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从文坛“龙套”到“主角”
杂文/李含辛
这个时代有一种奇怪的病：人人都想当主角，却少有人愿意跑龙套。
于是我们看到，刚拿笔写两篇文章就忙着立人设的“作家”，还没到三十岁就焦虑着为什么还没出头的年轻人，做一行不到两年就嫌来钱慢改换赛道的聪明人。整个社会像是拧紧了发条，所有人都在抢赛道、抢位置、抢聚光灯，仿佛慢了半拍就要被时代抛弃。
偏偏有这样一个人，二十六岁就拿了省级大奖，三十岁出头已是圈内有名的“天才编剧”，却把自己摁在舞台幕布后面的角落里，一摁就是二十五年。
他叫陈彦，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长篇小说《主角》《装台》《喜剧》《星空与半棵树》《人间广厦》的作者。
要说陈彦的“跑龙套”，得从他十三岁那年讲起。1976年，这个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牛娃，被招进了镇安县剧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山里娃能端上剧团的饭碗，已经算件了不起的事。可一个十三岁的毛头小子，进剧团能干什么？烧水、搬道具、收拾戏箱、打扫后台，台上缺个站桩的兵卒，上去杵一会儿，后台乱成一锅粥了，又撒腿跑去帮忙。没有录像，没有课件，全靠老师们口传心授，他白天瞪着眼睛，拼命把师傅们的排戏动作和唱腔刻进脑子里；到了晚上，就窝在剧团那间破旧的宿舍，借着昏黄的灯泡，猫在床板上偷偷临摹各种剧本。那些年，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龙套——台上跑龙套，台下干杂活，偶尔得空才能摸一下笔杆子。别人跑龙套是为了混口饭吃，他跑龙套，还顺便把戏台上下的人情冷暖、眉眼高低，一桩桩、一件件全吞进了肚子里。
后来他调到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在旁人看来是鲤鱼跳龙门似的高升。可他心里清楚，自己一个从镇安小县城调上来的编剧，一开口是改不掉的浓重陕南口音，谈论的都是山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原生态故事，在这座全省最权威的戏曲殿堂里，他不过是一块垫脚石。整整二十五年，身边的同事来来去去，有高升的、有调走的，唯独他，日复一日、雷打不动地坐在台下看戏。散了场，别人早就回家休息了，他却偏偏钻进后台，看名角儿卸妆，看龙套演员蹲在墙角抹眼泪，看台柱子为了一个C角争得撕破脸皮，看那些装台的工人扛着钢管爬上爬下、汗珠子砸在地上摔成八瓣。一回到办公室，他就借着走廊那点昏暗的灯光，把白天看到的、记下的全部整理成密密麻麻的文字。他不是以学者的姿态去俯视生活，也不是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素材，他是把自己彻彻底底活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在剧团里跑了二十五年“龙套”的人。
这种龙套心态一旦刻进了骨头，他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在研究院做院长时，他认识了一个叫朱冬生（小名生生）的装台人。舞台装台是重体力活，扛钢管、搭架子、挂灯箱，汗水把衣服泡透贴在背上，干完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陈彦总能看到忙了一夜的装台人，因为极度疲惫，随便在哪个椅子上、石头上倒下就睡着了，他打旁边经过，闹出多大动静都浑然不觉。陈彦的办公室在三楼，底下正好是剧场后台入口，装台人蹲在那儿休息、商量活计时，那些粗粝而鲜活的对话就顺着窗户飘进来，什么刁钻的口语，什么夹带脏话的抱怨，他全都记在心里。久而久之，这些卖苦力换饭吃的兄弟，不再仅仅是他的观察对象，而成了他精神上的“自己人”。他后来动情地说：“我熟悉他们，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不过是在剧团里跑着不同的龙套罢了。”
写《西京故事》时，他不满足于书斋里的想象，经常跑到单位对面的劳务市场，扎进八里村、木塔寨这些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在那里，他蹲在马路牙子上跟等活的民工拉话，一聊就是大半天，听他们讲讨薪的难、租房的苦、孩子上学的愁，厚厚的采访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写《大树西迁》时，面对上海交大西迁西安这种宏大题材，他没有凭空杜撰，而是老老实实跑到西安交大住了四个半月，又去上海交大待了三十五天，采访了一百多位亲历者和相关人员，录音磁带攒了几十盘，最后凝练成不到三万字的舞台剧剧本。这就是陈彦的“笨功夫”：不投机、不取巧，就是将双脚踩在最底层、最粗粝的现实泥沼里，给自己当最累、最不讨好的“龙套”。
