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丙午暮春，在郑州看“中央王国”
——参观郑州博物馆记
张兴源
2026年的暮春时节，我从延安出发，一路向东南而去。路过郑州时，忽然想起：何不去看看郑州博物馆呢？这念头一来，便再也按捺不住了。延安到郑州，说来也不算远，但在我心里，却仿佛是走向另一个世界似的。延安的天空是高的，是爽朗的，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那种明净与深邃；而郑州呢？我曾在心里揣度过许多回，却终究是模糊的。只记得从前读史书，知道这地方是“天地之中”，是商汤的亳都，是华夏文明最初照亮过的地方。如今真要踏上这片土地了，心里头竟有些微微的，说不清的激动。
一
四月的郑州，天气已有些热了，但还不到难耐的程度。路旁的梧桐正吐着新叶，嫩嫩的，绿得发亮。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匆，谁也不会注意到我这个外乡人。我循着路标，往那博物馆的方向走去。远远的，便望见了那座建筑——郑州博物馆。
呵！这座建筑！我站定了，远远地望着它，竟有些看呆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建筑是著名建筑师李兴钢的手笔。李兴钢？这名字我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他便是那位设计了“鸟巢”的建筑师。但郑州博物馆与“鸟巢”却是全然不同的气派。“鸟巢”是外向的，是张扬的，带着一种竞技的热烈；而郑州博物馆，却是内敛的，是沉静的，仿佛一个饱学的老者，不言不语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有心人的到来。
这座建筑的设计理念，据说是源自“天圆地方，鼎立中原”的古训。这倒是极贴切的。我远远望去，只见那建筑的底部是方方正正的，稳重如山；而顶部呢，却是圆融的，带着一种向上的动势。一圆一方之间，竟生出一种奇妙的和谐来。那屋顶的线条是流畅的，是舒展的，仿佛一匹铺开的绸缎，又仿佛商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阳光照在上面，便泛出淡淡的金黄色的光晕，让人想起商代的青铜大鼎在日光下的那种庄严气象。
我慢慢地走近了。建筑的外立面用的是灰色的石材，上面刻着些抽象的花纹，细看之下，竟是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夔龙纹的变形。这设计是极巧的，不是生硬地照搬古人的图案，而是将它们化作了现代建筑的语言。饕餮的威严还在，夔龙的灵动还在，却又不显得突兀，与现代的建筑结构浑然一体。我不禁暗暗赞叹：这才是真正的继承与创新呢！不像有些地方，要么是粗制滥造的仿古，要么是全盘西化的怪物，看得人心里头不是滋味。
站在博物馆的台阶下，我忽然想起李兴钢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建筑应该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这话说得真好。郑州博物馆，确实像是从这中原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它的根，深深地扎在那五千年的土层里；它的枝叶，却向着现代的蓝天舒展。我看着这建筑，便仿佛看到了郑州这座城市的性格：古老而又年轻，厚重而又灵动。
迈进大门，一股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将外头的燥热隔了开去。大厅是开阔的，是明亮的，阳光从高高的天窗洒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柔和的光影。人不多，脚步声在空旷的大厅里轻轻地回荡着，显得格外的安宁。我放慢了脚步，怕惊扰了这宁静似的。先在大厅里看了看导览图，知道了这博物馆的历史。
原来郑州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7年。那是在郑州商代遗址被发现之后不久。当时的人们，在挖地基、修道路的时候，时常会挖出些陶器、骨器、青铜器来。起初谁也没在意，后来有识货的人认出来了，这才惊觉：这片土地下面，沉睡着一个古老的王朝！于是，便有了最初的文物收集工作。最初的馆址，据说是在一座旧式的庙宇里，条件简陋得很，连基本的恒温恒湿设备都没有。但就在那样的条件下，老一辈的文博工作者们，硬是一点一点地，把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埋藏在土里的宝贝收集起来，保护起来。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几经搬迁，几经扩建。到了2015年，才有了今天这座现代化的馆舍。这一路走来，何尝不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呢？从最初的筚路蓝缕，到如今的蔚为大观，中间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与汗水！
想到这里，我心里头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我们延安。延安的博物馆，虽然规模没有这般宏大，但那股子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是相通的。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前辈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清理着一件件刚出土的陶器，用竹签一点一点地剔去上面的泥土，眼中满是珍爱的光芒。
二
我信步走入了第一展厅。展厅的灯光是柔和的，仿佛黄昏时分的天光，既能让人们看清文物的细节，又不至于损伤那些脆弱的材质。每一件文物，都安安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它们不说话，却仿佛一直在诉说着什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些陶器，多是些罐、盆、碗、钵之类的生活用具，形态朴素，甚至有些笨拙。但我看着它们，心里头却涌起一种奇异的亲近感。你看那件红陶双耳罐，口沿处有一道简单的绳纹，腹部微微鼓起，像是孕妇的肚子，充满着生命的张力。我想象着，几千年前，某个远古的先民，用这陶罐汲水、煮饭，养育着一家老小。他的手，曾经触摸过这陶罐的每一寸肌肤；他的体温，曾经透过这陶罐，传递给他所爱的人们。如今，这个先民早已化作尘土，而这陶罐，却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了今天。这是一种怎样的缘分呢？
