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吴桦源/文

这个标题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它是由一条条逝去的生命、一封封沉甸甸的起诉状和一纸纸判决书堆积出来的刻骨追问。

多起行政执法冲突致人死亡案——

城管检查中老板猝亡、协警追车致人死亡、非法强拆烧死村民——

背后贯穿同一条逻辑：悲剧的起点不是法律的严苛，而是程序的失灵。.

程序正义一旦缺位，实体正义便如无根之木。

程序违法不仅是悲剧的直接触发因素，还往往是暴力抗法的深层诱因，二者形成恶性循环——

程序违法加剧冲突，冲突引发暴力抗法，暴力抗法又为更粗暴的执法提供“合法性借口”。

执法公信力不断崩塌，悲剧一再重演。

一、程序之失：悲剧何以一再上演

2025年12月，河南周口，51岁的鸭货店老板朱俊峰与城管队员争论后5分钟晕倒，三天后脑内出血死亡。

家属质疑：为何两次上门没有出示执法依据？为何执法记录仪全程未开启？官方通报承认：执法人员佩戴了记录仪，但“未打开”——这四个字已成执法冲突悲剧中的高频词。

同年3月，内蒙古阿拉善，警方追赌时一男子倒地死亡，家属要求查看执法记录仪录像被拒，真相被遮蔽为“逃避抓捕时意外身亡”。

执法记录仪本是制度护栏，但当护栏可以被人为关闭，所谓的“全过程记录”就成了随时中止的表演。

程序性制度本应约束权力，但当权力者拥有选择是否服从程序的自由，这套制度就成了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摆设。

程序正义在中国法治理念中被视为“灵魂”，但执法人员可以自行选择“开不开记录仪”、“追不追车”“是否依法强拆”时，程序正义就成了提线木偶。

二、程序违法：从“追车”到“强拆”的路径依赖

2013年，海南三亚，两名协警驾驶警车追赶一辆载有4名学生的摩托车近8公里，致3人死亡。

公安部明确规定协警无独立执法权且“对一般违法不得追车”，本案涉嫌双重违法。

山东金乡县类似案件中，两名协警追车致人死亡，法院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少见的“重判”。

非法强拆后果更为惨烈。

2008年安徽颍上黄坝乡，乡党委会议直接决定强拆，无任何许可证。

张海秀被强行架离、房屋夷为平地，多次申诉无果后在乡政府门前自缢身亡。

当地干部的话令人窒息：“协商不好了，那就把人拉出来吧。”程序正义被简化为一句口头指令。

2015年山东平邑，村民张纪民因遭违法强拆被烧死在屋内。

拆迁前，地方镇党委书记魏运波等人策划将张纪民的妻子骗出控制。

2016年长沙茶子山村，农妇龚雪辉被埋废墟21天后才找到遗体，拆除决议竟来自村民代表大会，街道办事处应请求组织实施。

程序违法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今天不亮证、不记录，明天追车、强行破门，后天非法强拆——同一套逻辑在不同场景的递进。

三、程序之殇：“暴力抗法”的逆反方程式

许多执法冲突事后被定性为“暴力抗法”，但应追问：暴力抗法何以发生？

程序不公正往往是前奏。

不出示证件、不说明依据、不告知事由——这种粗暴行径消解了执法正当性，使相对人尊严受践踏，不公感累积，沟通渠道堵塞，最终转向非理性抗争。

2013年广东吴川，法院等百余人到低垌村执行判决遭遇村民暴力抗法，多名执法人员受伤。

分析指出，本质是政府官员是否真正代表群众利益，能否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

正面案例：2025年4月重庆西站非法营运案，面对当事人拒不配合、言语挑衅乃至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始终克制，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

当刘某谎称“程序违法”时，录像还原真相。执法人员坦言：“全过程记录也是自证清白的制度设计。”

严格程序不是束缚执法的枷锁，而是保护执法者自身、让相对人心服口服的基本前提。

四、乱象背后的“轻飘”问责

程序违法不仅频频上演，更面临畸轻的追责困局。山东平邑强拆案：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魏运波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两年；管彦省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苏然免刑。

受害人家属痛陈“量刑畸轻”。法院虽认定三人行为与死亡有刑法因果关系，且造成特别恶劣影响，但无人入监服刑。

长沙茶子山村强拆案：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在内的27名干部被追责，但大多仅受党纪政纪处分，追究刑事责任者寥寥。

三亚协警追车案：违规协警未受刑责追究，官方起初称“正常执法”。

法律专家指出“超越权限”，却未能形成追责链条。

山东金乡县协警追车案虽以滥用职权罪判刑，但个案未倒逼系统变革。福建福安案（2025年12月）：城管郑某亮用身体冲撞71岁老人致死，被刑拘——看似强力震慑，但问责未能形成可复制的震慑力。

湖南崇阳案：68岁老司机被反剪双手拖向警车后死亡，检察院联合纪委立案侦查，却未对具体责任人作出处理。

辽宁夏俊峰案：引发冲突的城管事后是否被追责不得而知，公众只看到夏俊峰被执行死刑。

夏妻称丈夫曾遭暴力对待，真相成为程序正义的永久悬念。

程序违法者受到的制裁远小于其行为造成他人的伤害。

当违法不需付出实质性代价，当滥用职权可通过政治协商一免了之，执法者在程序与结果之间的选择不言而喻。

五、反思：“不尊重程序”的深层病灶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指出，“趋利性执法”是乱象根源。

执法与部门利益、个人考核挂钩时，“最小成本实现最大绩效”成为首选逻辑——而程序成了“多余环节”：

出示证件、开启记录仪、

告知权利、评估风险……

这些步骤被看作效率损耗而被简化，最终酿成的悲剧远非节省的“成本”所能弥补。

监督机制薄弱。司法部《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要求“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严格全过程记录”，但周口案例中未开启记录仪直到悲剧发生后才被追问，违规成本之低触目惊心。

六、终点：程序正义即社会公平

从周口、三亚、平邑、长沙到福安，每一个事件都在撕开同一道伤疤：执法程序缺失不是技术失误，而是对社会公平的深层侵蚀。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出示证件、开启记录仪、告知权利义务——这些繁琐的程序是人类几千年法治文明的精华，是用鲜血铺就的经验总结。

当程序被尊重，执法权威来自规则而非威胁；当程序缺失，权力失控、公民无保、法治信仰崩塌。

根本出路在于构建全方位制度保障：完善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强化内外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科学设计考核体系，以执法质量、程序合规为核心指标，切断“以结果论英雄”的错误导向。

同时，建立全国性终身追责制度——如河南公安厅细则规定“民警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错案，终身追究”，但这一探索尚未成为刚性约束。

七、那些逝去的灵魂，是为我们点亮程序正义的灯塔

每一个因程序违法而死的人，都是法治阵痛的刻度：福安吴某富、周口朱俊峰、平邑张纪民、崇阳黄某某、长沙龚雪辉……

程序正义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忽视，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强烈需要。

但愿每一次执法都能铭记：事再急，不能绕过程序；权再大，不能逾越法律。

只有当问责之锤重重落下，从魏运波、管彦省、苏然到郑某亮，从违规协警到失职官员——每一个触犯程序的执法者都无法全身而退，公平正义的光芒才能照亮行政执法的角落，让逝去的生命不再只是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成为推动进步的力量。

那些死去的灵魂，用一生的重担为我们点亮了程序正义的灯。我们不该辜负这来之不易的光。

无程序正义，哪来社会公平。

这不是幽怨的叹息，而是一个法治社会对每一次执法行为的最基本要求。

它关乎的不只是悲剧的真相，更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根本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