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荒岛与废墟之间的灵魂叩问
——重读笛福《瘟疫年纪事》
张兴源
今岁以来，疫情反复，世界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扼住了咽喉。窗外的延河依旧无声地流淌，陕北的天空倒是格外澄澈，可我心底的那片阴云，却从去年年初飘到了今岁岁末，始终不曾散去。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我翻开了书架上那本尘封多年的《瘟疫年纪事》。这一次的重读，与其说是文学研究，不如说是一场跨越三百多年的灵魂对话。我把这本三百年前的书捧在手里，翻到那一页页泛着油墨味的文字，心中不由一震：笛福笔下的1665年伦敦大瘟疫，与2020年以来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而那个名叫H.F.的伦敦鞍具商的叙述，竟让我看到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心路投影。
读罢，掩卷长思。我想起自己早年写过的散文《走过严冬》里的一句话：“苦难从不曾真正离去，它只是以不同的面目重新降临人间。”今天，我想借这篇小短文，谈谈我重读《瘟疫年纪事》的心得。
一、“一个商人眼看一座城的崩溃”——H.F.的生存视点与心路历程
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头说起吧。
1665年的伦敦，瘟疫如同一场无边的噩梦，从圣吉尔斯教区悄然蔓延，直到整座城市被死神笼罩。笛福笔下的叙事者H.F.，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伦敦商人——一个鞍具商。这个身份本身，便带着笛福自己深深的烙印。笛福一生经商，几度破产，又几度东山再起，他太了解一个商人在动荡年代的进退维谷了。笛福出生于伦敦一个小工商业者家庭，父亲是屠夫兼蜡烛商，他自己也曾在商海中几起几落。正是这份“商人的本能”，让他在虚构的叙事中赋予H.F.一种高度象征性的生存困境：他的买卖拴在伦敦，他的财产、他的生意、他的全部身家性命，都在这座危城里。他不是没有选择离开的机会——那些有钱人早在瘟疫初期就卷起细软逃往乡下的宅邸了。但H.F.留了下来。不是因为他有自杀倾向，也不是因为他不珍惜生命，而是因为他太清楚了：离开意味着放弃他的全部积累，意味着多年经商的心血一朝付诸东流。
人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不是失去，而是不得不做出选择。这让我想起十八世纪欧洲的殖民冒险家和后来掀起工业化浪潮的商人阶层。笛福曾多次撰文歌颂中产阶级商人的伟大，高呼“自由和财产”的口号，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贸易。笛福和同时代的中产阶级所信奉的价值观，归根结底就是四条：追逐财富、坚守理性、崇尚个体自由、相信神意的安排。然而瘟疫袭来时，这四条支柱一条一条地垮了。赚钱？连命都快没了，还谈什么买卖。理性？面对来路不明的死神，理性不过是一根救不了命的稻草。自由？封城令一下，连出个门都难，自由被关进了笼子。神意？当上帝仿佛抛弃了他的子民，信仰便只剩下自我安慰的空洞回响。
然而，H.F.的心路历程绝非仅是一个资产保值者的心理博弈。笛福笔下的叙事充满了创伤叙事的典型特征——“强迫性重复、生存与死亡的交叉叙事及创伤移情”。这一点在我重读时感受尤深。H.F.多次穿行于伦敦的疫区，那个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灾难现场的举动，在心理学上正是创伤者的典型行为模式：受创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记忆驱赶着重返创伤的现场，这种强迫性的重复，正是心灵的伤口迟迟无法愈合的明证。很多时候，当我在武汉等地疫情期间看到新闻中反复播报那些生死一线的场景时，我常常会想，H.F.的这种“强迫性重复”仿佛是在提醒世人：创伤者不是想回到地狱，而是地狱从未离开过他。
小说的叙述方式也颇有深意。笛福借用了H.F.这个“目击叙事者”，但故事的组成却并非只有一手资料：他结合了当时的新闻报道、政府公报、死亡统计表和大量的民间记忆。结果是，“这部作品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真实的回忆录。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小说中难以辨别”。笛福试图在虚构与历史之间构建“元叙事”，如同我们当下面对的那些模糊不清的疫情消息——早先辟谣的贴子第二天可能就成为现实，而部分官方数字又始终让人心存疑虑。这种“元叙事”式的虚实相生，恰恰是瘟疫文学最有力的一种书写方式。
二、笛福的其他作品：一个“孤岛人”的心灵版图
谈及笛福，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鲁滨逊漂流记》。事实上，我自己也是先读了鲁滨逊的故事，才回头去读这部《瘟疫年纪事》的。笛福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是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包括1719年的《鲁滨逊漂流记》、1722年的《摩尔·弗兰德斯》和《瘟疫年纪事》，以及1724年的《罗克珊娜》。
