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命致敬15•第四次上手术台 

庞进

看大病就要到最好的医院，心脏上的事，半点都不能马虎。——题记

经过预约，我于2018年9月25日，第二次住进西京医院心脏内科一病区。

因复查时已完成心电图、胸部透视、心脏B超等基础检查，省去了不少术前准备环节，所以住院第二天，也就是9月26日，院方便为我安排了手术。

这次手术由李成祥大夫亲自操作，从下午四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近六点。躺在手术台上，我清楚地看见，身穿厚重防护服的李大夫神情专注，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地操控着各种器械。那一刻，我心中满是感激、敬佩与期待：感激他的悉心救治，敬佩他的专业素养，更期待这一次手术能彻底解决我那“三支病变”的隐患。

手术结束时，李大夫笑着对我说：“老庞，我把你的‘总闸门’修理好了，又给你放了两个支架。”

我连声道谢，心里暗自庆幸：这下好了，三根堵塞的血管，想来总该都通了。不料，李大夫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还有一个血管没通。”

我心头不由一紧：“还有一个？那还要再做一次手术吗？”

“可做可不做。”李大夫语气平和。

“那您的意见呢？”我追问。

“还是做了吧。一个月以后你再来。”他说。

后来我看到了这次手术的详细记录。大意是：李成祥大夫经右侧肱动脉和右侧股动脉穿刺，为我行冠状动脉造影及支架植入术。造影显示，左主干、前降支、第一对角支和回旋支均有不同程度狭窄。术中先以切割球囊扩张左主干病变，再在前降支近段及左主干至前降支近段各植入一枚支架，随后经高压球囊反复扩张，并以血管内超声确认支架贴壁与膨胀情况。最终，支架植入处狭窄消失，血流恢复通畅，手术顺利结束。术中共用造影剂200毫升，生命体征平稳，我本人也无明显不适。

手术当天，姐姐、姐夫一早便从临潼赶来医院陪我。手术结束后，姐姐当天搭晚班车赶回临潼；姐夫则留下来整夜陪护。

这次手术因右侧肱动脉和右侧股动脉两处穿刺，术后要求在床上平躺二十四个小时，伤口四十八小时内都要精心养护，既不能翻身，也不能活动。那一夜，可真苦了姐夫。他一宿未眠，一会儿给我递水杯，一会儿帮我倒尿壶，只为让我多排尿，尽快把术中使用的造影剂排出体外。直到第二天妹夫赶来换班，他才得以稍作休息。

我不知道国外住院是什么情形，但在中国、在西安，一个人住院，往往总要牵动一众亲人，让他们为自己奔波劳累。想到这里，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感恩这份深厚而温暖的亲情。

我左邻床的病友姓冯，来自关中西部的宝鸡市。他本人就是一名儿科医生，所在医院在当地也算规模不小，也能开展介入手术。可查出心血管堵塞之后，他不顾本院挽留，还是辗转来到西京医院。

“看大病就要到最好的医院，心脏上的事，半点都不能马虎。”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坚定。

我听了，既感动，也共鸣。对生命的珍重，原就该如此。

我们聊起各自的病情。

我提起8月26日那天，自己突然晕倒、撞到公交车上的惊险情形。冯大夫听完，结合专业知识分析道：“你发病的原因，应该是动脉里的斑块突然破裂，血栓一下子把心血管堵住了，心脏无法正常向脑部供血，所以你才会突然眩晕、摔倒。万幸的是，你这一摔一撞，血压瞬间升高，血流冲击力增强，反倒又把堵住的血管冲开了，脑部恢复供血，你这才醒过来。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少人倒地那一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那动脉里的斑块，咋会突然破裂呢？”我问。

“一般来说，服用他汀类药物，就是为了稳定斑块，防止它破裂。你是不是擅自停药了？”冯大夫反问我，一针见血。

这一问，竟真问出了我发病的一个直接原因：就在发病前半个月，我听了一位中医大夫的话，停掉了一直规律服用的辛伐他汀。

那位中医大夫姓郭，是朋友的朋友，一来二去，我们也算熟人。有一次，我从郭大夫担任所长的诊所门前经过，站在门口的他热情邀我上楼坐坐。坐定后，他一边给我号脉，一边问我最近身体如何。我如实说，单位这两年体检报告都提示血脂偏高，所以一直在服用辛伐他汀。

“是药三分毒，啥药都不能连着吃太久。”郭大夫一副经验老到的样子，说，“最好吃上一年半载，就停一两个月，再接着吃。这样既能治病，也能减少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他的这番话，当时还真让我动了心。我想，他虽是中医，但毕竟也是医生，又是医疗所的所长，说出的话总该有些道理。谁知，就是这一时轻信与疏忽，让我擅自停了药，最终诱发了病情急性发作。

其实，辛伐他汀这类常用降脂药，一般耐受性良好，大多数副作用都较轻微，而且往往是一过性的。对于需要长期控制血脂、稳定斑块的患者而言，擅自停药，很可能使斑块失去稳定，增加破裂风险。

“他汀类药物一旦开始吃，没有医生指导，绝对不能自己说停就停。”冯大夫语气严肃地提醒我，“尤其像咱们这种血管已经有狭窄的，停药就等于给病情复发埋下祸根。”

