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郑州新城
张兴源
一
我是从商都遗址博物院出来的。午后三时的阳光端端照在宽阔的大街上，三千六百年的光阴被压缩成博物院那堵沉默的土墙，立在闹市之中，像一个从不说话的老人，就那么坐着，看着身边的高楼一座一座地长起来。
博物院的讲解员说，这里是商代早期的都城——亳都，比安阳殷墟还要早二三百年。学者们在这里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冶铸作坊、骨器作坊、道路系统、排水设施。一个三千六百年前的都市，就这么埋在地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我站在城墙下，伸手摸了摸那夯土的断面。土的硬度出乎我的意料。三千六百年的风雨侵蚀，它依然结实得像一块钢。
也就在这时，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慨。这座城，旧得太久了，新得也太猛了。
二
在郑州的那几日，我们住在郑东新区的一家酒店里。每天早晨，我都在一个叫“龙湖金融岛”的地方散步。说是岛，其实是由内外环共四十四栋高层建筑合围而成的环形城市区域，面积约两平方公里，包含金融办公楼宇、五星级酒店、高端公寓及文化场馆。岛的中央是一汪人工开凿的湖水，四月的微风吹过，湖面皱起细密的波纹，玻璃幕墙上折射的日光便跟着碎了一地，星星点点的，像谁把一捧碎银撒在了水面上。
岛的东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运河，长约七里多，河面宽阔，水流平缓，沿岸种着垂柳和法国梧桐，柳条刚抽出鹅黄色的嫩芽，被风一吹，便轻轻拂过水面，漾开一圈儿一圈儿的涟漪。这条运河把龙湖金融岛与郑东新区CBD（中央商务区）连成一体，从空中俯瞰，正好形成一个“如意”的造型。
陪同我游览的一位当地的朋友说，郑州新区是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规划设计的。他在规划设计郑东新区时候，做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派助手买了法国一家公司的卫星图片，又搞来了一张从前苏联流出的郑州老军用地图，那上面，连碉堡都数得清。“黑川那会儿已经六十多岁了，一个日本人，六十多岁跑到郑州来，把郑州的历史文化、地质条件、城市建设和居民结构，翻了个底儿朝天。为什么？因为他信奉‘共生城市’的理念——新城市要和旧城市共生，与人共生，与自然共生。”
他的这番话，我从资料里也看到过。郑东新区的规划，引入了生态城市、环形城市、共生城市、新陈代谢城市等理念。新区的中央商务区呈环形，中间整个掏空，形成一个椭圆形的中心湖公园，周围是六十栋高层建筑合围而成。从空中望去，这些高低错落的楼宇构成了一种富有韵律的节奏感，外环二十二栋一百米高、内环二十栋六十米高，环湖的商业带则只有二十一米高，像一双手掌，环抱着那一汪碧水。
这种高低错落的设计，让整个岛区的天际线显得格外生动。你站在湖边抬眼望去，外环的百米高楼像一道挺拔的屏障，把城市的喧嚣挡在岛外；内环的楼宇略低，仿佛谦逊地退后一步，让出一片开阔的亲水空间；沿湖的商业带最低，与水面最亲近。这样的层次感，不禁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城池——内城、外城、郭城，三重城垣，层层相套，宫城居中，百姓安居，这不也是一种“新陈代谢”与“共生”的理想吗？
然而，新旧之间的张力，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站在这里，我常常想起我那生于斯长于斯的延安。延安的老城也在不断地“新陈代谢”，窑洞的推土机与高楼的脚手架，同样在这片黄土地上对峙与握手。相比之下，郑州的新城来得更为彻底——它不是在旧城的肌理上缝缝补补，而是直接在荒地上铺开了一张全新的图纸，“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三
我在中央文化区（郑州CCD）待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地方在郑州西边，东临凯旋路、西达西四环，南依陇海路、北至南水北调总干渠。区域内核心的“四个中心”——奥体中心、文博艺术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和现代传媒中心，自西向东依次排开，东西跨度约五里以上，总用地面积约一百五十三公顷。
我是从市民活动中心开始走的。那是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外观采用了流线型的设计，像一片被风吹弯的纸，又像一只振翅欲飞的白鸟。穿过市民活动中心，是一条宽阔的中央轴线，直通文博艺术中心。
奥体中心是所有建筑里最震撼人心的。体育场能容纳六万人，体育馆能容纳一万六千人，游泳馆能容纳三千人。这些数字，在郑州这样一个内陆城市里，仿佛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宏大。然而仔细想来，却并非不合时宜——河南是人口大省，省会郑州常住人口早已超过一千三百万，两小时高铁圈覆盖四亿人口，两小时航空圈覆盖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消费市场。这样一个人口规模与经济体量，配得上这样的文化设施。
东边的传媒中心规划了高达二百八十米的超高层地标建筑，与西部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呈高低呼应之势。“一心、两轴、三区、六片、两园”的空间布局，配上七条地铁线路，郑州人在规划这个文化区的时候，显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文化公园”，而是一个功能齐全、布局均衡的市级文化功能区。