如果把笛福的这些重要作品放在一起阅读，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映照的文学系统。
先说《鲁滨逊漂流记》。笛福的荒岛主人公——那个因为海上遇险而流落孤岛的鲁滨逊，与困在伦敦疫区中的H.F.，本质上过着相似的生活：都因为外部力量的阻隔而无法离开所在的“圈子”，都处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中，也都必须在极度窘迫的环境中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鲁滨逊在孤岛上自己伐木造屋、烧制陶器、种植大麦和稻谷、驯养山羊，一个人活成了一个自足的微型文明系统；H.F.则是在被瘟疫逼退的伦敦城废墟中，试图用理性和谨慎为自己筑起一道精神的防火墙。
这两部作品之间隐藏着一根非常精妙的轴线：笛福似乎在用孤岛与废墟两种极端环境，对垒同一个问题——当人类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从日常世界抽离出来，被迫退守到一个极度压缩的空间里时，人究竟应该如何自处？鲁滨逊给出的答案是建造，是征服，是人的主体性战胜自然环境；H.F.给出的答案却完全不同：是见证，是忍耐，是尽可能保持理性和良知的幸存。如果说孤岛追问的是“人能创造什么”，那么废墟追问的则是“人还能留下什么”。
再说《摩尔·弗兰德斯》。笛福笔下的这位女主人公，同样是一个在多方压迫下挣扎求存的生命。所不同的是，她的“瘟疫”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社会环境强加给她的歧视、贫困和不公。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笛福在这部小说中“深刻探讨了女性主义和道德观念的结合”，“摩尔·弗兰德斯身上体现的独立精神和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从《鲁滨逊漂流记》的荒岛生存，到《瘟疫年纪事》的疫情求生，再到《摩尔·弗兰德斯》的社会底层挣扎，笛福其实一以贯之地书写着同一个大主题：人在绝境中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选择。这是笛福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家”和“现代新闻业之父”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关怀。他曾经蹲过监狱、受过枷刑、经历过十几次从富裕到贫穷的巨变。笛福不只是写生存，他本人就活过这种生存的极限。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的文学启蒙。幼时在张渠老家放羊，我在藏窑的破旧的书本中读到了《鲁迅小说集》，那时虽不甚解，却隐隐感知到一种沉郁的悲悯；后来又读《铁流》，读绥拉菲莫维奇的长篇传记，一颗文学的种子就那么埋在了黄土坡的荒草间。四十多年来，我始终试图在自己的文字中保持对底层人民和苦难岁月的真切关注。此心此情，与笛福隔了三百年，却仿佛相通。大作家忽培元先生曾评价我：“就像体育竞技中的十项全能，张兴源于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起，样样都有拔尖作品”。也许忽培元先生过誉了。但我确实一直在努力触摸一个写作者所能达到的边界——笛福便是这样一种给我永恒启示的文学巨匠。
三、1722年的历史风口——当叙述成为一种自觉的见证
笛福为什么要在1722年写这本《瘟疫年纪事》？
这正是我们必须追问的问题。
1720年，法国马赛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瘟疫，英国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不禁让英国民众想起了57年前那场源自荷兰、席卷整个伦敦的灭顶之灾。笛福敏锐地捕捉到了民众关注的热点，于是将时事评论与瘟疫的虚构想象结合起来，以记录未来，警示当下。“伦敦发生瘟疫时，笛福才5岁，因此他借助历史文献、他人回忆录及口头传说，假借一位鞍具商H.F.的名义，以第一人称叙述再现了那场人间劫难”。
笛福此时已经62岁了。他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波：1688年光荣革命的洗礼，多次被拘捕入狱的命运，担任过政府情报人员，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几度沉浮。谁能比他更能体会，什么叫无常，什么叫命悬一线？谁又能比他更懂得，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当我们把《瘟疫年纪事》放回1722年的欧洲历史坐标中，它的意义会更清晰。那是一个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理性的光芒正在驱散中世纪的迷信阴影，但医学依然落后，所谓的“现代预防医学犹未萌芽”。在这样的条件下，笛福书写瘟疫的行为本身，就是一次理性的宣言：他不再满足于用宗教解释灾难，而是试图通过对事实的调查、统计和分析，找到灾难的规律和应对的方法。正如该书“以类似新闻报告的笔触描绘城市惨状，旨在为后人留下应对灾难的备忘录”。