听了这话，我心里不禁一阵悔然。原来，身体早已发出过警报，我却既没有足够重视那些不典型症状，又在关键用药上轻率听信旁言，给了病魔可乘之机。

我们又说到各自发病前的征兆。冯大夫说，冠心病的症状因人而异，他发病前的典型症状就是胸闷、心口疼，一活动就会加重。我则告诉他，自己发病前并没有明显症状，只是偶尔停电时爬楼，会觉得有些气喘；还有后背对应心脏的位置，用手按压时会有轻微疼痛，不按压时又没什么感觉。

“你这也是冠心病的征兆，只不过不典型而已。”冯大夫解释道，“冠心病被称作‘百变之王’，症状差异很大。有的人表现为胃疼，有的人是牙疼，还有的人是肩膀疼，很容易被忽视。”

我右邻床的病友姓崔，比我年长几岁，个头足有一米八几。他患的是心力衰竭，病情比我重得多。发作起来时，气喘吁吁，连说话都很困难，只有服药之后，症状才稍稍缓解。他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坐着，或者靠着被子半坐半卧，几乎无法平躺。他说，只要一平躺，就会心慌气短，呼吸困难。

趁着他服过药、精神稍好、方便说话的时候，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算是西京医院的“老常客”了，单在这个病区就已住过四次院，先后植入了七个支架，和这里的医生护士都熟得像一家人。

得知我退休前在报社工作，他眼睛一亮，说：“有个人你可能认识。”

我问是谁。

“钟明善。”他说。

“钟先生呀，当然认识。”我答道，“钟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当过中国书协副主席。我书房‘慧雨庐’的斋号，就是请他题写的。”

崔病友的神情一下沉了下来，语气里满是愧疚与懊悔：“钟老师是我上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文革’开始后，我们不懂事，跟着风潮整他。钟老师个子不矮，可我那时比他还高，又爱打篮球，身体壮实，给老师戴高帽子、批斗会上押着老师低头认罪，都是我冲在最前面。现在想起来，真是荒唐，也真是对不起他。我还给钟老师剃过阴阳头，就是头发剃一半、留一半，那样子，如今回想起来，心里实在难受。”

“后来呢？”我轻声问。

“后来，‘文革’结束了，运动过去了，钟老师熬过劫难，到西安交大当了教授。我呢，进厂当了工人。”他叹着气说。

“那以后，就再没见过钟老师吗？”

“唉，没脸见哪。”他重重叹了一声，“有一回，钟老师在钟楼广场写春联，我远远看见了，犹豫了半天，终究没敢上前打招呼。”

说着说着，又说到各自的家庭。我笑着问：“你应该都做爷爷了吧？”

“咳，别提了，一提就心烦。”他摆摆手，满脸无奈，“我老伴得病走得早，家里就一个儿子。长得周正，工作也不错，在银行上班，业余时间还当男模特。可他就是只谈恋爱，不结婚，如今都三十六七了，也没个成家的打算。”

“你没好好劝劝他？”我问。

“说了无数遍，嘴皮子都磨破了，一点用都没有。”崔病友的声音里透着深深的无力，“你看我现在病成这样，心衰反复发作，说不定哪天一口气上不来，人就过去了。我攒了点钱，儿子又靠不住，就都放在我妹妹那里。真要哪天出了事，也好让她帮我料理后事。”

第二天，崔病友的儿子来看父亲。果然如他所说，小伙子高大挺拔，黑发油亮，方脸盘，鼻高眼大眉浓，妥妥一个帅小伙。

我这次住的病房，本是四人间。可因来就诊的患者实在太多，床位紧张，医院便在原本走道的位置临时加了两张床。这样一来，小小一间病房里，竟挤了六位患者和陪护家属，显得格外拥挤。

靠门的加床上，住着一位四十岁出头的患者，是个大胖子。标准病床本不算窄，可他的身躯躺上去，竟也显得有些局促。他胃口极好，简直不像个病人：早饭要吃一大碗糊辣汤、两个肉夹馍；中午又是一大碗棍棍面，再加三个肉包子，食量惊人。据家属说，他体内已经植入了三个支架，这次犯病住院，估计还得再放一两个。

后来我了解到，肥胖本就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不合理的饮食习惯，更会加重心脏负担，使病情反复。

这位胖病友还特别嗜睡。每次吃饱了饭，往被子上一躺，不一会儿便发出鼾声。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的呼噜声实在太响，时高时低，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几乎震得整间病房都在嗡嗡作响。那天夜里，病房里的几位患者，大约只有他一个人睡得安稳香甜，其余人都被这如雷的呼噜声搅得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深夜，值班护士来查房，看见崔病友皱着眉，靠墙坐着，便轻声问：“您咋还不休息？”

崔病友无奈地朝那位打呼噜的胖病友抬了抬下巴，苦笑道：“你听这呼噜声，人还能睡觉？”

护士随即转过身，对胖病友的陪床家属——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轻声说道：“麻烦您把病人摇一摇，换个睡姿，别影响其他病友休息。”

那女士满脸不情愿，嘴里嘟囔着：“事真多！都是花钱住院治病，又不是在自己家里，哪有这么多讲究！”虽然如此，她还是伸手轻轻推了推胖病友。

胖病友翻了个身，呼噜声果然停了一两分钟。可没过多久，那震天动地的鼾声又重新响起，甚至比先前还更响。

值班护士站在那里，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出了病房。过了几分钟，她又推门进来，温和地对那位家属说：“走吧，我给你们换个单间。这样你们能休息好，也能让其他病友睡个安稳觉。”

看着护士认真负责的样子，我心里荡起一阵暖意。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中华龙学》《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平民世代》《庞进文集》等著作五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