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瘟神不死，反抗不止
——加缪《鼠疫》与我们的时代
张兴源
窗外是陕北高原的远山如黛，偶然有风吹过，林间黄叶沙沙作响。疫情已经断断续续闹了快两年了，这座北方小城虽然眼下尚未封城，但人们心里到底装了块石头，出门戴口罩、进门测体温、流水洗手、在独立小房间静坐、各种“码”亮来亮去……人们过的，终究不是从前那种敞敞亮亮的日子。
我独坐书房，手边是翻了大半的加缪之《鼠疫》。这部写于1947年的小说，在中国出版过不止一个译本。我手头这个本子是柳鸣九先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作品书系”里的一种，封面封底渐已泛黄——这本书我买得有些年头了。书买得早，翻开却晚，像一坛老酒存着没舍得启封。如今正值疫中，读这本书，感受便大不相同。
书的好些地方都有我勾画的痕迹，如今再读，一笔一划都是当时情景。窗明几净，阳光铺了半桌，我心里却沉沉的，像有千钧的铅。延安的晚秋向来是高而远的天，如今看这天，便想起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想起加缪笔下那座被鼠疫围困的地中海小城。一东一西，一北非一陕北，隔着千山万水、七八十年光阴，倒像是遥相呼应。
一、瘟疫的面孔与历史的回响
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海滨城市奥兰。死老鼠在街头巷尾大量出现，人们还没当回事，以为不过是偶发的怪事，随后人便开始发烧、呕吐、腹股沟肿起，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鼠疫就这样来了，突然而残酷。政府犹豫再三，终于宣布全城封锁，奥兰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围城。
若只是讲一场瘟疫，《鼠疫》大约不会成为传世之作。加缪的野心不在这里。
他在酝酿这部小说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至暗时刻。1940年，巴黎被纳粹铁蹄践踏，法国沦陷，加缪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他在日记里把德国军队称作“像老鼠一样”——鼠疫就是这时代疯狂的政治暴力，它吞噬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后来加缪自己在谈及写作动机时讲得明白：“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
所以《鼠疫》与其说是写一场疾病，不如说是写在灾难、暴政、荒诞面前，人究竟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共处。一部关于疾病的小说，讲的却是比疾病更深的东西。
1942年，加缪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的帕纳里埃疗养，不久德军进占法国南方，他与家人音讯断绝，那份孤独、焦虑和分离的痛苦，后来被他写进了书中记者朗贝尔的处境里。加缪是以自己的血肉在写作的。
小说在1946年完稿，1947年出版。二战刚刚结束，但加缪并不乐观。他在小说结尾借里厄医生之口说，瘟神不会真正死去，它只是在家具和衣服中潜伏，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种近乎宿命的清醒。
二、群像中的灵魂——谁在与瘟神搏斗？
《鼠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塑造了一组光彩照人却又各自孤独的人物群像。
里厄医生是全书的灵魂。整部小说以他为叙述核心，他的视角贯穿始终。鼠疫降临之初，他是最早警觉的人，不分昼夜地接诊、救治，组织防疫队。他不标榜英雄主义，不吹嘘什么壮举，只是把救人看作医者的本分。他的妻子在城外病重，最后去世，他连送别都做不到。鼠疫结束了，全城欢呼，里厄心中却无半点得意——他知道，瘟神只是暂时退去。他的悲哀和清醒贯穿全书。这样的医生，让我想起2003年“非典”和2020年疫情暴发后咱们中国的那些逆行者。伟大有时就藏在一个普通人最日常的坚守里。
塔鲁是小说中最接近哲学家的角色。他年轻时在法庭上目睹过父亲以法律之名判处被告死刑，从此他便痛恨一切杀人行为，离家出走，投身革命。后来他渐渐看清，革命也需要杀人，哪怕以“美好未来”的名义。他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一直以为在与鼠疫斗争，可实际上他自己也染上了“鼠疫”——那种合理化杀戮的逻辑。塔鲁的故事是整部小说最深刻的地方，它问出了一个至今无解的问题：人在反抗不义的时候，会不会不自觉地变成自己所反抗的那种不义？
朗贝尔是外来的记者，封城时想用尽一切办法逃出去与爱人团聚。这是最真实的欲望，也是隔离中最刺痛人心的思念。然而，经过一番挣扎，他最终选择留下来和里厄并肩抗疫，不是因为不思念爱人，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在灾难面前，个人的幸福与集体的命运已经无法分开。
帕纳卢神甫代表宗教的视角。他在第一次布道中宣称瘟疫是上帝的惩罚，人应当忏悔顺服。可当他亲眼看到一个孩子在鼠疫中痛苦地死去，他的信仰动摇了。第二次布道，他不再说瘟疫是惩罚，而是要求人们在绝望中信任上帝。神甫最后还是死于鼠疫，拒绝就医，把一切交托给上帝。
