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新乡村叙事与当代中国农民角色的重塑
——读长篇小说《屠家庄》
杨焕亭
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说：“现实主义就是精确地、客观地观察社会，并用冷静的笔触记录它。”如果从文学自律性角度考量，现实主义创作思维应该包括两层内涵，一是要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二是这个典型人物必须是毫无重复之弊的、具有时代价值的个性形象。这就是说 ，当作家将艺术的笔触伸向历史变迁的时候，现实主义昭示着作家对时代肌理的精准触及。韩文平长篇小说《屠家庄》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浓郁现实主义风格的新乡村叙事。作品以近五十年来乡村经历的伟大变革为背景，以具有悠久农耕文明传统的渭北高原古老村庄屠家庄为典型环境，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以焦点透视的审美自觉，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民突破身份桎梏、重塑精神坐标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的农民艺术形象，特别是刻画了屠老四这个在以往乡村叙事中不曾有过的新型农民形象，从而为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兼具时代厚度与个性温度的艺术典型。诚如恩格斯所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是一个‘这个’。”
传统底色与现代浪潮的互照，是《屠家庄》对农民重塑形象的叙事起点。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大国，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品格是由底层农民和历代精英人才共同缔造并得以绵延的。因而，农耕文明作为中国农民的精神原乡，不仅是心灵的安妥地，更是带有某种先赋意义的情感链接，是一种穿越岁月流年和代际藩篱的精神力量。在生命主体现代化的命运历程中，它不仅从未褪色，而且成为当代农民身份重构的底色，这是韩文平一个十分突出的审美视角。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屠老四，从小就赓续了祖父屠八““吃亏、实在、身子正”的祖训和父亲屠栓牢“违背天理的事情不做”、“给祖宗脸上抹黑的事情不做”的处世原则，这种带有本源文化的能量一俟与屠老四当过人民军队特种兵，有过军营艰苦磨炼的人生经历结合，就成为他重塑“新我”的品格基石，也成为韩文平铺开屠家庄巨变的叙事起点。在韩文平的艺术目光中，传统与现代在本质上就有着内在的关联，从而将二者视为相互滋养的共生体：屠家庄的土地里，既生长着传承千年的耕作智慧，也孕育着对机械化、数字化农业技术的接纳；农民的骨子里，既有对土地的敬畏与依恋，也有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它是一种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小说里屠八爷一辈子守着屠宰手艺；他的儿子屠栓牢充其量就是坚守和维护了老屠家在村里的地位，而屠老四则在保留这份乡土情结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拥抱迎面扑来的现代性氤氲。从成为屠宰专业户到建设屠宰专业村；从建设屠宰场到建设商贸一条街；从引入机械化屠宰到完善各种市场管理措施，主动邀请牲口检疫、市场管理和金融机构在村里建办公楼、设立分理处等等，两代人的对照，恰恰印证了当代农民形象的底色——他们既是黄土地的继承者，也是现代农业的开拓者。从“光棍村”到“西北屠宰第一村”的蜕变，正是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市场经济碰撞出的火花。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传统不仅是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而且成为抗击错误思潮的精神支柱。它不惟表现在屠老四在每一个转折的节点上，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更表现在他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逐利意识和文化浊流对民风冲击的敏锐感知，对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人的现代化的密切关注，从而适时应势地提出兴办第一流学校的先明洞见；表现在面对腐败之风侵袭保持的那一份理性和冷静，表现在遭遇余开河诬告时对屠家庄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自觉反思，从而一点一滴地将自己塑造成新型的乡村企业家。所有这一切，都向读者传递了一种生命诗学意义上的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农民在重塑自己的实践中，不是丢掉传统而是将之转化为自己人生的内生动力。
在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统一的基础上铺叙三重转化，是《屠家庄》新乡村叙事的核心。在作家笔下，这种转化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中国农民的形象重塑是一个主体不断拓展生命存在价值的过程，一个从内到外的生命系统提升过程。以屠老四为代表的屠家庄生命群体，在读者面前铺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时代画卷。第一个层面，生产方式的迭代：从传统小生产者到现代农民的转变，是最直观的身份重构。屠老四退伍回村时，屠家庄还靠着人工屠宰、肩挑背扛卖猪肉，亲历了爬五道坡的艰难旅程和三跛子跌进沟里的惊险。他上任后，建屠宰市场、引机械化设备、通电话，把分散的小农生产整合为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作品描写他力排众议拆除旧市场，在104国道旁建起标准化屠宰场，日宰量从几十头跃升至三千头，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它的本质意义在于农民从“土地的依附者”变为“农业生产的经营者”。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身份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建构。”
第二个层面：认知结构的革新。比之生产方式的转化，农耕意识向市场意识的转化，是当代农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突破。屠老四从回到屠家庄那一刻起，就不再局限于“种好自己的地、杀好自家的猪”，他是以全新的姿态、全新的意识登上北莽山下这方人生舞台的，他要走出父辈的窠臼，走出一条新型的发展道路。他从建设屠宰场和商贸一条街起步，主动对接省皮革厂、南方投资商，甚至注册成立“福运肉类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把屠家庄的猪肉卖到了全国各地。小说里有个细节：屠老四第一次去镐京市卖猪肉时，被地痞流氓勒索，他靠着在部队练就的胆识化解危机；后来他再去省城，已经能熟练地与老板谈合作、签合同，这种市场意识的觉醒，正是当代农民与传统农民的本质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家赋予屠老四的这些品格，我们在柳青笔下梁生宝身上没有看到，在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萧长春身上没有看到，甚至在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孙少安身上也没有看到。我当然不是说，韩文平的作品在艺术水准上超越了前面这些作家，而是说，他抓住了新时代农民角色转换的本质特点。这说明，韩文平作为一位50后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艺术的技巧在于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以此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从而延长审美过程。”（什克洛夫斯基语）的艺术规律有着比较自觉的认知。