我又想起在画册上见过的古希腊的陶瓶。那些黑绘的红绘的陶瓶，造型优美，人物栩栩如生，讲述着神话与英雄的故事。那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而我们这中原的陶器，虽然没有那些华丽的装饰，却有着一种质朴的力量。它们是平凡的，是日常的，却正是因为这种平凡与日常，才显得格外真实，格外动人。古希腊的陶瓶，是属于英雄与神的；而我们这中原的陶器，是属于普通人的，是属于那些默默耕耘、生生不息的百姓的。这或许，便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细微的差别罢？
慢慢地向前走去，便到了夏商时期的展区。我的呼吸，不由得屏住了。
那是怎样的一片天地啊！一件件青铜器，在柔和的灯光下，泛着幽绿的光芒。那光芒，是沉静的，是深邃的，仿佛穿越了三千多年的时光，直看到人的心里去。
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件商代早期的青铜爵。爵是饮酒的器皿，但这件爵，却绝不是寻常百姓可以使用的。它高约二十厘米，口沿处有两个菌状的柱，腹部是卵形的，下面有三条锥形的足。器身上装饰着简单的弦纹和兽面纹。那兽面纹，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饕餮纹，虽然有头无身，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威严与神秘。我凝视着那饕餮的眼睛，那眼睛是圆睁着的，似乎正盯着我看。一瞬间，我竟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了三千多年前的某个场面：在商王的宫殿里，盛大的祭祀正在进行，烟雾缭绕，乐声悠扬，巫师们跳着神秘的舞蹈，而这件青铜爵里，盛满了香醇的美酒，被恭敬地献给了神灵与祖先。
再往前走，看到的青铜器便越来越多了。有鼎，有甗，有簋，有尊，有罍，有壶，有盘，有卣……形态各异，用途不同，却无一不是精工细作，无一不彰显着那个时代的礼乐文明。尤其是那件饕餮乳钉纹方鼎，更是让我久久驻足。这鼎是方形的，这在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鼎身四面，饰满了饕餮纹和乳钉纹，纹饰繁复而规整，显示出极高的铸造工艺水平。据说，这鼎是商王用来祭祀的礼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我看着这鼎，便想到了“定鼎中原”这个成语。鼎，在古人的观念中，便是社稷，便是江山。谁能拥有这鼎，谁便是天下的共主。
商代的郑州，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史书上说，商汤灭夏之后，在“亳”地建都，这个“亳”，据考古学家们考证，便是在今天的郑州一带。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城墙、手工作坊和墓葬区，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这一切都表明，早在三千六百多年前，这里便已是一座繁华的都市，是中国乃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我站在这些青铜器面前，不由得浮想联翩。三千六百年前，当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处在蒙昧时代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他们掌握了复杂的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他们建立了严密的礼乐制度，他们创造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这一切，是何等的了不起啊！
我又想到了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在古埃及，正是新王国时期，法老们正在建造宏伟的神庙和金字塔；在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刚刚刻上石柱；在古印度，摩亨佐·达罗的市民们正在规划着整齐的街道。而我们这中原的商文明，与这些古老的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在许多方面还更胜一筹。这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底气啊！
三
不知不觉间，便走到了西周展区。武王伐纣，商亡周兴。郑州所在的这片土地，虽然不再是王朝的都城，却依然是重要的封国——管国、虢国、郑国等国的所在地。这时期的青铜器，与商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最显著的是，青铜器上开始出现了长篇的铭文。
我面前便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鼎，内壁铸有近百字的铭文。那些文字，字体古朴，笔画圆润，记录着一个贵族受封赏的事情。我看着这些铭文，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受。这些文字，虽然写在三千年前，但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读懂。这便是汉字的伟大之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这样，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古埃及的圣书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今天还有几个人能认得呢？而我们这汉字，从甲骨文到金文，从小篆到隶书，从楷书到行草，一脉相承，从未断绝。
铭文中有一句话：“子子孙孙永宝用。”这大概是当时青铜器上最常见的一句话了。意思是说，希望这件器物，能够被子孙后代永远地珍藏使用。三千多年过去了，这些器物确实被保存了下来，虽然它们的使用功能已经丧失，但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却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着。这不正是“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另一种实现吗？
走过西周，便是春秋战国了。这个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大乱。郑州这片土地，正处于“四战之地”，先后为郑国、韩国所占据。这时期的文物，带着一种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周边文化的熏染融合。
