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天，根据上面政策，恢复区的建制，把管理区(即原来的乡)改为人民公社，就是把大公社改为小公社，重新恢复中共通海口区委会、通海口区公所。
这次通过复区撤社，将郭河、杨洲和埠湾三个小乡划给张沟区，通海口仍管辖有杨场、潘场、姚嘴、小河、沔城、官路、天星、红庙八个公社和通海口镇共九个行政单位(乡级)，108个村(大队)。
西与潜江接壤，南抵东荆河，与洪湖、监利隔河相望，北靠排湖，东临张沟，全区国土面积约400平方公里，人口14万，是当时沔阳县最大的区之一。
主产水稻、棉花、油料和其他杂粮以及牲猪、鲜鱼、禽蛋等多种经营产品，是湖北省重要粮棉生产基地。每年仅上调给国家统购粮(主要是小麦、稻谷)约1300万斤。
1963年，经荆州地委批准，我任中共通海口区区委副书记，协助区委书记主管农业生产。
1965年，因全县干部调整，报经地委批准，我被任命为通海口区区长兼区委副书记。
升任区政府一把手后，我的工作担子比单纯抓农业生产更为繁忙，农田水利、文教卫生、工交财贸、民政救济、政法兵役等等。那时，通海口区还接受了武汉市首批下放的知识青年数百人。区里虽然设有相关部门，也有分管的几名副区长，但作为一区之长，事无巨细，都要点到。各相关部门干部，遇事都要汇报，有困难要帮助解决。
那时区委区政府人员编制很紧，不像如今干部多。例如社会治安工作，不像现在有公安派出所；法庭几个区设一个，也没有专门司法调解机构；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全靠一辆自行车和两条腿，管理纵横几十公里的范围。又如民政工作的军烈属优抚，困难人口的救济，复转军人的困难，婚姻登记，婚姻纠纷等，只有一个民政助理员，还要兼区公所行政秘书，管区机关行政事务。
我担任区行政主管后，区委分工，在农业上我分管棉花生产，在棉产区常年“蹲点”。各公社也有专管棉花生产的社长或书记。全区7万多亩棉田，是县里重点棉产区之一。
我常年参加田间生产劳动，住在村里“蹲点”办棉花试验田，实行精耕细作、科学植棉，跟面上的大田稍为先走一步，以便指导大面积生产。经常在试验田召开现场会，还常请省农科所专家讲课。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关系着农业的丰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是区长的重要职责。虽然区里配有专管水利工作的副区长，还有由三、四名水利技术员组成的区水工部，但在重大任务或者关键时刻，区长必须上阵。如每年全县统一组织的大型岁修工程，凡民工上堤超过1万人以上的区，必须由区长上堤担任指挥长。防汛抗洪，区长必须亲任指挥长，日夜驻守工地指挥，险情不解除，不得下“火线”。
1965年冬季，全县大型水利岁修工程10多万人在与武汉市汉南区将近接界的地方施工，通海口区一万几千人在工地上住的是用芦苇扎的工棚，用芦材捆成的床铺，吃喝拉撒全在这一片荒滩上。连绵数公里的工棚，重重叠叠，人声鼎沸，红旗飘飘，看起来熬是威风，好似古战场上的连营扎寨。 天还没大亮，民工们就开始上工地了。
指挥部全体人员也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这时炊事员饭已做好了的。燃着马灯，大家蹲在地上，围着一盆大白菜或是烧萝卜吃了起来。天大亮了，就到分工的段面去工作。
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从指挥长起，每天都要和民工搞半天劳动，挖土挑土，任何人都不能借故不参加。检查质量、开会、处理事务、统计报表，统统放在下午半天去做。
这年冬季晴天较多，工程进展较为顺利，正当工程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之时，工地上出现“疫情”，而且来势很猛。
患病的民工开始时高烧不退，经检查此病叫做“出血热”，是由野鼠感染的。
因工棚均是搭建在荒芜的芦苇丛中，野鼠成群，据专家讲，这种老鼠黄褐色脊背上有一条黑线，医学上叫“黑线脊鼠”，它身上带有一种病菌，叫“革螨”，容易感染人体，抓破了的皮肤极易感染。开始好似重感冒，死亡率很高。
几天后，工地上发病数百人，接着发展到一千多人，每天都有人死亡。工地距离沙湖镇还有三、四十里，沙湖卫生院病床已全部住满，后来把一个大粮食仓库腾出来作临时医院。县里省里派来了大批医疗队和专家，经过突击治疗，绝大多数病人都转危为安。但全县也死了50多人。
我们通海口区1万多民工病了100多人，死了上10人，如官路公社协伟大队一个村就死了两人在工地上。
除了及时治疗病人，专家建议要抓预防，使用药毒鼠、捕鼠的常规办法之外，动员民工在工棚周围深挖防鼠沟，沟深一米，宽半米，形成隔离带，让野鼠在夜间不能进入工棚。工棚内要喷洒药水消毒，食物要好好保存封藏。
疫情虽然使工程受到些影响，但工地上仍然是比进度、比质量，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搞得热气腾腾。几十台大型“东方红”号碾压机，来来往往，机声轰鸣，堤上堤下，人流穿梭，红旗猎猎，一派火热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