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或初识的朋友到我的工作点来，看着屋子里不挂一纸的干干净净的墙壁，常有好奇者问，你号称文人，墙上却不见墨痕。有的甚至佯装慨叹，真可谓家徒四壁呀！我也不作解释，只说是习惯使然。近日因写有关斋号的短文，引发了这个话题。
自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直到今天，不觉间竟有五十个年头了，无论换过多少单位的办公室，或是乡下和城里的住宅，还有现在工作的房子里，除了几样简单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四面墙壁从来都不曾挂一方纸页。想来似乎还不是有意为之，纯粹属于一种无意识的习性驱使下的习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高考名落孙山回到原下老家，应聘为本村初级小学的民办教师，同时开始了写作的自修，心诚且意专，很想把当下的心境表述出来，按中国人的传统方式，用毛笔书写一方古人或今人为学的精辟语录置于书桌前的墙壁上，以便时时警示。然而犹豫再三而没有去做，却又于心不甘，最后选择了一个变通的方式，找了一二指宽的硬质纸，把自己喜欢的"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格言写上，贴在墙壁和书桌的接触处。外人进屋不大留意这个小小角落，我在桌前坐着读书或写字时，抬头便会看见这个自己信奉的警句，添一分踏实。由此事开端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无论工作环境和职业发生过多少次变化，所有住过的屋子都不曾张贴一纸笔墨，真可谓积习难改。
确有一次破例的事。那是在"文革"初起时，和"语录"热同时潮起的种种表忠心的社会风气，不胜枚举，其中之一是家家都敬奉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塑像，或贴一张标准照，连农民家里都普及了。作为公社农业中学教师的我也不甘落伍，在办公桌上敬奉着一尊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塑像。大约是中学教师都会写字的方便，大家不约而同都用红纸抄写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贴在办公桌前的墙上。我也趁热写了一张，因为办公桌对着窗户，不能张贴，便贴在卧床上边的墙上，每天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目击物，就是当时通用的词汇﹣-"最高指示"；每晚上床落枕时最后看到的物象，自然还是这幅写着毛泽东语录的红纸；每天出出进进这间两人合居的宿办合一的房间，便会看到它，已经不是"吾日三省吾身"，而是几十次省身警示了。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太久太远，敲着脑袋也想不起来那句话的内容了。
新时期伊始，我迁居到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河岸边的灞桥古镇上，有了一间一人独占的办公室，正热衷于刚刚兴起的农村改革题材的写作，墙上仍然不贴一纸。正当灞河岸边的柳絮如雪花漫天飘飞的某一天后晌，我敬仰的大诗人戈壁舟一行四五人不期而至，我屋子里的椅子都不够用了，着急处从隔壁同志那里借来椅子安顿稀客坐下。戈老先生一行趁着关中绝美的春色出游，看过秦始皇兵马俑，接着在广袤的田野踏青，又在杨贵妃洗浴的临潼温泉净了身，回城时路过灞桥，便乘余兴来到我供职的文化馆。
记得他的兴致甚高，满口地道的川腔不时引发大家的笑声，随意所说的话题我已无记，使我完全意料不及的是，他突然从提袋里抽出一幅装裱精美的书法作品来。展开之后，发现是他挥洒的自己的语录，自然是颇富哲理的诗性话语，他的同行和我的同志，纷纷赞赏他的诗句和他的书法，我却更为惊奇他在书法作品上竟然写着赠送给我的字样，可见他在起程之前就确定了要到我的住处。热心的同志找来钉子，当即挂在我的墙上，我每天都可以欣赏他的个性化笔墨和个性化独到语言。大约一年，我又搬家另住，却把戈老的赠书存人书柜，墙上又依旧是四壁皆空。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我的乡下和城市的几处工作室，再没有贴挂过一张纸，有朋友赠送书画作品，欣赏之后便存入书柜；更没有自己题写座右铭之类的兴趣了。
想来大约是幼年所受的影响，那是父亲的行为规范。记不清我说了什么轻狂的话，随后父亲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对我说，不要先说话后做事，要先做事后说话；想做的事做成了，还可以不说话。他未作解释，我后来约略能够理解说与做的关系，先说要做的事如果做成了做好了，自然再好不过；如果说了要做的事（尤其是大事）而做不成功，就会造成吹牛（当地人说谝大嘴）的负面印象；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如果总是发生说大话而又总是做不到的事，谁也就不在乎你说的话了，可信度就在乡民中丧失了。如果更有某个说着好话而做着鬼事的人，乡民对其归结有一句俗话：嘴上念佛哩，心里咥活哩。"咥活"是当地方言，多指干坏事，是对某人心口不一的形象化写照。
这种幼年所接受的行为规范，竟然成为一种难以改易的习性，且不说说和做的语言和行为的先后，后来竟形成墙上不贴不挂自己欣赏的做人做事的格言警句，多少还有一点隐蔽着的心理，其实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格言警句贴在墙上，任谁都能看到，而自己一旦违犯，且不说别人会如何做出鄙夷自己挂羊头卖狗肉的不屑表情，自己的尴尬也难以平复。想做的事和自己认可的行为准则，努力去做努力追寻就可以了，万一实现不了或发生错失，自己总结自我反省，也可以避免吹牛和言行不一的尴尬……我的墙壁依旧空白着。
2012年2月26日于二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