展厅里陈列着一组青铜编钟，是战国时期郑国的遗物。编钟大小不一，排列整齐，悬挂在木质的钟架上。我虽然不能敲响它们，却仿佛已经听到了它们的声音。那声音，一定是清越的，悠扬的，能够穿透人心。我想起了《诗经》里的句子：“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钟鼓之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用于祭祀、宴飨，也用于陶冶性情，教化人心。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音乐在那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我又想起了古希腊的里拉琴。同样是古代文明的音乐遗产，里拉琴的传说与阿波罗、俄耳甫斯等神话人物紧密相连，带着一种神秘而浪漫的色彩；而我们这编钟，却是实实在在的，是可以演奏的，是一种高度理性与高度感性相结合的产物。每一件编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高，这需要多么精确的计算与铸造啊！这便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情理交融，技近乎道。
春秋战国虽然是个战乱的年代，却也是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年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郑州虽然不是那个时代的思想中心，却也是各种思想交流碰撞的地方。儒家的仁爱，道家的自然，墨家的兼爱，法家的法治……这些思想，都在郑州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痕迹。展厅里有一件战国时期的陶量，上面刻着秦国的标准度量衡铭文。这让我想起商鞅变法，想起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法家那种严谨、务实的作风，在这小小的陶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
走过了春秋战国，便进入了秦汉展厅。这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了。郑州，作为中原重镇，其地位更加重要。西汉时期，这里设立了中牟县、荥阳县等，成为帝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交通枢纽。
秦汉展厅的文物，种类更加丰富了。除了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陶器、铁器、漆器、玉器、钱币等等。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批汉代的陶仓楼。这些陶仓楼，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反映了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楼阁层层叠叠，雕梁画栋，人物、动物栩栩如生，展现出一派富足安乐的世俗生活景象。我仔细地看着一座陶仓楼，楼上有窗，窗里有人，正在向外张望。楼下有马厩，马儿正低头吃草。院子里有猪、有狗、有鸡，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看着这些，我仿佛回到了两千年前的汉代，回到了那个被称为“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盛世，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司马迁忍辱负重，写成了《史记》；蔡伦改进造纸术，推动了文化的传播……这些伟大的成就，在郑州的汉代文物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比如一批来自西域的琉璃珠、琥珀珠，便是丝绸之路繁荣的证明。一枚“五铢”钱，便是汉代经济强盛的缩影。一块画像砖上，描绘着“鸿门宴”的故事，便是历史典故在民间流传的证据。
我在这展厅里流连许久，仿佛真的走进了汉代的生活。我想起了汉乐府里的句子：“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那是一种清新明快的生活。又想起“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那又是一种凄凉悲苦的生活。汉代，既有盛世的光荣与梦想，也有普通百姓的艰辛与无奈。这些陶仓楼，便是在这种矛盾中产生的：生前没能得到富足安康，死后便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实现这个梦想。
五
随着脚步的移动，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唐宋元明清的展区。唐代的唐三彩，那釉色是绚烂的，造型是丰满的，带着一种盛世的自信与开放。宋代的瓷器，那釉色是素雅的，造型是简洁的，带着一种文人化的内敛与精致。元代的青花瓷，那蓝白相间的色彩，是明快的，是大气的，带着一种草原民族的豪迈。明清的器物，则更加繁复华丽，工艺也愈加精湛，却似乎少了些前代的灵气。
我在一件唐代的三彩骆驼俑前停下了脚步。那骆驼昂首挺胸，双峰间搭着货物，旁边还站着一个胡商，深目高鼻，络腮胡子。这形象，活脱脱便是当年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旅。从长安出发，经过洛阳、郑州，一路向西，穿过河西走廊，越过葱岭，直达地中海沿岸。丝路万里，驼铃声声，东西方的货物、文化、宗教、艺术，便在这条路上交流融汇。佛教的传入，祆教的流行，景教的传播，胡乐、胡舞的风靡，都离不开这条丝路。而这郑州，正是这条丝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站在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那也是一种“丝绸之路”，不过是在海上。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近百年。那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时代啊！可惜后来，明清两朝都实行了海禁政策，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的机遇，也错过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这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六