陈彦自己说得坦荡：“作家需要匍匐在生活的大地上，然后展开想象力，去沟通人间的现实情感与同理心。”他还说过，文学艺术创作应该努力让生活去说话，让柴米油盐酱醋茶说话，让日子说话、让年轮说话，作者不过是用一个箩筐去尽量把它们原汁原样地装进去。可是装这个筐，是需要功夫的——装不好，里面盛不了多少东西。
他发现了一个真相：聚光灯下从来长不出好东西。好东西都长在幕后，长在泥里，长在那些无人问津的角落里，需要你一锹一锹地往深了刨，刨到地底下最湿润的那层土，刨到地底深处的人情冷暖与人间百态。城中村里扛着钢管的装台人，台下撕破脸、台上擦干血泪接着唱的角儿，为了一个住房指标争得头破血流的知识分子，那些一辈子跑龙套连名字都留不下的演员——这些人，才是生活真正的本尊，才是他想写的“主角”。只不过，这种人物不会跟一个急着往聚光灯下挤的人交心，不会被一个时刻算计着投入产出比的聪明人看见，更不会把自己最真实的悲欢说给一个没有蹲下来的人听。
于是他选择了蹲下来，而且一蹲就是二十五年。
这个故事如果放在成功学的逻辑里，也许会写成：他熬了二十五年，终于熬出了头。可真正的道理恰恰相反——他不是在“忍”，不是在“等”，不是在把蹲角落当成一种过渡。他是真的觉得那个角落本身就是值得待的地方，那些没人关注的人本身就是值得写的主角，那口生活的井本身就是比任何一个舞台都深厚、都辽阔的所在。
陈彦还有一个坚持了十几年的习惯：每天晨跑。别人跑步是为了强身健体，他跑步时却在脑海里一遍遍背诵那些古老晦涩的国学经典。十年下来，《论语》《大学》信手拈来，连《史记》都能一页一页地背下来。有人问他：“你背这么多古文干嘛？”他憨厚一笑：“写得不顺的时候，就想听听古人是怎么跟命运聊天的。”每次去北京开会，他一不逛街、二不应酬，一头扎进国家图书馆，翻那些早已无人关注的戏曲稿本。家里最大的书架，装的全是最老、最旧的秦腔剧本。熬到快五十岁，别人都该琢磨退休返聘了，他心里那些积攒了大半辈子的故事却突然一齐往外涌，他觉得光写戏本子不过瘾了，他要写长篇小说。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018年，长篇小说《主角》出版，书里那个对秦腔疯魔入骨的忆秦娥，几乎就是他在剧团跑了二十五年龙套的酸甜苦辣的化身。2019年，他捧回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当评委念出《主角》赫然在列时，站在后台的陈彦自己都惊呆了。消息传回陕西，戏曲研究院大院里的龙套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年，陈彦如果不熬住这份清贫与寂寞，不把自己活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龙套，绝写不出这般字字泣血的人间正道。
如今的陈彦，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六十多岁了依然一口浓重的陕西腔。出差住酒店，推开窗户第一件事不是看风景，而是俯下身子，细心观察楼下小摊贩们讨价还价的烟火气。他说：“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才不虚浮。”一个人即使站在高处，眼睛还是往低处看，往人堆里看，往泥土里看。这本就是“龙套”才会有的视角。
我们之所以焦虑，之所以慌慌张张地抢主角、抢聚光灯，不就是因为我们把“龙套”当成了屈辱吗？我们把下沉看作下坡，把深潜看作落后，把积累看作耽误，我们把不能立刻变现的东西统统定义为浪费。于是我们拼命往台前挤，挤到最后两手空空的时候，反而抱怨命运不公、时代太卷。
可是老话说得好，根扎得有多深，树才能长多高。你连根都没有，风一吹当然就倒，太阳一晒当然就蔫。陈彦用大半辈子的“龙套”换来了一部又一部扎扎实实的好作品，他用亲身经历告诉你，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抢来的，而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不必急着争抢那束聚光灯。如果你真的在沉潜，在扎根，在认真地把手里的事做好，把眼下的日子过透，那么在你自己的那条时间线上，你从来都不是龙套。
你一直是，终将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