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文缘，一生忆洪烛

     

第一章 长安初秋，法桐树下初相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中国青春文学最滚烫、最温柔的黄金年代。

彼时国内青年报刊百花齐放，《女友》杂志更是风靡大江南北，陪伴了无数年轻人的青葱岁月。借着全民文学热潮，《女友》报刊界隆重评选出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汪国真、洪烛、邓皓、赵冬。四位作家以干净纯粹的文字、治愈温柔的文风，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阅读记忆，成为九十年代文坛独有的流行文化符号。这并非官方授予的荣誉，却是媒体与万千读者共同认可的文坛标签，深深烙印在那一代人的青春时光里。

我八十年代便远赴大西北新疆，一待就是整整十二年。大漠戈壁，长风落日，异乡的岁月寂寥清苦，唯有文学能抚慰心怀。那时我便是这四位作家忠实的读者，案头枕边，常品读他们的笔墨文章。

汪国真的励志短诗质朴通透，治愈青春迷茫；洪烛的散文和诗清新浪漫、风骨天成，字句温柔又有气韵；邓皓的美文温润内敛，耐人细细品读回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同乡赵冬，同为吉林市人，他不擅写诗，独以青春美文见长。一篇《滴雨的屋檐》文笔细腻婉转，情思绵长，当年远在新疆的我反复品读，竟一直以为作者是一位温婉细腻的才女。待后来知晓，这般柔情文字，竟出自东北男儿之手，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惊叹与感慨。他后期的《代沟下的花环》，同样意蕴悠长，亦是青春美文里的经典之作。四人文风各异，却都成了我漂泊新疆十二年里，最温暖的精神慰藉。

缘分微妙，四大白马王子，我此生唯独未曾与邓皓谋面。汪国真先生有幸在笔会上相逢一面，谁也不曾料到，那一场初见，竟是一生唯一的相逢。后来先生辞世，再无相见之期，每每想起，心生怅然。好在他的诗文常在案头，至今我仍时常翻读品读，字句依旧暖心。赵冬与我有故土乡情，待我后来从新疆归返东北故里，便时常相聚闲谈，论文叙旧，情谊绵长。

而我与洪烛的缘分，便起始于九十年代初西安的那场文学笔会，定格在育才路1号《女友》杂志社，定格在古城初秋的法桐清风里。

那年时序入秋，西安褪去暑热，满城法国梧桐枝叶繁茂，沿街浓荫匝地。风穿枝叶，耳畔时时传来知了悠长的鸣唱，不喧嚣，反倒把古城衬得格外静谧悠然。彼时《女友》杂志社社长正是王维钧，那几年正是杂志鼎盛、聚拢全国文学作者的黄金时期。这场为期一周的文学笔会，便由他亲自牵头筹办，开幕当日亲临会场致辞，谈吐恳切温厚，寄语文学创作者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笔会期间我与他也算相熟，为人谦和平易，毫无架子，为这场文人雅聚添了许多温情。

九十年代开会参会，没有如今豪华的宾馆酒店，主办方安排的都是朴素老旧的单位招待所。白墙旧桌，木床简单，却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朴实烟火气。也正是住宿安排的机缘，我和洪烛恰巧住在招待所的隔壁房间，整整一周，朝夕相近，往来十分方便。

笔会现场文人云集，书香氤氲。我带着异乡人的质朴与对文学的赤诚，望着杂志上熟悉的名字，一个个化作鲜活真切的身影。汪国真先生沉静淡泊，谈吐儒雅，自有文人风骨。

初见洪烛，更是一眼入心。彼时他年少风华，意气翩翩，一如他的文字，清朗温润，才情内敛。待人谦和有礼，没有当红作家的疏离傲气，聊起文学、谈起创作，眼底有光，言语真诚通透，让人一见便心生亲近。

白日里我们一同参加笔会座谈、听创作交流、品读佳作、分享感悟；夜晚常在楼道小院晚风里闲谈，聊南北风物，聊创作心得，聊青春美文的风潮。比邻而居的一周，褪去了读者对作家的仰望，多了文人间惺惺相惜的投缘。

闲暇之余，我还与洪烛结伴同游大雁塔。登塔远眺，长安古城尽收眼底。初秋清风漫过唐都旧迹，隐约间似有霓裳古曲悠悠回荡，那婉转的音韵，宛若初秋细碎飘洒的雪花，轻轻洒落古城大道，落满街边法桐浓荫，落满岁月悠长。塔上秋风、耳边蝉鸣、身旁文友，那一刻的光景与心境，从此牢牢刻进记忆深处。

西安初秋的笔会，法桐浓荫的古城，招待所隔壁的朝夕相处，大雁塔上的并肩远眺，是我与洪烛文缘的开篇。这一场初见，不是终点，而是往后二十余年文坛相交、数次笔会重逢、文字相知的漫漫开端。

责任编辑：雪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