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塞上秋行
——癸卯年中秋榆林访古手札
张兴源
一
二零二三年，岁在癸卯，中秋时节。我打延安动身，沿无定河直向北去，奔往榆林。
从参加工作，到后来进入延安日报社做编辑记者，近五十年鞍马劳顿，名山大川与尘世巷闾见过的固然不少，但若论刻骨铭心的故土情缘，还数陕北大地上每一寸山脊与沟壑。
但在陕北人的心灵版图上，延安和榆林似乎从来就不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城市。延安居于中，榆林统于北；延安是革命的心脏，榆林则是边塞的鬓角。延安给人的是历史的纵深与红色的血液，榆林给人的则是大漠的苍茫与长城的余音。如果把陕北大地比作一册卷帙浩繁的史志，那么，延安就是那泛黄扉页上浓墨重彩的亲笔签名，榆林便是签名的下方那一行刚劲有力、飞白流沙的题跋——同样是陕北人，不去一趟榆林，便不知黄土高原的尽头还有如此广袤的天地。
此番成行，看似闲云野鹤般的随心所至，实则是中年之后（我的内心，一直拒绝这个“老”字）的内心召唤。北方的秋天来得极快，快到像是有人一下子揭开坛盖，将一城子的凉意倾倒而下。我一个人带着行囊，开上我自己的爱车，从延安出发向着榆林一路行进。窗外先是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继而是渐渐平坦开阔的塞上原野，那些在我的《杏雨村随笔》中曾用文字丈量过的故土山岭，都以一种沉默而浩瀚的姿态在向我告别、向我迎接。
这条南北之路，自古便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对峙与交融的敏感地带。“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诗经·王风》里流淌的原本是洛阳一地的黍离之悲，若套用在这黄土高原的苍茫腹地，似乎也并无违和。从延安到榆林，二百公里的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车辆奔行之间，窗外山色由赭黄渐次化为铅灰，稀薄的绿意被一望无际的沙丘和稀疏的柠条替换，苍凉感陡然而生。
二
车到榆林，已是暮色四合。
榆林古城始建于明代，是九边重镇之一。从延绥镇城到今天的“塞上明珠”，它历经六百余年风霜而不倒，至今仍保持着“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完整格局。我落脚在榆林古城的南门口，沿着榆阳东路向西漫步，但见街道宽阔，市井繁华。然而这份繁华若比起白日里的喧嚣来，更像是一幅褪了色的宋人院体画——恬淡从容，不失体面，可骨子里却沉淀着一种来自边关的凛然之气。这气息无形无影，却让人觉得这座城市从没有真正被烟火日常消磨掉什么，它始终清醒地站在土地的北端，背负着历史全部的重量。
翌日清晨，我便起身前往镇北台。
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四公里处的红山之巅，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次年竣工。这座四层叠起、总高三十余米的砖石建筑，与山海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三大奇观”，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美誉。我登台远望，只见长城蜿蜒如巨龙，隐没于沙海绿洲之间，南面榆林城尽收眼底，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地。天是那种陕北中秋特有的湛蓝，澄澈得像一面被擦洗过千万遍的铜镜，映射着大地上一切枯荣盛衰的痕迹。
站在台上，我不由得想起明朝“隆庆议和”之后那段“蒙汉一家”的和平岁月。据《明史》记载，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蒙古鞑靼部达成和议，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长城沿线开放十一处互市场所——榷场。镇北台连同款贡城、易马城应运而生，成为蒙汉互市的核心平台。那时这里车水马龙、熙来攘往，蒙古的马匹、皮毛与中原的布帛、茶叶在此交汇，不同语言、不同装束的人们在这里握手言和，用贸易取代了战争。四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繁荣的集市早已被黄沙掩埋，就连城墙上的砖缝里都长满了芦苇和野草，可那股子“化干戈为玉帛”的大明气魄，却依然能穿透时空的烟幕，震撼着我的肺腑。
我在这高台之上踱步徘徊，秋风从北面刮来，带着毛乌素沙地特有的干涩气息，吹得衣裾猎猎作响。我忽然想起当年在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老师讲起范仲淹镇守延州的往事。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写道：“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陕北秋天的边塞景色，十个世纪前已被范仲淹写得那样苍凉而悲壮，如今我站在更北的镇北台上远眺，秋意比他描写的还要来得沉重而决绝。这座烽火台虽为明代所建，可它扼守的这片土地，早在宋夏对峙时期就已经是双方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元昊数度犯边，幸赖狄青等边将为功，一邑始得稍安。李元昊之后是金、元、明三代，兵连祸结，边事频仍，民无宁日。这座沉默的高台，就是这片土地千年苦难与不屈的活的见证。