格朗是公务员，做了一辈子小职员，一直在反复修改一个句子的开头，希望写出一句“让别人脱帽致敬”的话。他的执着近乎可笑，可在鼠疫肆虐时，格朗反而成了最稳固的人——既不恐慌，也不狂躁，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记录疫情数据。在那疯狂的年代，一个朴素的、近乎笨拙的认真，竟成了一种英雄主义。
科塔尔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别人盼着鼠疫快点结束，他却希望鼠疫永远持续，因为封城让通缉犯的他从社会边缘人变成了“有用”的人。当鼠疫退去、恢复正常秩序时，科塔尔疯了。科塔尔的存在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渴望回到光明之中，有些人早已在暗地里，与黑暗融为一体。
三、从《局外人》到《鼠疫》——一个人的精神之路
加缪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
在法国评论界，加缪的创作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列：“荒诞”系列和“反抗”系列。“荒诞”系列以小说《局外人》、散文《西西弗神话》和剧本《卡利古拉》《误会》为代表，探讨的是人对自身与世界的荒诞处境的感知和意识。“反抗”系列以小说《鼠疫》、剧本《戒严》和《正义者》为代表，以及论著《反抗者》，探讨的是人在认识到荒诞之后，如何行动、如何反抗、如何与人道主义结盟。
两者之间有一条清晰的演进线索——从意识到行动，从个体到集体，从沉默到团结。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对母亲之死无动于衷，对老板提的升迁毫不在意，对自己的罪和审判冷眼旁观。他看清了世界的荒诞，但他的态度是“怎么样都行”。他知道推石头上山是无用功，但他选择了站在原地，任由石头碾过自己。
《鼠疫》的里厄医生就不同了。他也清楚世界的荒诞，他不敢奢望彻底消灭鼠疫，也不敢确信反抗能够胜利，但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救治病人，组织防疫，做好医者的本分。哪怕鼠疫最终会卷土重来，反抗的意义也不在于必定胜利，而在于——反抗本身就是人的尊严。 加缪曾说，与《局外人》相比，《鼠疫》标志着从孤立的反抗态度转变到承认集体力量，要进行集体的斗争。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转变。人在年轻时可以愤世嫉俗，默尔索的态度里有一种青春的锐利和孤独；而人到中年，经历过真正的灾难和分离之后，你才会明白里厄医生的可贵。他的行为里有一种深沉的责任感——那不是口号式的豪言壮语，而是把一个受苦的人从一条命里救出来的那种实实在在的努力。
让我联想起另一位文学家笔下的推石者——西西弗。在加缪看来，西西弗并非悲剧人物，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在反抗中拥有激情和自由。加缪塑造的两组神话，西西弗神话属荒诞系列，普罗米修斯神话属反抗系列，从西西弗到普罗米修斯，正是从个体认知到集体行动的跨越。
四、我们是奥兰城中的哪一个？
每当阅读这样的经典时，我都会问自己一个朴素的问题——若我身在奥兰城中，我属于书中的哪一个人物？
年少时，我可能更接近朗贝尔——不安分，想逃出去，想在灾难面前保留自己小小的私人幸福。可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明白，我们也许更像那些沉静下来的奥兰居民。住在延安市宝塔区的某个小区，我曾见识过太多陕北的山峁沟壑里发生的事了。贫穷就像一只无形的野兽，像鼠疫一样吞噬着人的生命。但陕北人从不向贫穷低头，他们挖窑洞、开荒地、种五谷杂粮，一代又一代地坚持与命运搏斗。这种韧性，与里厄医生的坚韧何其相似。
我常常想，疫情中的中国人，尤其是基层的社区干部、医务人员、志愿者，他们身上就带着里厄医生的影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坚守；不求名垂千古，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延安的这片厚土上，红色基因和家国担当从来没有断过。忽培元先生曾在评价我的写作时说，我的作品有一种“正气使然”，这“正气”在这片黄土地上到处都有，不过是谁先表现出来罢了。其实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东西，这是延河之水、黄土之根，是从吃苦耐劳的祖辈身上流淌下来的精神财富。
加缪在小说最后写道：“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瘟神从来不会永远消失，它只是沉睡。沉睡在家具里，沉睡在衣服里，沉睡在皮箱和废纸堆中，等待卷土重来的一天。这听起来让人沮丧，但加缪接着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个认识，我们才绝不能放下警惕。真正的胜利，不是一次性地消灭鼠疫，而是在每一次它卷土重来时，仍然拥有反抗的勇气——哪怕这反抗看起来永远是西西弗式的。
五、2021年的冬天，瘟疫仍在
2021年，这场波及全球的疫情还在持续。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从武汉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像奥兰城里的里厄医生一样，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当我在新闻里看到他们疲惫的身影时，我常常想起《鼠疫》中那一句朴素到近乎无华的话：“唯一的解药，是诚实。”诚实地面对灾难，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这大概就是人能够献给苦难时代最好的东西。
