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叩问中原
——2026年初夏河南博物院参观记
张兴源
到郑州的第二天上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于是，我决定去一趟河南博物院。
郑州市农业路8号，四面通衢，又自成一隅。前几年读过一本书，说齐康先生主持设计的河南博物院主展馆，地上五层、地下一层，通高四十五点五米，底部六十三见方，占地十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七点八万平方米——如此庞大的体量，却稳稳地安放在农业路北侧，不显霸道，不见张扬，只觉浑厚，只感渊停。游人络绎不绝，却并不嘈杂。四月的郑州，处处花开，处处树绿。走在通向馆门的宽阔台阶上，身旁有少年奔跑，有老人牵孙，有情侣并肩，有学者独行——人人都带着一种朝圣般的郑重，又带着一种访古般的悠然。这种神情，我在任何一家博物馆的门前都见过，但在这里，在河南博物院的门前，似乎格外浓重些。
我当然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这是一部立体的中国通史，是中原魂魄的物质化身。
一
站在它面前，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在那座主体建筑上。
九座主展馆聚合而成，四方正位，四角斜梁，整体呈现金字塔形的轮廓。许多外地游客乍一见到，会忍不住说：好像埃及的金字塔呀！但齐康先生在设计之初，心里装着的并非尼罗河畔的古老陵寝，而是中岳嵩山脚下那座元代古观星台——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遗址。金字塔是死者的归宿，观星台却是生者的仰望。这就对了。
中国人拜天法地，敬鬼神而远之，从来不把死亡当作终极的归宿。生者要观察天象、制定历法、指导农耕，这是实用主义的智慧，也是诗意存在的理由。齐康先生以观星台为原型，把一座博物馆设计成“戴冠的金字塔”造型，其实是在说：中原文明不是封闭的，不是纵容灵魂沉睡的，而是时时仰望苍穹、刻刻与天地对话的。它的深邃不在入地，而在通天。它的厚重不是对物质的堆积，而是对精神的执守。顶部冠冕的四神图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镶嵌四方，守护四野，既是对易经八卦空间观念的呼应，又是对“天中地心”说的视觉化呈现。这种将天文观测、地理方位、神话想象与建筑美学融为一体的设计，放眼世界，恐怕也不多见。
我在主展馆正门前驻足良久。
这种方正格局、对称结构、起承转合的空间处理，让我想起故宫，想起天坛，想起中国古典建筑那种暗含宇宙秩序的神圣几何。自夏商以降，三千余载，先后二十多个王朝建都于中原。这套建筑语汇的根基，早在二里头遗址中已见端倪。齐康的设计，不是复古，不是复刻，而是从文脉深处的自然生长——九鼎定中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价值取向与文明取向。这便是观念的力量了。
二
迈过主展馆的入口，脚下的步子忽然变得慢了。
空气里有一股新旧木头混合的气息，隐隐约约地，又杂着淡淡的尘土味——那种经年累月、埋藏地下又重见天日的尘土味。
我深吸一口，觉得这味道比玫瑰更芬芳，比檀香更庄严。
宽敞的中央大厅，人群安静地分布在各处。导览台的工作人员微笑颔首，电子屏上滚动着《泱泱华夏择中建都》的导引信息。我接过一份导览图，折好，放进衣袋。但我知道，真正牵引我的，不是这张纸，而是心。
我来的时间是2026年的晚春。主展馆早在2020年就完成了大规模提升改造，常设展以“走向邦国”“中原立国”“宅兹中国”“逐鹿中原”“帝国霸业”“盛世华章”“东京梦华”七部分结构，沿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的时间线索布展，共十个展厅，展出文物五千余件组。此刻，在这些玻璃柜前，我即将与中原上古史、古代史面对面。为了不与一件器物失之交臂，我没有按导览顺序匆匆奔走，而是选定了一条以镇馆之宝为节点的路径，一路走，一路思，一路向历史的纵深划入。
第一处让我驻足惊叹的，是贾湖骨笛。
它就静静地躺在一个独立展柜里，灯光打得恰到好处。那是一只用丹顶鹤的尺骨制成的笛子，长约二十余厘米，棕褐色，表面光滑而斑驳，两排七个音孔整整齐齐，不知道当年那位“音乐家”是如何用简单的骨器精准计算出发音音频所需的孔距与孔径的。
九千年前，甚至在中华文明被认为“初曙”的时代，先民们已经把丹顶鹤的翅膀化作音符的翅膀，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奏响了七声音阶的曼妙旋律。在此之前，许多西方音乐史学者坚持认为七声音阶起源于古希腊。然而河南博物院展厅里这支骨笛，不费一言，不辩一语，便让一切理论上的偏见哑口无言。
我的耳边，仿佛飘来了那九千年前的笛声。
它当然很微弱，却绵延不绝，像延河水流，九曲回肠，不肯干涸。它当然很遥远，但它就是中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一路走来的温柔旁证——我们的祖先不是只知道茹毛饮血的蛮荒之人，他们劳作之余有音乐，祭祀之时有乐曲，生死之间有声腔。有笛声的地方，必有眼泪；有眼泪的地方，必有悲悯；有悲悯的地方，文明就生根了。