我在传媒中心的下沉广场里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暮色四合，广场上的灯光亮了起来，地下的商业空间里传出隐约的音乐声。
一位本地作家朋友告诉我，这里的地下规划了长达三里半的商业长廊，串联起十六座文化地标。这种格局，让我联想起欧洲那些地下城与地上城叠合的城市奇观——蒙特利尔的地下城、巴黎的商业街、赫尔辛基的地下总体规划。不同的是，那些地下城多半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自然生长的结果，而CCD的地下商业空间，则是从一开始就纳入规划的统一布局。
如果说金融岛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现代主义建筑语汇，CCD的气象就更接近一种后现代的风格拼贴——现代传媒中心极度简洁的几何形体和玻璃幕墙，文博艺术中心富有雕塑感的异形轮廓，奥体中心巨大的钢结构穹顶……它们之间的张力，构成了CCD独特的视觉节奏。
四
第三天，我走了一趟农业路大桥。
大桥横跨郑州北编组站——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素来有“铁路心脏”之称。这座大桥的桥塔高达一百五十米，下横梁距地面三十三点五米，是郑州桥梁建造史上最高的塔柱。全长近十四公里的农业路快速通道工程，将大幅提升中心城区北部片区的交通承载能力，极大缓解郑州东西方向的交通压力。
我站在桥上往下看，编组站里的铁轨像一把摊开的扇子，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几乎看不到尽头。火车缓缓地开进来，又缓缓地开出去，车头喘着粗气，吐出一团团白色的蒸汽。这座桥是顶推法施工的，顶推最大悬臂跨度达到了九十二米，是国内同类型宽幅钢桥顶推的最大跨径。一百五十米高的塔柱，四十三米宽的桥面，双向十车道的通行能力——站在这个庞然大物上，人会觉得自己无比渺小。
然而，令人震撼的并非只有工程本身。最让我动容的是，在农业路快速通道工程这样的宏大叙事背后，郑州还有另一种精细的城市更新节奏。一条不长的杜岭街，从“中原商战”到“顶流商圈”，靠着微改造和城市更新，在老街区保留了城市内涵、品质、特色，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功能、改善了人居环境、传承了历史文脉、融入了现代生活气息。芝麻街一九五八双创园，把红砖旧厂房打造成新时代的工业复兴地标。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三十多年被低矮棚户区掩盖的古城墙重新展示给世人，近五公里的城墙全线贯通。
这就是我理解的“郑州气质”：既有大刀阔斧的魄力，也有精耕细作的耐心。有人担心现代化会淹没历史，但郑州正在向我们证明：它更像是在为这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剧，打上一束盛大的追光。
五
我还去了趟黄河边。郑州北边的那段黄河，河道宽阔，水面平缓，远远看去，像一条巨大的、泛着黄光的绸带，铺在豫东平原上。河岸上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黄河”两个大字，铁画银钩，笔力遒劲，是集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字。
我站在黄河边，回味着郑州的历史。郑州地处嵩山东麓、黄河之滨，居中华腹地，史谓“天地之中”，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古为“商都”，今为“绿城”。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六千年的河洛文化、五千年的轩辕黄帝文化、三千六百年的商代王城文化，层层叠叠，都汇聚在这一片土地上。
黄河是滋养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帝是凝聚华夏儿女的“人文始祖”，二者在郑州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土地上深度交汇，激发出强烈的文化“化学反应”。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即诞生在郑州，中华文明的起源、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都与这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郑州的城市历史是罕见的“古今同地”模式——城址三千六百年从未迁移，从商代都邑到战国要邑，再到唐宋商埠，核心区始终以商代城址为根基延续。三千六百年来，郑州人住在同一块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从夯土城墙里走了出来，在旧城之上再建新城。
这种“古今同地”，在我国的建城史上，郑州之外极为罕见。这让我想起了延安的宝塔山——延安也是“古今同地”，但延安的历史厚度远不能和郑州相比。延安的宝塔是宋代的，杨家岭的礼堂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二者之间隔了将近一千年。而郑州的城址是三千六百年前的商代，中间隔着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层压着一层，像一个巨大的文化地层剖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底气啊！
六
郑州是一个来了都说“中”的城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不假。黄河的泥沙铸就了中原人的大气与包容，数千年都城的积淀赋予了郑州人宠辱不惊的沉稳与淡定。这种感觉，是我这样的陕北人特别能理解的。
