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民(旭东)//一剧定乾坤——陈彦从镇安到西安的曲折之路
1985年,镇安县。
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写了一部名为《沉重的生活进行曲》的剧本,在商洛山区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出戏写的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婚姻所做的三次选择。支持者说它有生活、很新锐;反对者说一个年轻人追求爱情,两次选择够了,第三次突破了底线。两边争得不可开交,从县里吵到地区,又从地区报到省上。
消息传到西安,时任陕西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坐不住了。他亲自点将,拉上陕西日报等单位的专家,直奔镇安这个小县城,“会诊”这出戏。
看完戏,专家们连夜研讨,直到深夜十二点半。
霍厅长把那个年轻人叫到跟前,第一句话是:“这出戏没啥问题。”第二句话是:“但引起这么多争议,已经不好往省上调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个人调到省城工作。现在到处都缺编剧,你这么年轻,出去发展吧!”
这个年轻人,叫陈彦。
一、从镇安到西安,一步之遥
霍厅长不是在画饼。不久,省里召开创作研讨会,他不仅特别通知陈彦参会,晚餐时,还特意安排他坐在主管文化的副省长所在的主桌。他旁边,坐的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杨兴。席间,霍厅长向副省长和杨院长介绍了这个年轻人,当场跟杨院长商量:“能不能把他引进到研究院?”
杨兴满口答应,说院里正缺年轻编剧,让陈彦回去后把作品寄来。
陈彦回镇安后,把自己写的六个大戏和发表的小说、散文一起,按名片上的地址寄了过去。
然后,半年多过去了,石沉大海。
二、一封商调函,被压在县里
镇安是个小地方。身边的人都知道陈彦要调走,却迟迟不见动静。压力像山一样压过来。
他终于忍不住,给杨院长挂了电话。电话接通,他自报家门,问:“我寄的作品收到了吗?”
杨兴很惊讶:“早收到了,上过会了,商调函都发出几个月了,你还没收到?快去县人事局打听一下。”
陈彦放下电话,一路小跑到县人事局。答复是:省上的商调函确实来了,但县上不同意放人——这事得书记点头。
三、一纸《诫子书》,叩开命运之门
陈彦不熟县委书记,但熟县长汪效常。汪县长也是文人,常在省报发杂文散文。
陈彦找上门。汪县长说:“好事。但你得先给县上写一个戏,我再去跟书记说就好说了。”
他要写的是清代镇安知县聂涛的故事。聂涛是湖南人,好不容易考中进士,却被派到镇安这个“山僻小县”,只有几百户人家,人口不足两千。他想撂挑子不干,父亲聂继模写了一封《诫子书》,劝他为官一任,哪怕官卑职小,也要恭谨职守,造福一方。老爷子还亲自进监狱给脓疮溃烂的犯人看病,把儿媳也送到镇安陪伴儿子。聂涛被感化,在镇安干了八年,引进养蚕技术,建学校,修桥补路,人口成倍增长,监狱“空无一丁”。
陈彦与汪县长联手,三个多月写出了历史故事剧《聂涛》。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部戏还在演出。
戏写成,汪县长设家宴,请来书记汇报创作情况,顺便提到陈彦的调动。书记二话没说:“调!咱们给省上输送人才,多好的事,我同意!”
就这样,陈彦调入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创作研究室的一名专业编剧。
四、回望:一次争论,改变一生
后来有人问陈彦,你怎么评价那场争论?
他笑笑:“没有那场争论,没有霍厅长的惜才,没有汪县长的仗义,没有书记的成全,我可能还在镇安。”
话是这么说,可谁都知道,那出引起争议的戏,是敲门砖;那封《诫子书》改编的《聂涛》,是通行证。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在那些年里,憋着一股劲,写了六个大戏、无数小说散文——机会来了,他接得住。
从镇安到西安,不过三百里路。他走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他经受了争议,耐住了寂寞,咽下了委屈,也遇见了伯乐。
如今,陈彦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装台》《主角》《喜剧》三部曲,写透了舞台上下的人间冷暖。
回望来时路,每一步都算数。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机会从来不会凭空砸下来,是你先把自己打磨成一块玉,才会有人愿意伸手接住你。
而镇安的那个小县城,那座他曾经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的山城,永远是他出发的地方。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迷茫,有他第一次被全省专家“会诊”的那出戏,也有他一生感恩的两位领导——一位在省城,一位在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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