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举着酒杯，脸泛红光，忽然叹了口气：“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儿子那小学校，上礼拜居然搞了个掼蛋比赛。”

她说这话时，眉头拧成一个结。

“小学啊！四年级的孩子！凑在桌上打掼蛋！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

她把“小学”和“掼蛋”两个词咬得特别重，好像这两个词天生就不该被放在同一个句子里。

我给她斟了杯茶，没接话。 

她继续说：“我回家跟孩子他爸说，我俩一宿没睡好觉。现在这教育怎么回事？不让抓学习了？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的声音在包间里打着转，旁边几个朋友纷纷附和。有人说现在学校不务正业，有人说老师不负责任，有人说再这样下去孩子就废了。

酒杯碰撞声里，我端起自己的杯子，慢慢喝了口水。

实际上，我听到“掼蛋比赛”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是高兴的。

不是幸灾乐祸的那种高兴。是一种很奇怪的、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松动了的那种高兴。像是一扇关了很久的窗户，忽然被人推开了一条缝。

我没好意思当场说。

因为在这种场合说“我觉得挺好”，显得刻意标新立异，显得不近人情，显得像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老头。而且我知道，她们的孩子都还在小学、初中，正处在那根看不见的起跑线上，正拼命往前跑。她们有资格着急，有资格焦虑，有资格为一所学校搞掼蛋比赛而一宿睡不着觉。

而我呢？我的孙子，已经为这个教育吃过苦头了。

想到这里，我放下杯子，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散席回家，已是深夜十一点。我坐在书房里，台灯拧得很暗，窗外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摊在地板上。

我想起孙子了。

我大孙子叫大宝。他爸妈给他取这个小名，说是希望他像宝贝一样，向阳而生，自由生长。

多好的愿望啊。

大宝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一直在一所外资中英文学校读书。那所学校在广州边上，学费不便宜，校园不大，但处处透着一种精致和从容。教室里的桌椅不是整齐划一的行列，而是围成一圈一圈。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画、手工作品、歪歪扭扭的作文。走廊里有专门的阅读角，摆着矮矮的书架和软软的垫子。

我去接过他几次放学。每次去，都看见一群孩子在操场上疯跑，或者在沙坑里挖什么宝贝，或者蹲在花坛边看虫子。老师也不催，就站在旁边看着，偶尔蹲下来跟他们一起看。

大宝那时候的状态，我至今记忆犹新。放学路上，他会跟我说很多话。不是汇报学习，不是背诵课文，而是说：“爷爷你知道吗，蚂蚁会用触角说话。”或者说：“今天我们在操场上搭了一个堡垒，用树枝和树叶。”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两颗刚洗过的葡萄。

他成绩不差，但算不上拔尖。他爸妈也不怎么管他考了多少分，倒是经常问他：“今天开心吗？”“有什么好玩的事？”他每次都能说出一箩筐。

那时候我以为，这孩子会一直这样长大。像一棵树，慢慢抽枝，慢慢长叶，按照自己的节奏。

但树是不能选择自己长在哪里的。

大宝六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他爸妈做了一个决定：初中转到家门口的公立重点中学。

原因很现实。那所外资学校的初中部学费翻了一倍，这还不是关键。而是我儿子、儿媳也觉得，“总要回到体制内来的，中考高考躲不过的，早回来比晚回来好”。

我当时是反对的。但我说不出什么硬道理。我只是凭着一个老人的直觉，觉得这件事不对。可不对在哪里？我也说不上来。总不能因为“我觉得不对”就不让孩子去吧？毕竟那是一所区重点，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

开学第一天，我儿子送大宝。

校门口乌泱泱的全是人。校服是统一的，书包是统一的，连发型都有规定。教学楼很高，走廊很宽，墙上贴着红色的大字：“天道酬勤”“厚德载物”“知识改变命运”。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不像是有一千多个孩子的地方。

大宝穿着新校服，背着重重的书包，站在校门口回头看了他爸一眼。

那一眼，我儿子印象深刻。

不是害怕，也不是抗拒。是一种茫然。像是被推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不知道规则是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呼吸。

我说：“去吧，没事的，爷爷在呢。”

他就转身走进去了。

那个背影，我现在想起来，鼻子还会酸。

变化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是慢慢慢慢的，像水渗进土里，你看着土面在变，但说不清是哪一滴水的作用。

第一个月，大宝回家还愿意说说学校的事。说班上有五十多个人，比原来多了三倍。说老师上课讲得很快，抄笔记都来不及。说数学课有一次他没听懂，举手想问，老师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下课问同学”。

第二个月，他的话少了。他爸妈问他在学校怎么样，他说“还行”。再问，就说“挺好的”。这种“还行”“挺好的”，其实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他知道你们想要什么答案，他就给什么答案。

第三个月，问题开始显出来了。

他的班主任打来电话，说大宝上课经常走神，作业有时不交，有一次英语课上，老师让他回答问题，他不会，站在那里不说话，老师又催了一遍，他忽然哭了。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浇花。我把水管放下，在藤椅上坐了很久。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所外资学校的小学六年，是在“玩”中学的。学数学不是刷题，是做游戏、搭积木、分糖果。学英语不是背单词，是演话剧、唱儿歌、看动画片。学科学不是背定义，是种豆芽、养蚕宝宝、做小实验。老师从不说你错了，只说“再试试看”。考试不打分数，只写评语，评语里全是“你在这个方面很有想法”“你在那个方面还可以更好”。

