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伊始，“手上记忆博物馆”馆长王小梅分享了博物馆创建与发展的历程。她谈到，自己最初建立博物馆，并不仅仅是为了“收藏”传统器物，而是希望通过器物重新连接人与地方、人与社区、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器物本身，而是器物背后仍然活着的人、技艺与记忆。“如果我们不回到社区，不去寻找那些手艺人，不去做田野调查，不去理解它原本所处的生活语境，那么这些藏品就只是死的物件。”她坦言，近两年来自己也不断思考博物馆是否应该全面数字化，但越思考越意识到，对于一个扎根乡土的小型民间博物馆而言，“社区性”恰恰是它最重要的价值。她认为，许多传统博物馆中的器物，一旦脱离原有生活场景，被放进标准化展柜之后，往往会成为一种“微缩景观”。它们看似被保存下来，实际上却失去了原本的生命关联。因此，博物馆真正需要做的，不是简单陈列物件，而是重新回到器物曾经存在的地方，重新寻找其与人的关系。

围绕这一问题，徐新建阐述了“实物叙事”的概念。他认为，“物”并非孤立静止的表象，而是一种关系性和过程性的存在。真正的“活物”至少具有两个核心特征：其一，它始终处于关系之中；其二，它始终处于时间过程之内。无论是一件衣服、一件农具，还是一座房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使用者、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系统。基于这一认识，他进一步区分了“活物”与“遗物”的差异。

在徐新建看来，许多传统博物馆的问题，正在于把原本具有生命关系的“活物”，转化为失去语境的“遗物”。一旦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断裂，器物虽然被保存下来，却逐渐失去了其真正的文化意义。他特别质疑了部分标准化博物馆过于僵化的展陈逻辑。在许多大型博物馆中，器物往往被纳入单一时间线、民族分类或文明等级体系之中，最终形成一种千篇一律的展示模式。“博物馆不应该只是思政化、知识化、标准化的空间，而应该重新回到人的生活现场。”

徐新建高度评价“手上记忆博物馆”的探索。他认为，这个博物馆的重要突破，在于它没有简单按照民族、年代或等级进行分类，而是努力重新寻找“物与人的关系”。它更像是在“写一本关于地方与人的书”，而不是机械地堆放藏品。在谈到“生态博物馆”时，徐新建回顾了贵州早期生态博物馆实践的经验与局限。他指出，生态博物馆的初衷，基本是打破传统博物馆的封闭性和“标本化”倾向，希望让生活本身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但现实中，许多生态博物馆后来仍然陷入形式化困境。因此，当下重新讨论博物馆，最重要的是重新回到“人与地方”的关系之中。

在嘉宾对谈环节，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左振廷从长期的苗族研究经验出发，进一步回应了“物”的问题。他以苗族服饰为例指出，过去学界通常从功能、审美、历史等角度理解服饰，例如将其视为“穿在身上的史书”。但在他看来，服饰真正重要的意义，并不只是符号或图案，而在于它是一种“通道”。这种“通道性”，既连接人与自然，也连接人与祖先、人与神灵。在许多苗族仪式中，即使逝者不在现场，只要其衣物存在，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衣物与其建立联系。因此，服饰并不是简单的物件，而是一种承载关系与能量的媒介。当这些衣服被收入博物馆后，它们似乎脱离了原有语境。但左振廷认为，博物馆并不意味着“通道”的终结。相反，它可能让原本个体性的关系，扩展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通道。不同背景的观众通过这些器物，仍然能够与另一种文化经验发生连接。

他进一步指出，AI时代反而会让实体博物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人工智能虽然能快速提供知识，却无法替代真实经验本身。人们似乎随时都能获得信息，但人与知识之间的真实关系却被削弱了。在他看来，当代社会最大的危机之一，并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一种新的“无知”——人们拥有越来越多数据，却越来越缺少真实体验。因此，像“手上记忆博物馆”这样位于城市边缘、仍然与自然和社区保持联系的空间，将在未来变得更加珍贵。它不仅保存器物，更保存人与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