更令我折服的是，笛福写瘟疫并未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摹，而是深入到社会结构的缝隙里去。他呈现了瘟疫对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影响——“大难当头，权贵避祸他处，平民彼此扶助，劫难是对社会问题症结的检视”。他没有居高临下地批判谁，而是怀着深切的人道主义，去理解那些在求生欲驱动下做出所谓“不道德”选择的人。在笛福看来，“笛福对瘟疫中的人性善与恶做了全景式描绘，但他满怀人道主义，对因求生所需的不当行为予以更多的同情”。这段话，在当下看来，可以说具有极其敏锐的预见性。疫情期间，我们所见到的种种“不理性”行为——抢购物资、隐瞒病情、排斥外省人，这些难道不正是笛福笔下所记录的那些历史重演吗？对此，与其评头品足，不如去深入地理解一下人们的无助和绝望。
四、2021年的回响：瘟疫面前，我们并没有进化
再说说这部小说与当下全球疫情的关系。
如果你只把《瘟疫年纪事》当作一部历史小说来读，那就太可惜了。笛福的这本书，在三百年前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面朝2021年的“望远镜”。一位豆瓣读者在2021年留下的书评里说：“这本书在叙事上很像一个流水账，细节详实还举例繁多，类似2020年网上流传的各个悲剧的古老版本。有家庭是怎么被官方封锁在家从而全部遇难的，有如何拼命逃离疫区的，还有死亡数量爆增给民众带来的无形恐惧，在灾难期间勉力谋生的普通人，无畏救援的医生和公职人员，以及与传染病同样可怕的贫穷和歧视，和以江湖骗子为代表的吃人血馒头的投机者”。这位读者的感受，相信很多人在过去一年多的疫情经历中都有类似的体会。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这句话不再是一种修辞，而成为一种切身的体验时，三百年的时空隔阂似乎瞬间消失了。
现代医学的进步，让新冠肺炎的病死率远低于当年的黑死病；政府和社区高效的动员能力，让疫区管理比十七世纪的伦敦更有章法；互联网的存在，也让信息的传播速度和透明度有了质的飞跃。科技、制度、传播——人类在这三方面似乎已然今非昔比。
但是，再往下看，人性的内核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笛福在书里写到的情形，与2020到2021年的疫情何其相似：“一切都很熟悉：出于避免社会恐慌，在疫情开始都不约而同尽可能隐瞒，或者因不能确定疫情而趋于保守，寻找更多的证据，然后零星的模糊消息传出来，小道消息在民间飞快传播”。“封城、恐慌、信念瓦解……三个世纪前伦敦大疫年实况，竟与当代如此相像”。恐惧对人造成的同样影响，“慑住人心，教人思路迟滞，无所适从”。有人趁火打劫，有人在绝望中撒谎，有人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冒险工作——这些都曾在笛福的笔下被一一细致地描绘过。
笛福还探讨了一个疫情之下少有人探讨的哲学问题：隔离本身的得失何在。学术界的研究指出，在《瘟疫年纪事》中，“笛福融合十八世纪医学思潮和经济理念，再现了英国文学中瘟疫书写与财富叙事的历史谱系，形成了独特的隔离观，即一方面倡导严苛的海上检疫，重视瘟疫的外来属性，体现出医学重商主义和人口健康的财富观”。也就是说，笛福认识到，隔离虽然能够阻止病毒的传播，但它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封闭的房屋里一家人活活饿死的事情，在当年并非虚构。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同样是严峻的伦理考题：在限制自由与防止传播之间，在保经济与保生命之间，权衡的支点究竟应该放在哪里？
《瘟疫年纪事》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它不提供答案——三百年前的书不可能给我们解答今天的疫情考题。但它提供了一种思维范式：让我们看清楚，面对瘟疫，人类面临的那些问题和困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位外国评论家在评点笛福的这部作品时说得好：“人性的脆弱、社会的组织形式和信仰的动摇，这些要素都没有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失。而唯一能让人在瘟疫中变得不同的，是见证的能力，以及为后人留下记忆的责任感。”
五、幸存者的责任：我们应当为后世留下什么？
在《瘟疫年纪事》的结尾，笛福借H.F.的口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希望人们在追忆那场灾难时，“因宽容和仁慈而更加高尚，而不是那样多地夸耀自己留下来的胆魄，仿佛所有人都是逃离上帝之手的懦夫，或者说，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要动辄把他们的勇气归功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和对造物主之手的藐视，这是一种有罪的绝望，并非真正的勇气”。