第三个层面，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精神追求的丰富，是农民形象重塑的深层内核。屠老四最初只想让屠家庄摆脱“光棍村”的帽子，让兄弟们娶上媳妇；但随着村庄的发展，他接受了县乡领导的建议，提出了建设“小康村”的奋斗目标，并且不断思考“小康之路该通往何处”，提出“50年不失体，100年不落后”的村办公楼建设标准，甚至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立子午集团。作品描写他被余开河诬告陷害，留置期间靠着吹笛子平复心情，始终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斜”，这种对自我价值的自信与对乡村未来的担当，让当代农民的形象更具独立性与尊严感。
在矛盾冲突中铺叙农民重塑之路，是《屠家庄》新乡村叙事的艺术途径。美国作家罗伯特·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认为，“不同角色间的期待冲突会推动个体重新调整角色定位，进而引发社会角色的重构。”无论是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还是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创作中，矛盾始终是推进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深化的重要因素。韩文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多重矛盾冲突，深入刻画当代农民在身份重塑过程中的复杂心路历程。屠老四的成长轨迹，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他人以及自我的碰撞中完成的。
首先，在人物的价值天平上，发展与环境的冲突，是屠家庄面临的首要问题。屠家庄早期靠屠宰业发家，但私屠滥宰、污水横流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屠老四上任后坚持“守法经营和诚信立身”，烧毁死猪肉、关闭违规作坊，后来又用工信厅的奖励资金治理污水、修建休闲广场。小说里有个对比：余开河掌权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纵容私屠滥宰，导致屠家庄环境恶化、瘟疫频发；屠老四回归后，首先做的就是整治环境、恢复生态，这种转变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调整，更是当代农民生态意识觉醒的体现。其次，人与人的关系冲突。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某种意义上，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环境。展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塑造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平台。屠老四的改革，首先遭遇的是领导班子内部守旧还是创新、遵法还是违法的矛盾。余开河作为村委主任，一直视屠老四为眼中钉，先是在建设屠宰市场时消极怠工，后来又罗织“十大罪状”诬告陷害。屠老四与余开河的矛盾，本质上是传统乡村权力结构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冲突：余开河代表的是宗族利益、个人私利，而屠老四代表的是集体利益、发展大局。屠老四最终能赢得村民支持，靠的不是宗族势力，而是“吃亏、实在、身子正”的家训与“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初心。再次，是在人与自身心理冲突中实现涅槃。作为一位现代青年，屠老四有着自己独有的情感世界。他在爱情上纠结于初恋何青竹与妻子周芳竹之间，在事业上徘徊于传统经验与现代制度之间，甚至在被诬告后陷入“到底该如何做一个基层干部”的迷茫。作家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主人公爱自己所爱之人、爱父老乡亲、爱故乡每一寸土地，同时也有着常人一样的困惑、烦恼和情伤的性格丰富性。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审美亮点就在于，让人物最终走出心理阴影，放下一切负担，拓展新的人生格局。他被释放后没有立即回村，而是先办起“子午屠宰场”，深入思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终带着成熟的治理理念回归屠家庄。这种自我反思与蜕变，让屠老四的形象更加立体鲜活，也让当代农民的重塑之路显得真实可信，从而完成了对人物性格主导型、丰富性完整体系的构建。“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黑格尔语）
总之，《屠家庄》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记录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变革。它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农民并非被动的时代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与创造者；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不断重塑着自己的身份与精神世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从而在美学意义上展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旺盛的生命力。
我不知道这是韩文平先生的第几部小说作品。如果是首部。那就完全可以理解。作品存在着三个鲜明的问题。一是结构松散。有碎片化叙事的痕迹。有些章节完全可以通过合并，达到逻辑上的升级。二是作家代替人物说话的倾向比较明显。恩格斯说：“作者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动辄作家站出来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这是小说写作的大忌。要让人物自然地外化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三是没有必要机械地引入“魔幻现实主义”或其他现代主义流派。如作品中在屠老四出事前关于屠家庄“怪事”和余开河主政期间一些灵异现象的描写，与整个作品基调格格不入。但我相信，这些，伴随着艺术道路的延续，一定可以获得化解的。希望韩文平先生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以飨读者。
2026年5月于咸阳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院兼职教授、陕工职大客座教授、美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咸阳市政协特聘专家、华侨出版社《学术视界》杂志编委、咸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