陕北高原上的延河也是一条母亲河，它没有黄河那样浩荡，却一样滋养着一方水土、一方人众。延安的杨家岭大礼堂，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在这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那种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奇迹的精神，和郑州人在夯土城墙旁边建起现代化新城的精神，有一种奇妙的呼应。
如果说延安代表了中国革命精神的一种“原点”，那么，郑州则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现场”。延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郑州的开放包容、锐意进取，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
我不禁想起了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的那种笔法——在历史的深处寻找文明的根系，在古迹的残垣断壁间倾听先人的足音。翦伯赞写内蒙，是在寻找游牧民族的摇篮，是在追问“中国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写郑州，也是在寻找文明的根系——只不过，翦伯赞找到的是一条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而我找到的，则是一座三千六百年前就站立于此的王都，和另一座刚刚建起来就气象万千的新城。
一座真正的城市，不是水泥森林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代代人的生命、记忆、梦想与创造的重叠与对话。
余光中先生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而我此刻的乡愁，或许就是站在黄河边，看着水面上那些零零碎碎的月光，想着我在延安的“十二万卷楼”里那些堆满四壁的书，想着那些书中记载的古老的、正在消逝却又从未消逝的一切。我的“十二万卷楼”里，藏有四套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其中包括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第一版鲁迅全集。而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里，一件三千六百年前的商代青铜器也在它的展柜中安静地陈列着。四套不同的《鲁迅全集》与一件三千六百年前的青铜礼器，都是文明的载体，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这就是我来郑州的收获：一座新城，不是对旧城的背叛，而是对旧城的致敬与超越。在三千六百年前的夯土城墙之侧，在母亲河——黄河的臂弯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市、文明和梦想。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摧毁这种创造的勇气与传承的决心。
七、尾声
离开郑州的那天早晨，我又去了趟龙湖金融岛。清晨六点多，天刚蒙蒙亮，岛上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只水鸟从湖面飞过，翅膀划破水面，留下一道细长的水痕。
岛上的楼宇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安静，像一排排刚刚落成的、还带着阳光余温的巨型雕塑。它们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玻璃幕墙上反射着黎明的天光，灰中带蓝，蓝中透红，美得不像一座城市，倒像一幅尚未干透的水墨画。
我在湖边站了很久，看着水中的倒影。三千六百年前，商朝人在这片土地上营建都城的时候，他们眼前的景色，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也许是一片荒芜的平原，也许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也许是一条奔涌的大河。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和现在的郑州人一样，心中都怀有同样的、对这座城市未来的梦想和信念。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城市因人而存在。”这正是全面规划、具体设计了郑州新城的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说的。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来到郑州，在一个和现在一样温暖的春天里，开始勾画这座新城未来的模样。
如今，这座新城已经矗立在这里了。它被上帝之手从图纸上搬迁到了大地上。但创造这座新城的，从来不是什么上帝——是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不懈努力的中国人。从三千六百年前的商朝人，到二十一世纪的郑州人。从黄河边的夯土城墙，到龙湖金融岛上的摩天大楼。
从古老的，到崭新的；从父辈的，到儿孙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026年5月下旬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