左振廷还谈到，当下许多大型博物馆越来越强调时间的线性叙事，从远古到现代形成线性历史结构。但“手上记忆博物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弱化了断代逻辑，更强调人与自然节律的关系。端午、农耕、节庆、劳作等活动，持续让器物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在他看来，这种“活态性”正是未来博物馆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文化学者、艺术家胡吉宏则从“地方文明”的角度展开对谈。他认为，贵州之所以具有独特文化价值，正在于其山地环境长期保留了人与自然之间相对完整的关系。与高度工业化、标准化的平原城市文明相比，山地社会仍然保留着大量与土地、气候、劳作相关的生活经验。进入“手上记忆博物馆”后，他最强烈的感受，是这里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场域”：山、水、稻田、木结构建筑、人的交流，共同构成一种令人放松的生命状态。他认为，当代城市化不断推进，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薄弱。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重新向乡村、田野与自然寻求精神上的回归。

胡吉宏指出，当代一些强调自然介入的艺术流派，例如“物派艺术”，其核心理念同样是在重新思考“物”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手上记忆博物馆”的很多实践，与东方传统思想中“顺应自然”的观念存在深层共鸣。在谈到博物馆展陈时，他还结合自身参与地方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分析了“通史展”与“主题展”的区别。他认为传统博物馆往往过于依赖线性历史叙事，而未来更有活力的方式，应该是通过主题、场景与关系重新组织叙事结构。此外，他也提到数智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敦煌到各地数智展馆，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博物馆的展示方式。但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无法被数智替代的？

进入开放对话环节，在贵州师大张波副教授主持下，出席活动的嘉宾刘庆、李勇、王昭言、陈晓军、罗蕊佳及年轻学者李长津、张昊、傅铄然等也发表了对博物馆与数智化议题的看法，与主讲人展开对话。

徐新建在回应中强调，相对于生活世界的自表述而言，博物馆的设置属于二度书写，在其每一种展陈后面都隐藏着各式各样的观念形态与制作意图，需要借助不同的观众反应进行三度反思，也就是针对设计出来的“物叙事”进行博物馆批判。

本届工作坊的讨论，既是一场关于博物馆未来的思想碰撞，也是一场关于当代人精神处境的深层反思。从“实物叙事”到“电子虚拟”，从“活物”到“遗物”，从地方经验到全球视野，与会学者不断回到同一个核心问题：在技术不断重塑生活方式的今天，人类如何继续保持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

进一步说，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虚拟空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社会结构，也改变着人们观看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信息变得越来越丰富，但人与土地、自然、身体和社区之间的联系却在逐渐削弱。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不应只是文化展示的场所，更应成为重新激活生活经验、修复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空间。

“手上记忆博物馆”的实践之所以具有启发意义，正因为它始终坚持让“物”重新回到生活之中，让地方经验重新回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这里不仅保存器物，更保存器物背后的时间、劳动、情感与记忆；不仅讲述过去，也回应当下人们对于真实感、归属感与生命连接的共同需求。对于“地方叙事工作坊”而言，“地方”从来不是封闭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重新理解世界的方法。它以贵州为起点，以人类学为路径，在具体而微的生活现场中，重新发现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历史之间复杂而鲜活的关联。

也正因此，本届工作坊不仅是一场学术交流，更像一次面向未来的文化提醒：在数智时代，人类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回到现场、回到土地、回到人与物真实相遇的地方。但正如多位学者所言，这场讨论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当人工智能不断改变人类社会结构时，人们终将重新意识到：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技术替代了什么，而是我们是否仍然能够在真实世界中，与土地、器物、自然和彼此保持联系。而这，也许正是“地方叙事”在数智时代最深刻的意义。

工作坊最后，徐新建教授与王小梅馆长就未来田野工作室建设与合作研究进行了进一步商讨。在热烈而开放的交流氛围中，第三届“乡见·地方叙事工作坊”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