站在贾湖骨笛前，我感叹良久。与它毗邻的，是一排排斑斓的彩陶。仰韶文化的彩陶，陶质细腻，器形优雅，红地黑彩的花瓣纹与几何纹在灯光下流转生辉，数千年光景都没有夺去它们的美。那是五六千年前的匠人一笔记下的。他们的名字早已散佚，他们烧陶的窑火早已熄灭，但他们手中那支笔、心里那股气，化成了一种可被称为“初心”的东西。
是的，文明史的开端就是这样的——不喧哗，不炫技，甚至不刻意。朴拙中有天真，素净里藏大巧。
三
从贾湖骨笛移步夏商展厅，是一种心理震撼。
灯光骤暗，那是一种舞台转场的明暗效果，观众的注意力被集中到几组青铜器上。夏代的乳钉纹斝、带翼铜铃，安静地立在角落，器形小巧，胎壁薄，纹饰简约，尚属青铜时代初创期的风貌。但仅仅过了数百年，到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杜岭方鼎已经改变了一切。那件通高近一米的青铜大方鼎，腹壁饰满兽面纹和乳钉纹，威严肃穆，气势夺人，是目前人类认知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方鼎之一。
杜岭方鼎于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出土，当时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两件，体量略小者即此，另一件稍大者，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是一件实打实的实用礼器。它出现在郑州，本身就意味深长。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商代早期都城在此立基，说明三千六百多年前，郑州已经是商王朝的核心统治地带。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将郑州商城确认为早商时期的关键遗址，它上承二里头，下启殷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站在这样一件重器面前，不肃然起敬是不可能的。
它将王朝的威严从历史深处推到观众眼前。
这种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冲击，正应了杜岭方鼎馆藏解说牌上那句陈词：“鼎立中原”——果然是这样的。
我在杜岭方鼎前站了很久。鼎口那些斑驳的铜绿，在灯光下泛出一种奇异的青蓝色。青铜不是一开始就绿的，出土时它是金黄的——那才是古人谓之“吉金”的颜色，是把珍贵的铜锡合金当成神圣材料来对待的理由。经过三千多年的氧化，它变成了此刻我眼前这副沧桑的样子。时间是最诚实的工匠，它给每一件器物涂上应得的颜色，不早一分，不晚一刻，恰到好处。
杜岭方鼎旁边，另一件商代重器让我心折。那便是妇好鸮尊。
说来也巧，2026年正是妇好墓发掘五十周年。
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早在4月2日便已开幕，将分藏于两馆的妇好鸮尊首次合璧，在河南同框展出。我到访时正值特展进行中，妇好鸮尊的身影正出现在东临展厅的显要位置。那尊鸮形尊，神态威猛，通体饰满了细腻而繁缛的纹饰。鸮在商代人心中是战神、是智慧的象征，将酒器铸成鸮形，暗合着妇好这位一代女将军的赫赫战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商代妇好墓的精美青铜器中，这两个字得到了极为透彻的物质表达。
妇好鸮尊让我想起陕北，想起延安，想起古代的陕北先民。
三千多年前，这片黄土高原上的先民，与中原腹地的商王国之间，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交换与文化交融。黄河就像一条纽带，把整个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连接在一起。文明的厚重就是这样层层叠叠堆砌出来的，不是某一个区域的独唱，而是所有区域的合唱。所谓“中原文化”，其实是在不断的互动与融合中逐渐生长壮大的。
四
走出商代展厅，进入西周和东周部分的展示空间，又是一番天地。
西周青铜礼乐制度的成熟与精致，一眼可见。而东周时代的青铜艺术则更加自由和奔放——列国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氛围渗透到物质文化的每个角落。几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尤其引人注目。
在云纹铜禁前，我久久挪不动脚步。
它繁复得令人窒息。器身由五层铜梗支撑的透雕云纹构成，四周攀附十二条夔龙勾首伸舌，禁底亦有十二条龙形异兽为足，铸造工艺达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度。这件器物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它的视觉华美，而在于它证明了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就已经熟练掌握并使用了“失蜡法”这种精密的金属铸造工艺——比欧洲整整早了一千多年。难怪云纹铜禁与莲鹤方壶一同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它的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一件器物的命运，更是一个民族在工艺史上的地位。