从镇北台下来，不过三里之遥，便是红石峡。
红石峡位于榆溪河畔，两岸红岩壁立，因岩质呈红色而得名。峡谷东西崖壁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自明成化年间以来一百八十多幅摩崖石刻，题诗、纪功、纪游、喻景、抒怀，诸体书法并存，真草隶篆俱全，被誉为“塞上碑林”。我穿行其间，只见篆体的“横云”如蟠龙游动于石壁之上，楷书的“磐石千秋”苍劲挺拔，草体的“威震九边”笔走龙蛇，令人肃然起敬，行书的“雄镇三秦”端庄大气，尽显荡气回肠……
走近观看，我注意到其中一块石刻上写着“榆塞雄风”四个大字，字迹遒劲，笔力千钧，据说是明末延绥巡抚余子俊所题。余子俊这个人，我在校注《延安府志》和《保安县志》时曾屡次遇到。明成化年间，他力排众议，率军民“依山形，随地势”，修筑东起清水营、西至花马池的延绥长城，并拓建榆林卫城，奠定了“九边重镇”的格局。他是真正的“榆林之父”，今日这座城市能有如此雄浑的气势，说到底，与他当年“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远见与实干分不开。
红石峡的每一块石头都像是一页翻开的史书，每一个汉字都是一粒被岁月凝固的沙。我在峡谷中盘桓良久，在夹岸的沙鸥翻飞声中，在榆溪水的潺潺流淌声中，听见了四百年来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呼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消失在史书的正传之外，甚至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来，但他们的热忱与忠诚，全都化作这些刻在石峡中的文字，在风吹日晒下安然默坐，等待每一个后人的目光把它们的记忆重新点燃。
三
次日上午，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靖边县境内的统万城。
统万城位于靖边县城北五十八公里处的无定河畔，是东晋时期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遗址，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匈奴都城遗址。始建于公元四百一十三年，赫连勃勃征发秦岭以北十余万各族民众，历时六年建成。因城墙用白土蒸煮后板筑夯打，呈白色，当地人俗称为“白城子”。
统万城距榆林市区一百六十公里，一路穿沙而行，沿途尽是毛乌素的黄沙和零星的沙柳。出租车司机是个从神木来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说起话来声如洪钟。他告诉我：“张老师，您别看这地方荒凉，夏天气温能到四十来度，太阳晒得人头晕。可这座城就在这儿杵了一千六百年，风吹不动，雨打不垮，你说它怪不怪？”我听了暗自思忖：世上的古城遗迹大多是汉人所建，唯独统万城是匈奴人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遗址。匈奴本是一个没有文字、不筑城池的游牧民族，却在赫连勃勃的手中完成了从“行国”到“城国”的历史性转折。这座城“以君临万邦、统一天下”而得名，其雄韬大略，不亚于中原任何一个帝王。
到了统万城，我在遗址区里走了一遍。
城墙夯土层清晰可辨，夯窝密实，像刻满历史年轮的大树横截面。城垣虽已残破，但西城、东城、外郭城的轮廓仍然依稀可辨。据说赫连勃勃当年筑城时极其严苛，要求工匠用蒸土筑墙，再用铁锥检验——锥入一寸，即杀工匠，并将其尸身砌入城墙之中。这样的律令固然血腥残暴，倒也确实筑就了这座“坚可砺斧”的千年不坏之城。我从城的西门绕行一圈，想象着一千六百年前这里车马喧嚣、旌旗招展的景象，又想象着北魏太武帝攻破统万城后那种“都城中无不惊讶，谓其坚不可摧”的震撼。
在这座被黄沙半掩的古城里徜徉了将近两小时，我忽然想起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来。他在《水经注》里写道：“赫连勃勃起统万城，建宫室，台榭壮丽，为当时之冠。”寥寥数语，勾画出了统万城昔日的恢宏气度。当年郦道元或许是听人转述，未能亲临此地，但他以文字将统万城的壮美凝固在历史的长河里。而我今天站在这里，脚下就是郦道元听过、读过、思过的土地，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让我激动得久久不能自已。文学的力量、文字的魅力，不正在于此吗？