六年啊，六年的习惯，六年的思维模式，六年的自我认知方式。

然后忽然之间，一切都被推翻了。

到了重点中学，规则全变了。学习不是为了有趣，是为了考试。课堂不是为了理解，是为了记住。问题不是为了思考，是为了得分。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只需要知道考什么。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只需要写出标准答案。

大宝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努力。他是不适应。

像一个习惯了在宽阔草原上奔跑的小马，忽然被关进了一个狭窄的跑道。跑道上有栏杆，有标记，有起跑线和终点线。有人告诉你必须跑第几道，必须用什么姿势，必须跑多少时间。你跑得不对，就有人吹哨子。

大宝开始失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第二天要考试的内容。他开始头痛，早上起来不愿意去学校，找各种理由。肚子疼、头疼、腿疼，能想到的都编过。有一次他妈妈发现他在厕所里待了四十分钟不出来，推门进去，看见他坐在马桶上哭。

那是冬天的事。

我记得那天很冷，儿子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我赶过去的时候，看见大宝坐在沙发上，缩成小小的一团，像一只受了伤的刺猬，把所有的刺都竖起来，把自己包在里面。

他看见我，叫了一声“爷爷”，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把他的手握在手心里。他的手很凉，骨节比以前突出来了。

后来我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是焦虑和轻度抑郁，建议休学一段时间。

休学。

这两个字，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宝的外公、外婆，专门在家陪他。大宝的爸爸那段时间瘦了十几斤。

大宝休学在家的那段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是拼乐高。他可以一个人在房间里拼一下午，一句话不说。他爸有时候受不了，跟我说：“爸，他老这样待着不看书怎么办？”我说：“他拼乐高的时候，眼神是亮的。”

你见过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拼乐高时，那种专注而安静的眼神吗？那不是逃避，那是他在一个他可以掌控的世界里，重新找回秩序和安宁。

我在那个眼神里，看到了他在外资学校操场上看蚂蚁的样子。

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大宝的小学，也能有一场掼蛋比赛，该多好。

不是说掼蛋比赛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在一场掼蛋比赛里，孩子能学到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他要学会跟队友配合，要学会在不利的局面下想办法，要学会在赢了的时候不张狂、输了的时候不气馁，要学会观察、判断、决策，要学会接受偶然性——有些牌就是不好的，就像生活里有些事你就是没办法。

这些东西，比背一篇课文、解一道方程，重要得多。这些东西，是分数考不出来的，是排名排不出来的，是任何一张试卷都测量不出来的。

可这些东西，恰恰是一个孩子长成一个完整的人，所必需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太着急了。

急着把孩子塞进名校，急着考高分，急着冲排名，急着上一个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急着找一个好工作。好像孩子的一生，就是一条生产线，小学是原料，初中是加工，高中是组装，大学是质检，然后出厂。所有的不合格品，都被淘汰掉。

可是孩子不是原料。孩子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有好奇心，有想象力，有表达欲，有探索的冲动，有玩耍的本能。这些东西，不是教育的障碍，恰恰是教育最宝贵的资源。一个会玩的孩子，一个能在游戏中学会规则、学会合作、学会输赢的孩子，他将来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远比一个只会刷题的孩子要强得多。

西式教育在小学阶段，为什么那么重视玩耍？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学习，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六到十二岁的孩子，大脑发育的特点决定了，游戏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在游戏中，孩子是主动的、投入的、快乐的。在这种状态下学到的知识，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背出来的，是长在身体里的。

我并不是说西式教育什么都好，中式教育什么都不好。不是的。我活了六十多年，这点分寸还是有的。中式的严谨、扎实、刻苦，这些都是好东西。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把“刻苦”当成了唯一的方式，把“分数”当成了唯一的目标，把“整齐划一”当成了唯一的标准。

我们忘了，孩子不是机器，输入什么就输出什么。孩子是种子，你给他什么样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他就长成什么样。

大宝已休学一段时间了。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但还是会紧张，还是会焦虑。九月开学时，还是把他转回外资中学。

我能理解。

所以当朋友告诉我，她孩子的小学校举办了掼蛋比赛时，我真的是高兴的。

不是因为她孩子的学校搞了一个活动。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有一些学校，有一些教育者，开始意识到问题了。他们开始尝试，开始改变。也许只是一场掼蛋比赛，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尝试，但方向是对的。

一个允许孩子打掼蛋的学校，可能也允许孩子在课间多玩五分钟。一个组织掼蛋比赛的老师，可能在课堂上也会多问一句“你怎么看”，而不是只问“答案是什么”。

改变从来不是轰然倒塌的。改变是慢慢发生的，是一个个细节累积的，是一场掼蛋比赛、一堂不那么紧张的课、一个不那么焦虑的早晨。

我想起大宝有一次拼完一个乐高城堡，举着它跑到我面前说：“爷爷你看，我自己拼的！”

那个城堡其实拼得歪歪扭扭的，有些零件还装反了。但他举着它的时候，脸上的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教育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不是为了让孩子考一百分，不是为了让孩子上名校，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教育是为了让一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保得住他眼里的光。

哪怕只是一场掼蛋比赛。

 （2026年5月23日於广州闷热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