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天,根据上面政策,恢复区的建制,把管理区(即原来的乡)改为人民公社,就是把大公社改为小公社,重新恢复中共通海口区委会、通海口区公所。
这次通过复区撤社,将郭河、杨洲和埠湾三个小乡划给张沟区,通海口仍管辖有杨场、潘场、姚嘴、小河、沔城、官路、天星、红庙八个公社和通海口镇共九个行政单位(乡级),108个村(大队)。
西与潜江接壤,南抵东荆河,与洪湖、监利隔河相望,北靠排湖,东临张沟,全区国土面积约400平方公里,人口14万,是当时沔阳县最大的区之一。
主产水稻、棉花、油料和其他杂粮以及牲猪、鲜鱼、禽蛋等多种经营产品,是湖北省重要粮棉生产基地。每年仅上调给国家统购粮(主要是小麦、稻谷)约1300万斤。
1963年,经荆州地委批准,我任中共通海口区区委副书记,协助区委书记主管农业生产。
1965年,因全县干部调整,报经地委批准,我被任命为通海口区区长兼区委副书记。
升任区政府一把手后,我的工作担子比单纯抓农业生产更为繁忙,农田水利、文教卫生、工交财贸、民政救济、政法兵役等等。那时,通海口区还接受了武汉市首批下放的知识青年数百人。区里虽然设有相关部门,也有分管的几名副区长,但作为一区之长,事无巨细,都要点到。各相关部门干部,遇事都要汇报,有困难要帮助解决。
那时区委区政府人员编制很紧,不像如今干部多。例如社会治安工作,不像现在有公安派出所;法庭几个区设一个,也没有专门司法调解机构;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全靠一辆自行车和两条腿,管理纵横几十公里的范围。又如民政工作的军烈属优抚,困难人口的救济,复转军人的困难,婚姻登记,婚姻纠纷等,只有一个民政助理员,还要兼区公所行政秘书,管区机关行政事务。
我担任区行政主管后,区委分工,在农业上我分管棉花生产,在棉产区常年“蹲点”。各公社也有专管棉花生产的社长或书记。全区7万多亩棉田,是县里重点棉产区之一。
我常年参加田间生产劳动,住在村里“蹲点”办棉花试验田,实行精耕细作、科学植棉,跟面上的大田稍为先走一步,以便指导大面积生产。经常在试验田召开现场会,还常请省农科所专家讲课。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关系着农业的丰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是区长的重要职责。虽然区里配有专管水利工作的副区长,还有由三、四名水利技术员组成的区水工部,但在重大任务或者关键时刻,区长必须上阵。如每年全县统一组织的大型岁修工程,凡民工上堤超过1万人以上的区,必须由区长上堤担任指挥长。防汛抗洪,区长必须亲任指挥长,日夜驻守工地指挥,险情不解除,不得下“火线”。
1965年冬季,全县大型水利岁修工程10多万人在与武汉市汉南区将近接界的地方施工,通海口区一万几千人在工地上住的是用芦苇扎的工棚,用芦材捆成的床铺,吃喝拉撒全在这一片荒滩上。连绵数公里的工棚,重重叠叠,人声鼎沸,红旗飘飘,看起来熬是威风,好似古战场上的连营扎寨。 天还没大亮,民工们就开始上工地了。
指挥部全体人员也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这时炊事员饭已做好了的。燃着马灯,大家蹲在地上,围着一盆大白菜或是烧萝卜吃了起来。天大亮了,就到分工的段面去工作。
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从指挥长起,每天都要和民工搞半天劳动,挖土挑土,任何人都不能借故不参加。检查质量、开会、处理事务、统计报表,统统放在下午半天去做。
这年冬季晴天较多,工程进展较为顺利,正当工程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之时,工地上出现“疫情”,而且来势很猛。
患病的民工开始时高烧不退,经检查此病叫做“出血热”,是由野鼠感染的。
因工棚均是搭建在荒芜的芦苇丛中,野鼠成群,据专家讲,这种老鼠黄褐色脊背上有一条黑线,医学上叫“黑线脊鼠”,它身上带有一种病菌,叫“革螨”,容易感染人体,抓破了的皮肤极易感染。开始好似重感冒,死亡率很高。
几天后,工地上发病数百人,接着发展到一千多人,每天都有人死亡。工地距离沙湖镇还有三、四十里,沙湖卫生院病床已全部住满,后来把一个大粮食仓库腾出来作临时医院。县里省里派来了大批医疗队和专家,经过突击治疗,绝大多数病人都转危为安。但全县也死了50多人。
我们通海口区1万多民工病了100多人,死了上10人,如官路公社协伟大队一个村就死了两人在工地上。
除了及时治疗病人,专家建议要抓预防,使用药毒鼠、捕鼠的常规办法之外,动员民工在工棚周围深挖防鼠沟,沟深一米,宽半米,形成隔离带,让野鼠在夜间不能进入工棚。工棚内要喷洒药水消毒,食物要好好保存封藏。
疫情虽然使工程受到些影响,但工地上仍然是比进度、比质量,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搞得热气腾腾。几十台大型“东方红”号碾压机,来来往往,机声轰鸣,堤上堤下,人流穿梭,红旗猎猎,一派火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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