让我惊讶的是，看着云纹铜禁上那些欲飞还止的龙纹，我脑中无端浮现出一年前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看到的西周青铜器。秦岭南北，一水相连，同属周文化的辐射圈，却各有各的气韵。中原楚墓的青铜器在端庄中带着几分诡异，几分浪漫，明显融入了南方楚地的审美元素——那种流动的云雷纹、那种飘忽的意象，在陕北高原上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之瑰丽所在：既有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又有千姿百态的地方变奏。
至于莲鹤方壶，站在它面前时，有一种玄之又玄的恍惚感。它太高贵了。
通高一百二十六厘米左右，重达六十四千克，壶身上下满是蟠龙纹、蟠螭纹，繁丽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但最绝妙的是壶顶那只展翅欲飞的仙鹤。莲瓣中伫立，鹤首昂扬，双翼微张，浑身上下透着一种轻盈感——不是沉滞的，不是笨拙的，而是灵动的、向上的。郭沫若先生对莲鹤方壶的评价，至今读来仍觉精准：它象征着一个新的精神，一种飞扬的意志。正是这种精神，让东周时代在礼崩乐坏的阴影下，反而迎来了一场思想与艺术的空前解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人的觉醒”。莲鹤方壶就是这种觉醒在物质形态上的完美呈现。它出现在郑国，恰与子产的铸刑鼎遥相呼应——法制的开放，思想的竞逐，艺术上的抒情化，三者共同构成那个时代的丰富面向。
五
把目光从春秋移到汉代。三楼的壁画展厅里，四神云气图横在墙上，它的尺寸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长五点一四米，宽三点二七米，面积十六点八平方米。
整幅壁画以青龙、白虎、朱雀、怪兽四神分据四方，四周环绕灵芝、玉璧、云气纹等图案，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布局严整有力。我站在这幅画前，看了许久，不知不觉间竟仿若身在墓室，仰头所见，便是这幅两千年前的“天国畅想图”。在汉人看来，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灵魂随着四神引导，乘云气，御龙虎，飞升仙界，永享安乐。这套丧葬观念的背后，是一整个时代对生命的理解：此生苦短，来世可期。
正当我沉浸在这幅画给我们留下的浪漫想象里时，一件很小的金简，把思绪拉回到女皇武则天本人的世界。
那便是武则天金简，一九八二年五月出土于登封嵩山峻极峰北侧的石缝中。
它呈长方形，黄金制成，纯度高达百分之九十六，上刻双钩楷书铭文六十三字，大意是武则天遣道士胡超投此金简，以求三官九府免除其罪愆，佑其长生。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与武则天直接相关的可移动文物，也是研究一代女皇晚年心理世界的至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我国历史上的女性掌权者，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三代人在各自的时代都曾左右国家命脉，但唯有武则天不但打破男权社会的千年禁锢，还正式登基称帝，建大周，改国号，修明堂，立天枢。她的开创性和个人意志力，在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绝无仅有。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充满自信的统治者，到了晚年，在权力交接与生死大限的双重压力下，也不得不求助于宗教的力量，以金简祷天，试图获得上天的宽宥。金简之轻，不过一枚书签的重量；金简之重，却承载了一个女人、一个君王、一段历史的复杂心迹。
我细细辨认铭文上的字迹，隐约读出“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的字样。此刻，在河南博物院幽暗的灯光下，武则天不再是大明宫的主人，也不再是神都洛阳的君主，她只是一个在临终前感到不安、虔诚地向神灵祈求宽恕的人。
这种人性深处发出的呜咽，比任何壮丽的功业都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六
说起洛阳，便不能不提隋唐时代的河南。
走出武则天金简的展厅，进入“盛世华章”单元，那种昂扬开阔的气息扑面而来。洛阳作为隋唐东都，其政治地位一时无两。三彩器物的明艳、金银器的雍容、造像碑的庄严，共同构成了盛唐印象。
但让我格外动容的，还是陶瓷部分的一件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它的瓶身白中泛青，釉色温润如玉，而那几抹绿彩恰到好处地点缀其间，不抢眼却夺目。这件器物之所以珍贵，在于它是目前可见最早的白釉瓷器之一，标志着中国制瓷史从青瓷独尊到白瓷初现的关键转折，为后来的“南青北白”格局乃至宋瓷的百花齐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一件器物，轻轻地，不经意地，却把中国陶瓷史从头改写了一次。这种举重若轻的境界，大概只有中原大地上的工匠才拥有吧。
从隋唐转到宋，气氛又不同了。