正想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近代史展区。这里的氛围，与前面的展区明显不同了。灯光似乎暗了一些，色调也变得凝重起来。展出的文物，不再是那些精美的青铜器、瓷器，而是一些泛黄的照片、旧式的枪炮、生锈的铁轨、残破的旗帜。
近代的郑州，是随着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修建而兴起的。1904年，京汉铁路通车，郑州设站。1909年，陇海铁路汴洛段通车。这两条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在郑州交汇，使得郑州一跃而成为中国北方的交通枢纽。“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个称号，便是由此而来。展厅里陈列着当年的火车票、时刻表、铁路工人的工牌，还有詹天佑的照片。詹天佑，这位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奠基人，与郑州有着不解之缘。他曾多次来郑州考察，为陇海铁路的修建出谋划策。
看着这些，我的思绪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晚清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铁路，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被西方列强视为掠夺中国资源的工具。但同时，铁路也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希望。郑州的铁路工人，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郑州便是中心之一。林祥谦、施洋等烈士，为了工人的权益，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展厅里有一幅油画，描绘的是“二七”大罢工的场景。画面中，工人们高举旗帜，喊着口号，与军警对峙。虽然没有声音，我却仿佛听到了那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劳工神圣！”“打倒军阀！”这呼号，穿越百年的时光，依然在耳边回响。
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延安。延安，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这中间，有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郑州的“二七”精神，和我们的“延安精神”，其实是相通的，都是那种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展厅里还有一件特殊的文物，是一面残破的“扶弱抑强”匾。据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郑州人民送给八路军的一件礼物。八年抗战，郑州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1944年，郑州沦陷，但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用各种方式，支援着前线的抗日将士。这面匾，便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走出近代史展区，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从陶器到青铜器，从礼乐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郑州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发展历程。这其中的曲折坎坷，这其中的辉煌荣耀，都浓缩在这郑州博物馆的一件件文物之中了。
七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夕阳西下，透过博物馆的天窗，洒下柔和的余晖。我该走了。我慢慢地往出口走去，心中却生出许多的不舍。
走到大厅，我又回头望了望那些展厅。那里面，静静地躺着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它们不言不语，却胜过千言万语。它们像是时间的使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它们又像是沉默的导师，用无言的方式，启迪着每一个到访者的心灵。
走出博物馆，晚风拂面，带着些许凉意。我站在台阶上，望着远处的天际。晚霞正红，染透了半边天，像是商代青铜器上的锈色，又像是“二七”烈士的鲜血，还像是今天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激情。
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延安。延安也有博物馆，也珍藏着许多珍贵的文物。它们是延安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此刻，站在郑州博物馆的门前，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这种“史官”的传统——从甲骨文的卜辞，到青铜器的铭文，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今天遍布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我们总是在记录，在收藏，在传承。我们不敢忘记历史，因为历史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
郑州博物馆，不，不仅仅是郑州博物馆，而是所有的博物馆，都是我们文明的“基因库”。它们保存着我们的集体记忆，延续着我们的文化血脉。走进博物馆，便是走进历史的长河；走出博物馆，我们便带着这份历史的馈赠，走向未来。
我迈开步子，汇入了下班的人流。他们行色匆匆，各自奔向自己的家。而我，一个来自陕西的作家，心中却装满了郑州五千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将在我心中发酵，酝酿，最终化作文字，呈现在我的读者面前。
郑州博物馆，我会再来的。带着更深的思考，带着更多的期待，再来。
那时候，也许能遇见更多的文物，听它们诉说被遗忘的往事。
而现在，我该去赶火车了。郑州的夜，已经悄悄地降临了。
2026年5月下旬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