人类遇到灾难时，总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拒绝相信，然后是愤怒恐慌，再然后是无奈麻木，最后才慢慢接受并且重建秩序。《鼠疫》忠实地描绘了这个过程，而我们在现实中正在亲历这个过程。这大概就是伟大文学作品的宿命——它可以穿越时间，成为历史在每一段艰难时期里的镜子。
加缪还曾说过：“我们内心有一种东西——它们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一旦出现灾难，我们便去把它们挖掘出来。”我们眼下的这场疫情，何尝不是对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次挖掘？有人挖出了自私、怯懦、恐惧，有人挖出了勇敢、善良和坚韧。瘟神不死，反抗不止。 一场又一场灾难过去，一批又一批战士倒下，但始终有人站出来，在废墟上重建希望。里厄医生的选择在1947年有意义，在2021年也有意义，在更遥远的未来，它仍然有意义。
六、文学的永续意义
回头再看整部《鼠疫》，它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如何抗疫，更是一种处世哲学。
首先，它教会我们诚实。封城时人们最缺的不是药物，而是真相。里厄医生始终诚实地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他没有粉饰太平，也没有制造恐慌，只是说了实话。诚实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但也恰恰是最有力的武器。
其次，它教会我们坚持。格朗的故事看似滑稽——用几个月时间打磨一个句子，改了又改，写了又写。可正是在这种甚至有点荒唐的坚持里，藏着最深的人性尊严。当整个城市濒临崩溃，格朗还在做他的书稿，那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在用微弱但确定的方式确认——文明还没有被完全摧毁。
再次，它教会我们团结。里厄医生不是神，一个人救不了一座城，但他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走到一起，用各自的方式反抗共同的敌人。从默尔索的孤绝到里厄的团结，加缪走过了怎样漫长的一条精神之路？这条路的指向，大概就是——人道主义。
1947年至今，七十多年过去了。《鼠疫》从未过时。经历过这场旷日持久的瘟疫后，加缪的作品或许会成为最常被提起的西方小说之一。世界发生过战争、饥荒、经济大萧条、政治运动、自然灾难，但人类始终没有学会“永不再犯”。塔鲁的悲剧还在继续——每一代人都在用新的代价重演着旧的教训。面对这种令人疲惫的重复，我们还需要加缪。不是因为他给出了答案，恰恰是因为他从不给出轻松的答案。
他让我们看到荒诞，然后告诉我们：看到了，然后呢？
荒诞既然无法消除，那就不如去行动。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的否定和抗争。通过这种抗争，人类在荒诞的世界里建立起一种价值形态，一种反抗荒诞的生存哲学。
七、写在后面
2021年的延安，冬天来得早。
我的十二万卷楼里，暖气烧得正旺，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偶尔几个行人——他们都戴着口罩，步履匆匆。这座北方小城也算安静，不远处的延河水流了千百年，一如既往。
我手头这本《鼠疫》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又忍不住翻回到开头。那么多读过的字句反复回荡在脑子里。加缪的笔触冷峻得让人害怕，却没有一丝绝望的意味。荒诞是他思考的起点，而不是他停留的地方。他的人生是“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每一页书页里都能读出这些倔强的声音。
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志丹老家当乡村教师的时候，那时候穷得叮当响，冬天穿着旧棉袄站在没有暖气的教室里，哈出的热气凝在窗户上结了冰花。可没有一个人想着要跑，因为那些孩子就用渴求的目光看着你，你觉得自己必须把课讲完，把学问一点一点地教给他们。什么叫本分？本分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在做多么了不起的事，可就是做不到袖手旁观。 那里厄医生的“本分”，大概也是这样吧？
写到这里，暖气管道里水声潺潺，像一场无声的交响曲。
我的志丹，我的延安，我的陕北，正和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安静地度过又一个不寻常的冬天。加缪笔下那场七十多年前的鼠疫，或许永远不会彻底落幕。瘟神不死，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像里厄那样，做好分内的事；像格朗那样，在暗夜中坚持那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像塔鲁那样，不断追问、不断审视自身；像西西弗那样，推着石头上山，明知它会滚下来，但仍然抬头挺胸，日复一日。
荒诞不是放弃的理由。荒诞，恰恰是行动的起点。
2021年12月25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