宋人尚意，不尚繁，这一点在他们烧造的瓷器上一目了然。宋金元展厅里，最让我舍不得移步的，是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它静静地立在那里，通体天蓝，温润如凝脂，釉面上隐隐约约浮着几朵淡淡的刻花，若隐若显，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含蓄与雅致。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烧造时间仅二十余年，传世品不足百件，每一件都是稀世之珍。而天蓝釉又是汝窑中最珍贵的釉色，刻花则更为罕见。
我想起明代学者高濂在《燕闲清赏笺》里的话：“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站在这个瓶子面前，高濂的话不是文字，而是情感。宋人在这个瓶子里注入的不是炫技的冲动，而是审美的自觉——他们懂得“藏”的美学，懂得“隐”的高级，懂得在有限中呈现无限。这种审美品格的背后，是宋代士大夫文化的高度成熟。它标志着中华文明从面向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展示，转为面向内心的修养与体验。从隋唐的豪迈壮丽，到两宋的精微内敛，河南博物院这部中国通史，在这个瓶子上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七
当然，河南的历史远不止上古与中古。
在二楼的专题陈列展厅，我看到了“出彩中原——河南红色文化陈列”。
从近代以来，河南这片土地上孕育了无数革命志士，走出了无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英雄儿女。与陕甘宁边区、延安的革命传统不同，河南的红色历程有它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悲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竹沟中共中央中原局，淮海战役的主战场……这些历史的片段，被忠实地复现在玻璃柜里的文物和展板上的照片里。
这些内容，对于我这个延安作家而言，既亲近又陌生。亲近的是同样的信仰与热血，陌生的是河南人民独特的斗争方式与牺牲轨迹。忽然觉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某一个根据地的功劳，而是无数像延安、像大别山这样的革命堡垒共同铸就的结果。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也不仅仅依靠上古的辉煌，更依靠近代以来无数不知名的人们用血肉之躯筑就的新的长城。
一整天的参访下来，目光所触，心绪所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远远超出我进馆前的预期。五千余件文物，五千多个时光坐标的原点，它们像五千多颗珍珠，被历史这根金线串在一起，放在中原大地这个最大的托盘里，端给了每一位走进河南博物院的观众。我不过是其中普通一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格去品评这一切。但我确实从中读出了很多东西——读出了中原上古史的源头活水，读出了古代史的波澜壮阔，也读出了近代史的波澜苍凉。
我忽然想起忽培元先生在为我那四卷本选集作序时写的话：“假若文学是一条河，写作者就是立志渡河的人。”文学如此，历史何尝不是如此？黄河、延河、伊洛河、贾鲁河，千百年来，无数人在这片土地上渡河，无数人在这片土地上老去。但文明的河流从未断流，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化作桨，化作篙，化作渡船上的一方横木。
八
在离开博物院之前，我在一楼大厅中央的巨幅青铜浮雕前站了片刻。
那浮雕上刻着一位远古的人，双臂推开两只大象，背景是一扇巨大的青铜大门。河南简称“豫”，在甲骨文中，“豫”便是人手牵象的形象。今人看来，象是热带动物，中原已然无存。但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殷墟出土的象牙制品和甲骨文中关于猎象的记载，都证明大象曾在黄河南岸的丛林里出没。气候变迁、过度狩猎、农耕开发，终将大象逐出中原。我忽然想到：文明的演进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不断获得也不断失去的过程。
走出博物院大门时，天色已然黄昏。夕阳给农业路上的法国梧桐镀上一层金黄，晚风拂过面颊，带着四月特有的微温与微香。我回头望了一眼，夕阳余晖正好打在博物院主楼的金字塔形冠顶上，四神图案在逆光中若隐若现，有一种恢弘而肃穆的美。它依然安坐在那里，像观星台一样，默默地观察着这片天空，这片土地。
我忽然觉得，我不必急着寻找什么新的视点、新的语言。因为我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已经足够新了——九千年前的音乐，四千年前的城市，三千年前的青铜，两千年前的壁画，一千年前的瓷器……它们都是新事物，只要我们的心还是新的，它们就永远是新的。
是的，历史不会说话，但博物院里所有文物都在说话。它们说的不是花言巧语、虚浮之词，它们说人话、说真话、说历史的话。而我要做的，不过是侧耳倾听，把听到的告诉愿意听的人。
四月的中原，暮色四合。我在暮色中，向它挥手作别……
2026年5月下旬初稿于延安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