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民（旭东）//一剧定乾坤——陈彦从镇安到西安的曲折之路
1985年，镇安县。
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写了一部名为《沉重的生活进行曲》的剧本，在商洛山区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出戏写的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婚姻所做的三次选择。支持者说它有生活、很新锐；反对者说一个年轻人追求爱情，两次选择够了，第三次突破了底线。两边争得不可开交，从县里吵到地区，又从地区报到省上。
消息传到西安，时任陕西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坐不住了。他亲自点将，拉上陕西日报等单位的专家，直奔镇安这个小县城，“会诊”这出戏。
看完戏，专家们连夜研讨，直到深夜十二点半。
霍厅长把那个年轻人叫到跟前，第一句话是：“这出戏没啥问题。”第二句话是：“但引起这么多争议，已经不好往省上调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个人调到省城工作。现在到处都缺编剧，你这么年轻，出去发展吧！”
这个年轻人，叫陈彦。
一、从镇安到西安，一步之遥
霍厅长不是在画饼。不久，省里召开创作研讨会，他不仅特别通知陈彦参会，晚餐时，还特意安排他坐在主管文化的副省长所在的主桌。他旁边，坐的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杨兴。席间，霍厅长向副省长和杨院长介绍了这个年轻人，当场跟杨院长商量：“能不能把他引进到研究院？”
杨兴满口答应，说院里正缺年轻编剧，让陈彦回去后把作品寄来。
陈彦回镇安后，把自己写的六个大戏和发表的小说、散文一起，按名片上的地址寄了过去。
然后，半年多过去了，石沉大海。
二、一封商调函，被压在县里
镇安是个小地方。身边的人都知道陈彦要调走，却迟迟不见动静。压力像山一样压过来。
他终于忍不住，给杨院长挂了电话。电话接通，他自报家门，问：“我寄的作品收到了吗？”
杨兴很惊讶：“早收到了，上过会了，商调函都发出几个月了，你还没收到？快去县人事局打听一下。”
陈彦放下电话，一路小跑到县人事局。答复是：省上的商调函确实来了，但县上不同意放人——这事得书记点头。
三、一纸《诫子书》，叩开命运之门
陈彦不熟县委书记，但熟县长汪效常。汪县长也是文人，常在省报发杂文散文。
陈彦找上门。汪县长说：“好事。但你得先给县上写一个戏，我再去跟书记说就好说了。”
他要写的是清代镇安知县聂涛的故事。聂涛是湖南人，好不容易考中进士，却被派到镇安这个“山僻小县”，只有几百户人家，人口不足两千。他想撂挑子不干，父亲聂继模写了一封《诫子书》，劝他为官一任，哪怕官卑职小，也要恭谨职守，造福一方。老爷子还亲自进监狱给脓疮溃烂的犯人看病，把儿媳也送到镇安陪伴儿子。聂涛被感化，在镇安干了八年，引进养蚕技术，建学校，修桥补路，人口成倍增长，监狱“空无一丁”。
陈彦与汪县长联手，三个多月写出了历史故事剧《聂涛》。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部戏还在演出。
戏写成，汪县长设家宴，请来书记汇报创作情况，顺便提到陈彦的调动。书记二话没说：“调！咱们给省上输送人才，多好的事，我同意！”
就这样，陈彦调入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创作研究室的一名专业编剧。
四、回望：一次争论，改变一生
后来有人问陈彦，你怎么评价那场争论？
他笑笑：“没有那场争论，没有霍厅长的惜才，没有汪县长的仗义，没有书记的成全，我可能还在镇安。”
话是这么说，可谁都知道，那出引起争议的戏，是敲门砖；那封《诫子书》改编的《聂涛》，是通行证。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在那些年里，憋着一股劲，写了六个大戏、无数小说散文——机会来了，他接得住。
从镇安到西安，不过三百里路。他走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他经受了争议，耐住了寂寞，咽下了委屈，也遇见了伯乐。
如今，陈彦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装台》《主角》《喜剧》三部曲，写透了舞台上下的人间冷暖。
回望来时路，每一步都算数。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机会从来不会凭空砸下来，是你先把自己打磨成一块玉，才会有人愿意伸手接住你。
而镇安的那个小县城，那座他曾经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的山城，永远是他出发的地方。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迷茫，有他第一次被全省专家“会诊”的那出戏，也有他一生感恩的两位领导——一位在省城，一位在县里。。
作者·编辑简介：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