出统万城，站在无定河边眺望，我对面就是大漠。无定河两岸，秋草枯黄，风沙弥漫，让人不由得想起唐人陈陶的名句：“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匈奴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胡尘与白骨早已被岁月抹平，可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与悲怆却生生不息。作为一个用文字记录历史的作家，我忍不住在想：那些沉睡在无定河底的亡魂，他们是谁家的儿郎？谁的春闺梦里曾有过他们的身影？我无法回答，也无权提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当年校注《保安县志》和《延安府志》那样，用最质朴的字句把历史的真相写下来，让后来者能够看到，并永远铭记。
四
在榆林的第三天，我拜谒了神木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于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但近两年来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令我瞠目。这座位于神木市高家堡镇的大规模史前石城遗址，经古DNA研究确认主体人群源于陕北仰韶晚期人群，距今约四千三百年至三千八百年。其城防设施之宏大、祭祀遗迹之多元，展示出典型的早期国家特征，颠覆了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起源路径的传统认知。石峁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二零一二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其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的石构城址互相嵌套，宏大的石砌城垣、精美的玉器壁画，无不彰显着四千三百年前先民的非凡智慧。
但最令我动容的，还不是这些考古学意义上的辉煌成就，而是石峁与晋南陶寺文化的密切关联。据考古报道，石峁陶器风格与数百公里外的晋南陶寺文化惊人相似，青铜器等遗存暗示着与欧亚草原的技术交流，甚至还有来自南方长江流域的鳄鱼骨板。这些物质文化的远距离交流，让我在展厅里站了足足二十分钟没有移动脚步——原来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在黄土地带悄然成型。陕北高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文明边缘，恰恰相反，这里是中华文明本土连续演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我忽然想起自己四卷本选集《张兴源散文选》中收录的那篇《保安塔记》，我在文中写道：“保安者，盖地之边鄙者也……古有‘盛世者，修史建志’之谓矣”。所谓修史，所谓考古，本质上无非是对先祖记忆的接续与传承。石峁先民用石头铸就了他们的城池与文明，我们用纸笔和文字，继续着同一条文化命脉的延续。四千三百年的时光隧道，在那一刻无声地贯通了。
从石峁回到榆林市区，我特意绕道去了榆溪楼内的宋夏历史文化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以“一千年前的榆林”为主线，全景讲述公元九百八十二年至一千一百十九年间北宋与西夏在陕北大地的百年对峙与交融。九大篇章依次铺开，从“上郡牧歌”的汉唐遗韵，一直到“烽火连天”的宋夏战事，脉络清晰，资料翔实。我在这里读到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写下的许多奏章与边事记录，也读到李元昊在横山筑城设防的种种举措。北宋与西夏长达一百三十七年的战争与和平，榆林这片土地扮演的是最前沿的舞台。范仲淹、韩琦与西夏国相梁乙埋，都是这个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棋手。
站在博物馆的落地窗前向西望去，天边的云彩被夕阳烧成了暗红的铁水，整个榆林城浸润在古老的光线里。我在窗边站了很久，脑海里回荡着范仲淹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千年多过去了，这座城市的秋天依然和范仲淹当年看到的没有太多差别。只是宋朝的边塞将士和西夏的游骑弯弓都已化为历史的烟云，榆林也不再是那个“四面边声连角起”的前线孤城了。
五
在榆林的最后一日，我特意留出了一整个上午，前去寻访西夏罗兀城遗址。
罗兀城位于榆林市镇川镇石崖底村悬空寺山崖之石山峁，北、东、南三面临崖，西接山坡。据《续资治通鉴》载，此城由西夏国相梁乙埋始建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由于地处险要，一直是宋夏两国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冲。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被宋军占据后改称同武城，城垣呈三角弧状，残高约数米，夯土层清晰可辨。