读到这段话时，我的心被触动了。在抗疫的宏大叙事中，我们习惯于歌颂英雄，赞美逆行。但我始终认为，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真正的责任并不是沉湎于英雄主义的自夸，而是学会谦卑。没有人能真正说自己“战胜”了瘟疫，我们不过是比那些逝者多了一点运气的幸存者而已。作为幸存者，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三件：理解、反思和记忆。去理解疫情之下每一种复杂情感背后的人性底色；去反思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张力如何能被更理性地调适；去记忆那些不该被风沙掩埋的真相与细节。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创作历程。从1977年我写出第一个可以称之为“文学”的作品算起，到目前，我涉足文坛已经四十余载。这些年中，我出版了《岁月的浮雕》《土地·风景和人》《走在冬天的雪地里》《杏雨村随笔》《从博士到农夫》以及《张兴源诗选》《张兴源散文选》《张兴源报告文学选》《张兴源通讯特写选》等二十多部作品集，并长期在延安日报社担任记者、编辑。记者生涯让我有一个习惯：我相信书写。我相信一支笔的记录可以在灾难与后世之间架起一条时间的通道。这份相信，在我读到《瘟疫年纪事》时得到了强烈的共鸣。
笛福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的典范。《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细节描写“近乎达到逼真的境界，真实感非常强，读的时候如同身临其境”。《瘟疫年纪事》中“笛福不厌其烦地达到效果逼真，巨细靡遗地描述具体的社区、街道，甚至是哪几间房屋发生瘟疫”。十七世纪的伦敦、十八世纪的孤岛，都因他的书写而鲜活地呈现在后世面前。我们今日面对疫情，也应如此。
曾有评论家评价我说：“张兴源的写作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红色基因、家国担当，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就像一条河流，贯穿于他全部作品始终”。这段话，让我深受感动，但也让我更加警醒。在这种“正气”的驱动下，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不仅要用文字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更要像笛福那样，以最朴实、最真实、最充沛的方式，去记录我们的时代。文字从来不是用来夸饰的，文字是用来挽留那些即将被忘却的事物的。
六、延河边的结语
重读《瘟疫年纪事》，仿佛隔着三百年的时光，与笛福坐在炉边对谈。
笛福写这本书时已经62岁了，正是我写这篇文字的年纪。他经历过十几次由富裕而贫穷的跌宕，坐过牢，受过刑，几度亡命天涯，是一辈子不折不扣地在“风口浪尖”上行走的人。但正如他的墓碑上刻着的那句简短的话——“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他以一部又一部的杰作，向世界证明了，一个颠沛流离的生命，也可以开出最鲜艳的文学之花。
回到2021年。此刻的窗外，新冠疫情依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制造着悲剧。每一天的新闻和微信朋友圈儿里，都有人在这场瘟疫中失去至亲和挚友。我常常想，如果笛福活在当下，他会怎么做？我想他会放下笔，出门去当一名志愿者。然后，在一天的疲惫之后，他会回到书房，写下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下那些数字背后鲜活的面孔，写下政府与平民之间互动的真实场景。因为他深知，记录，就是幸存者最重要的责任。他更明白，灾难这本书，不是写出来就完了的——它是留给后人的灯塔，也是一种永恒的拷问：当瘟疫再一次来临时，我们会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吗？
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向我们证明：好的文学从不因时代更替而褪色。它只会像老酒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更加醇厚。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是上一个“人类共同体”在灾难面前的真切写照；而今天，我们也正在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我们的“瘟疫年纪事”。或许一百年后，当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白纸黑字上的一行历史时，后人在翻阅这段往事时，也会像我们现在读笛福一样，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后又长舒一口气：“我们活下来了。”
活下来，是为了更清醒地活下去。
活下来，是为了更真实地记下去。
活下来，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怎样走过那场严冬。
掩卷之后，我推开窗，延河的冰凌在月光下闪闪烁烁。
瘟疫的冬天终将过去。
而在寒冷中书写的人，其文字将比这个冬天更为长久。
2021年11月7日初稿于延安“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