这面铜镜曾经在深宫中悬挂的场景：两千年前的大汉后宫，是哪位尊贵的齐国诸侯王妃子通过它的镜面审视过自己的妆容？透过它，她又看到了怎样与自己身份相匹配的华服之美？显然，它不仅仅是一件照面的工具，更是一种权势和地位的象征。铜镜这种器物，在中外文化中其实有着截然不同的魂魄。在西方人那里，镜子的功用是显影的、复原的，给一个失去青春年华的拿破仑看看满脸沧桑的自己，镜子只会忠实地复制他额头的每一道皱纹；而在东方人那里，镜子是照心的、隐喻的。唐太宗说得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面西汉的铜镜，明明白白又是这三重隐喻的绝佳历史证物。
再往前走，展柜中陈列着一组精美的玉器和金银器。有一只玉剑珌，温润如脂，雕工精湛，是汉代贵族佩剑上的重要玉饰。有一组玛瑙串饰，色彩斑斓，光泽莹莹，千年前佩戴在贵夫人的脖颈间，该是何等的雍容华贵。更有一组金饼和银器，印证着“临淄之富，冠于天
下”的历史记载。这些文物不是孤立的，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气象森严的辉煌时代。齐国在管仲的改革下，盐铁官营，“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这种经济制度的创新，使淄博所在的这片土地，早在两千年前就登上了中国经济的巅峰。而由富而贵，由贵而文，这种深厚的经济底蕴，是后来绵延至今的齐地文化发育、文脉不绝的底层逻辑。
五
我在展厅中盘桓良久，不觉已经过了两个时辰。此时，我的双腿有些发酸，便在展厅出口处的长椅上坐下休息，翻看手中的导览手册。手册上写道：“淄博市博物馆是我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未成年人学习实践基地和理论宣教研究基地，基本陈列‘馆藏文物精品展’、‘淄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西汉齐王墓陪葬坑陈列’、‘古代淄博陈列展览’常年对外开放，每年还引进举办三十多个高档次文化艺术展览”。
这些文字中透露出一种信息：这座博物馆并非是只供人参观游览的观赏型场所，它有着强烈的社会教育功能。我想到，在遥远的陕北高原上，那些山沟沟里的孩子们若能有机会走进这样的博物馆，亲眼看看这些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亲耳听听讲解员讲述着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他们该是何等的激动和向往。好在延安的博物馆，也具备这样的功能。
我由此想到，一个博物馆和一个作家，其实有着某种相通的使命。一个作家，如我，写作四十多年，留下了《献给青年》《岁月》《杏子河，我家乡的一条河》这些长诗，留下了《保安塔记》《张氏族谱序》《朝圣司马迁祠》这些散文，留下了《聊斋续异》这样的文短篇小说，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学评论，我不是在写我自己，我是在为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留下一份能够还原当代人情绪的“文学证词”。而一座博物馆，它也是后世子孙从一个个青铜器、陶器、玉器中回望我们、研究我们、理解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场。在这个意义上看，作家靠着墨水写作，博物馆靠着泥土里的文物记录，都是不同又相通的文明史官。
六
短暂休息之后，我继续参观了博物馆的其他陈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我看到了淄博本地的独特工艺和民俗文化。其中，淄博陶瓷和博山琉璃的精品令我印象深刻。其实，淄博的陶瓷史几乎与中国陶瓷史同步——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汉代的釉陶、唐代的三彩、宋代的影青瓷、元明清的青花釉里红，直到现代的先进陶瓷，这片土地从未停止过火与土的对话。
就这一点而言，山西平遥古城的推光漆器技艺与淄博的陶瓷烧制技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具风流。平遥的漆器由手艺人一遍又一遍推光固色，每一个工序都急不得；淄博的瓷器在火焰之中脱胎换骨，一次次的淬炼都是在与自然作一番修为。手工艺的坚守，终会让你褪去浮躁，静下心来，沉着地面对生活与世界。而这也是我们这些以文字为业的人，每天在电脑前苦苦耕耘时所体会到的——与世间的浮躁保持距离，让心灵的修炼一天天贴近永恒。
不知不觉，夕阳已经西斜。我走出博物馆，站在馆前广场上，回望这座由八座蓝色圆顶构成的地标性建筑，心中百感交集。夕阳的余晖洒在圆顶上，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的光泽，那些蓝色的拱形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宁静而深邃。我忽然想起了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下的那几句千古名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这里，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齐国，早已烟消云散。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和灿烂的文明，并不意味着它自然而然地就能拥有一个不需要努力就能抵达的将来。在博物馆里，我还看到了一块刻着“叔孙氏造戈”铭文的铜戈，这告诉我，在战国那个逐鹿中原的时代里，齐国人民能够创造出高度的文化和经济成就，靠的是几代君臣的苦心经营，是管仲、晏婴这些治国能臣的青灯演兵、励精图治；在战火频仍的年代里，能够涌现出《考工记》那样的工艺著作，稷下学宫那样的学术中心，靠的是任人唯贤的开放态度和“不治而议论”的思想自由。这才是沉甸甸的历史智慧——真正的文明，总是在知与行的辩证中、在守与变的两难中找到艰难的平衡，然后生生不息，不断前进。
七
离开淄博市博物馆的那天晚上，朋友带我去吃了一顿地道的淄博烧烤。炭火正红，肉香四溢，在一张不大的圆桌旁，我和当地的几位文化界友人举杯畅谈。他们向我问起延安的文学创作情况，问起陕西的黄土精神和红色故事，我也向他们说起黄河，说起延河，说起那段“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峥嵘岁月。说起文学，我们总是能够在觥筹交错间找到最浓郁、最舒服的话题。
一位当地作家告诉我：“张老师，您若能多待几天有多好啊。咱们淄博除了市博物馆之外，临淄那边的齐文化博物院才是更值得一看的去处。那里有三十多万块专为殉葬而烧制的仿制陶俑组成的宏大阵列，有华东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单体石佛，还有足以代表齐文化高度的‘牺尊’等国宝级文物。下次您再来，我一定陪您去看，一定让您不虚此行。”
我连连点头，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我将不累朋友，独自前往了。中国的文物太丰富，中国的文化太厚重了，穷尽我一个陕北作家的毕生精力读它、写它、感悟它，依旧读不完、写不尽、悟不透。好在，我有的是时间。
夜风微凉，繁星满天。我抬头望去，不知千年前齐国宫殿里的那些帝王将相们，仰望的可是同一片星空？在“十二万卷楼”里翻阅旧籍时，我常常想，写作者的生命或许真的过于短暂，但你只要怀着对人类文明的敬畏、对家国厚土的热爱，认认真真地写下那些属于你和你的时代、你的人民的文字，这个写作者就不虚此生。这是我从小在杏子河边放羊时曾对自己的期许，也是此刻，在淄博一个春夜星空下，一个陕北老汉对自己的——最高要求。
是的。天地悠悠，前路漫漫，我将一路写将下去，直至永远。
2026年5月下旬大病初愈后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