这座城不大，甚至在宋夏众多军事堡寨中也算不上著名。但我之所以执意要来，是因为我在校注《延安府志》时读到一段记录，说北宋元丰年间宋军攻占罗兀城后，在城内缴获了大量西夏的青铜器、兵器和一副完整的铠甲。缴获清单令人联想到西夏立国前后那种独特的军事文化，它既吸收了唐、宋中原王朝的铸造技术，又融入了游牧民族战骑战术的精髓。这些文字的力量，足以驱策一个写作者用双脚去丈量那片土地。
我费力地爬上山坡，在残墙断垣间逐一察看。城墙夯层十分坚硬，当年的军事构筑，即便经历近千年风雨剥蚀，仍然坚守着它最初的身份与使命。崖顶风声呼啸，放眼四望，无定河谷尽收眼底。我想象着当年西夏铁鹞子军在这里列阵南下的景象，又想象着北宋禁军翻越横山向这座孤城发起冲锋时的惨烈场面。这座城的大小城堡与城墙之间的呼应关系仍隐约可辨，虽然早已坍塌为一堆堆荒草覆盖的土垄，但一种遥远而强大的军事气魄依然从土地的肌理中弥漫出来。
我在这残城上坐了一个多时辰。秋风起于无定河畔，裹挟着沙粒，打在脸上微微生疼。我在想，千年前的宋朝士兵站在这里是什么感受？西夏人又是什么感受？一个以农耕为业的民族与一个以游牧为业的民族，在这块无定河畔的黄土地上纠缠了一百三十多年，互有胜负，互有死伤。可到头来，宋亡了，西夏也亡了，它们都变成了历史课本里一个个需要背诵的章节和名词。只剩下这一座座沉默的遗址，和一些刻在残碑上的斑驳文字，倔强地在风沙中向每一个前来叩问的人述说着当年的血火与悲欢。
六
黄昏时分，我回到了榆林古城。
夕阳斜照在六楼骑街上，斑驳的光影把青石板路抹成了一条鎏金的地毯。古城内三十多条巷道纵横交错，连接着古老的民居与现代的店铺。老街两旁的店铺里飘出羊杂碎和红枣的香味，摊贩的叫卖声夹杂着陕北说书的胡琴声，一派安闲的市井景象。我推开一家小面馆的门，要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饸饹，就着一盘腌韭花慢慢吃着。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见我一个人来访古，话匣子就打开了，说他父亲年轻时去过延安，到过枣园、杨家岭，说咱榆林这地方虽然比不上延安那么有名，但也是一块出英雄好汉的土地。
我听着，频频点头。是啊，榆林不只是一块英雄好汉的土地，它更是一部写在沙土与石壁上的历史。榆林一地，从石峁的史前文明到宋夏的百年对峙，从蒙元的铁骑到明代的互市，从抗日战争的前线到今天的新能源之都，它的每一次蜕变都带着剧烈的阵痛与新生。这种阵痛与新生，和我前半生读过的那些志书、写下的那些散文、采访过的那些人物——从《从博士到农夫》里的农业科技人员，到《诞生在“贫油区”上的“黑色神话”》里的石油勘探工人——何其相似。它们都是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时代的人们，用自己渺小但闪光的生命，书写着的壮丽的陕北故事。
从小馆出来，已是华灯初上。
我顺着榆溪河畔的步道往南走，河水很静，月光洒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银鳞。河岸边有人在放河灯，盏盏灯火顺流而下，像星星在暗色的河面上缓慢迁徙。我站在岸边看了好一会儿，天边的晚霞像一幅被撕碎的锦缎，暗金的、紫檀的、赭红的色彩互相浸染，印在天与地交界的边缘。远方镇北台的身影巍然不动，红石峡的摩崖石刻在暮色中隐去了棱角，统万城的白色城墙在夜雾里幻化成一串模糊的思念，石峁的巨硕城垣与罗兀城的残破土垄，连同宋夏百年烽烟的记忆，全部沉入了时间幽深的暗处。
这一次榆林之行，对我这个已逾花甲之年的人来说，似乎并不仅仅是一次寻常的旅行。我走过那些古老的城垣和遗址，看到的不只是砖石与泥土——我看到的是一代代陕北人的汗与血，是边关冷月下永不熄灭的烛火，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相互撕咬又最终相互融合的漫长历史。当然，我还看到了陕北高原自身的宿命——被大山困囿、被大漠侵凌，但从未被征服、从未被驯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陕北人的坚韧、包容与悲怆感，全都凝固在榆林这座城市的肌理中。我们就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我们就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人。榆林的故事，说到底还是陕北的故事，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
七
夜的雾气升腾起来，城市灯火渐次通明。
我独自走在回宾馆的路上，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淡。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妻子发来的消息：“榆林的星空比延安好看吗？”我抬头看了一眼——银河横贯天际，星星密密麻麻，亮得像撒了一把碎钻。我停下脚步，对着那条简短的微信笑了笑，快速地打下一行字：“不错，不过你不在，星星看谁都一样。”
我合上手机，将这场塞上秋行的记忆收进心底，存放在那些我迟早会用文字重新书写的页码之间。
2023年中秋，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