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良垂范诗脉承乡——清初淄川名士孙蕙的历史文化功业文/图山东淄博魏传来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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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良垂范诗脉承乡

清初淄川名士孙蕙的历史文化功业

文/图山东淄博魏传来

孙蕙画像

孙蕙（1632—1686），字树百，号泰岩、笠山，山东淄川西笠山村人，清初名臣、文学家，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官至户科掌印给事中。是淄川“般阳大庄孙”名门望族的核心人物、清初淄川“八大名士”之一，亦是蒲松龄一生挚友。他以仕宦实践、著述立言、人才提携与文化联结，深度赋能淄川地域文化的传承、拓展与传播，他以官声、文名、交游与著述，为淄川地域文化注入风骨、文脉与格局，成为联结地方文脉与时代主流的关键纽带。其贡献跨越时空，至今仍泽被乡邦。

一、望族文脉赓续：夯实地域文化的家族根基

孙蕙出身明清淄川煊赫的“般阳大庄孙”家族，该家族自明嘉靖以后科甲连第，共出13名举人、7名进士、1名尚书、2名“翰林第一”及百余名贡生，是淄川诗书传家的文化标杆。孙蕙承继家族文脉，自幼受父祖熏陶，少年即以文名显，“藻思傅清泉，振笔走千言”，其仕途与学术成就进一步拔高家族文化声望，成为淄川地域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

他以著述固化家族与地方文化记忆，著有《笠山诗选》《历代循良录》《安宜治略》《笠山奏议》等十余种著作。其中，《笠山诗选》辑录其诗文佳作，兼具个人才情与时代印记；《历代循良录》梳理清官事迹，彰显儒家仁政理念，两部著作均被辑入《四库全书总目》，成为研究清初地域文化与思想的重要文献。其诗文“恬淡冲和，诗格清丽”，王士稹赞其“虽古作者无以加”，既延续淄川“般阳诗派”的传统，又以江南水乡题材拓展地域文学视野，为地域文学注入新内涵。

二、人才联结枢纽：激活地域文化的传承活力

孙蕙以识人善任、奖掖后进为己任，成为联结淄川本土文人与主流文坛的关键桥梁，极大激活地域文化的传承活力。

（一）提携蒲松龄，助力聊斋文化成型

孙蕙与蒲松龄（比其小8岁）为挚友、诤友，二人的交往深刻影响蒲松龄的人生与《聊斋志异》的创作。康熙九年（1670），孙蕙邀请穷困潦倒、屡试不第的蒲松龄至宝应县衙任幕宾，协助处理政务、草拟公文，不仅为其提供生计保障，更让他近距离接触官场实务，开阔视野。蒲松龄在宝应期间创作的《湖上吃饭，得肥字》等诗文，受江南水乡风物启发，风格焕然一新；其主笔代孙蕙撰写的公文、书信，被辑为《鹤轩笔札》，成为研究清初吏治与文人互动的珍贵史料。

孙蕙对蒲松龄的支持贯穿始终：蒲松龄归乡时，孙蕙为其写推荐信助力科试；落第后，又致信安慰鼓励，劝其“砥砺进修”。当孙蕙家奴仗势扰民时，蒲松龄以《上孙给谏书》直谏，孙蕙“立饬其下，皆敛戢”，尽显诤友胸怀。二人的深厚情谊，推动聊斋文化从个人创作走向地方文化符号，为淄川地域文化增添独特的文学IP。

（二）联结文坛名流，拓展地域文化影响力

孙蕙作为清初文坛重要人物，与王士祯、高珩、唐梦赉等朝野名士频繁唱和，将淄川文化融入主流文坛。他与王士祯交情深厚，王士祯评价其“为人磊落洞达，见义必为”，肯定其官品与文品；与高珩、唐梦赉等淄川本土名士同属“八大名士”，诗文唱和、切磋学问，凝聚地方文人力量，形成以孙蕙为核心成员的淄川文化圈层。

此外，孙蕙两任乡试考官--康熙十一年（1672）充江南乡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年（1681）充福建乡试正考官，秉持公正选才原则，所取之士多成栋梁。其选才视野既涵盖北方士子，也吸纳南方才俊，打破地域壁垒，为淄川地域文化吸引外部关注，提升地域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三、仕宦实践示范：塑造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

孙蕙的仕宦生涯，以“爱民勤政、直谏敢言”的官德，为淄川地域文化注入鲜明的精神内核，成为地方士人修身治政的典范。

笔者(中)与孙蕙文化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参观孙惠故居

（一）宝应善政：践行仁政文化，彰显地域士人品格

康熙八年（1669），孙蕙被授江苏宝应知县，宝应地处淮河下游，水患频发、民生凋敝，且杂税苛重，前任官员贪残，百姓苦不堪言。孙蕙到任后，以“爱民为急”，率先革除马户、官农等杂税滥役，“焚其籍，岁省巨万计”，减轻百姓负担。面对康熙九年（1670）河工之役，河道都御史罗多强征七千民夫疏浚河道，孙蕙不忍驱迫灾民，仅征千人，导致进度迟缓。罗多扬言弹劾，孙蕙直言“宁镌令毋困民”，宝应百姓自发聚集万人，六昼夜完成工程，事后绘《浚河图》刻石纪念，足见其善政深得民心。

他还推行“凤米改淮”之策，奏请将高、宝诸县粮食直接运往护漕淮军，免除百姓三百年来的长途运粮劳役，惠及淮扬百姓；三藩叛乱期间，为减轻百姓差役负担，他创新实行“借贷预发银两”之法，让民夫在家生产，差务至时再集合，实现“兵数十过而民无扰”，为稳定后方做出贡献。孙蕙的善政，践行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成为淄川地域文化中“仁政爱民”精神的生动实践。

孙蕙文化研究会资深专家杨馨女士在介绍孙惠故居

（二）朝堂直谏：坚守刚正品格，传递地域士人气节。

康熙十四年（1675），孙蕙因政绩卓异擢升户科给事中，后任掌印给事中，掌言路、监察百官，以“直声动朝野”著称。他直言时弊，多次上疏革新弊政：奏请废除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任子”制度，杜绝官宦世袭带来的腐败，获康熙皇帝认可；奏请豁免陕西等边远省区数十万税银，减轻百姓负担，“皆得旨如所请行”。

康熙皇帝评价其“言无妄发”“真谏臣也”，王士祯称其“风裁岳岳，不屑诡随从人”，彰显其刚正不阿的品格。孙蕙的直谏精神，传承了淄川士人“以道律身、以公报国”的传统，为地域文化注入“刚正敢言”的精神特质，成为后世地方士人修身治政的精神标杆。

四、文献与方志贡献：留存地域文化的历史记忆

孙蕙深耕地方文献整理与方志编纂，为淄川地域文化留存了系统、珍贵的历史记忆，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与规范化。

（一）参与地方文献整理，传承本土文脉

孙蕙出身文化望族，深谙文献传承之于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他整理家族文献，梳理“般阳大庄孙”家族的科甲、仕宦、诗文事迹，为淄川家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完整谱系。其著述中，《安宜治略》记录宝应治政经验，《笠山奏议》收录朝堂谏疏，既包含地方治理实践，也折射清初社会风貌，为研究淄川士人仕宦经历及地域文化与时代的互动提供了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