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文缘,一生忆洪烛
第一章 长安初秋,法桐树下初相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中国青春文学最滚烫、最温柔的黄金年代。
彼时国内青年报刊百花齐放,《女友》杂志更是风靡大江南北,陪伴了无数年轻人的青葱岁月。借着全民文学热潮,《女友》报刊界隆重评选出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汪国真、洪烛、邓皓、赵冬。四位作家以干净纯粹的文字、治愈温柔的文风,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阅读记忆,成为九十年代文坛独有的流行文化符号。这并非官方授予的荣誉,却是媒体与万千读者共同认可的文坛标签,深深烙印在那一代人的青春时光里。
我八十年代便远赴大西北新疆,一待就是整整十二年。大漠戈壁,长风落日,异乡的岁月寂寥清苦,唯有文学能抚慰心怀。那时我便是这四位作家忠实的读者,案头枕边,常品读他们的笔墨文章。
汪国真的励志短诗质朴通透,治愈青春迷茫;洪烛的散文清新浪漫、风骨天成,字句温柔又有气韵;邓皓的美文温润内敛,耐人细细品读回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同乡赵冬,同为吉林市人,他不擅写诗,独以青春美文见长。一篇《滴雨的屋檐》文笔细腻婉转,情思绵长,当年远在新疆的我反复品读,竟一直以为作者是一位温婉细腻的才女。待后来知晓,这般柔情文字,竟出自东北男儿之手,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惊叹与感慨。他后期的《代沟下的花环》,同样意蕴悠长,亦是青春美文里的经典之作。四人文风各异,却都成了我漂泊新疆十二年里,最温暖的精神慰藉。
缘分微妙,四大白马王子,我此生唯独未曾与邓皓谋面。汪国真先生有幸在笔会上相逢一面,谁也不曾料到,那一场初见,竟是一生唯一的相逢。后来先生辞世,再无相见之期,每每想起,心生怅然。好在他的诗文常在案头,至今我仍时常翻读品读,字句依旧暖心。赵冬与我有故土乡情,待我后来从新疆归返东北故里,便时常相聚闲谈,论文叙旧,情谊绵长。
而我与洪烛的缘分,便起始于九十年代初西安的那场文学笔会,定格在育才路1号《女友》杂志社,定格在古城初秋的法桐清风里。
那年时序入秋,西安褪去暑热,满城法国梧桐枝叶繁茂,沿街浓荫匝地。风穿枝叶,耳畔时时传来知了悠长的鸣唱,不喧嚣,反倒把古城衬得格外静谧悠然。彼时《女友》杂志社社长正是王维云,那几年正是杂志鼎盛、聚拢全国文学作者的黄金时期。这场为期一周的文学笔会,便由他亲自牵头筹办,开幕当日亲临会场致辞,谈吐恳切温厚,寄语文学创作者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笔会期间我与他也算相熟,为人谦和平易,毫无架子,为这场文人雅聚添了许多温情。
九十年代开会参会,没有如今豪华的宾馆酒店,主办方安排的都是朴素老旧的单位招待所。白墙旧桌,木床简单,却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朴实烟火气。也正是住宿安排的机缘,我和洪烛恰巧住在招待所的隔壁房间,整整一周,朝夕相近,往来十分方便。
笔会现场文人云集,书香氤氲。我带着异乡人的质朴与对文学的赤诚,望着杂志上熟悉的名字,一个个化作鲜活真切的身影。汪国真先生沉静淡泊,谈吐儒雅,自有文人风骨。
初见洪烛,更是一眼入心。彼时他年少风华,意气翩翩,一如他的文字,清朗温润,才情内敛。待人谦和有礼,没有当红作家的疏离傲气,聊起文学、谈起创作,眼底有光,言语真诚通透,让人一见便心生亲近。
白日里我们一同参加笔会座谈、听创作交流、品读佳作、分享感悟;夜晚常在楼道小院晚风里闲谈,聊南北风物,聊创作心得,聊青春美文的风潮。比邻而居的一周,褪去了读者对作家的仰望,多了文人间惺惺相惜的投缘。
闲暇之余,我还与洪烛结伴同游大雁塔。登塔远眺,长安古城尽收眼底。初秋清风漫过唐都旧迹,隐约间似有霓裳古曲悠悠回荡,那婉转的音韵,宛若初秋细碎飘洒的雪花,轻轻洒落古城大道,落满街边法桐浓荫,落满岁月悠长。塔上秋风、耳边蝉鸣、身旁文友,那一刻的光景与心境,从此牢牢刻进记忆深处。
西安初秋的笔会,法桐浓荫的古城,招待所隔壁的朝夕相处,大雁塔上的并肩远眺,是我与洪烛文缘的开篇。这一场初见,不是终点,而是往后二十余年文坛相交、数次笔会重逢、文字相知的漫漫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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