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五位司令的缘分
郝解放
2016年6月14日，我的老班长、“两弹”结合试验任务“七勇士”之一的徐虹，在中央电视台录制《等着我》节目，邀请我到北京一起参加。节目录制完成后的第二天，在北京的原发射团二中队的部分老战友聚会，并照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聚会上，我见到了做梦都想见到的胡世祥、佟连捷和刘庆贵，激动得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喊：“胡司令……佟司令……刘司令……”聚会完毕，陪同我一起赴京的妻子和儿子问我怎么认识那么多司令，我骄傲地对他们说：“我和司令有缘分。除了今天见到的三位司令之外，我还认识基地的第二任司令李福泽和第六任司令李元正呢！”儿子兴奋地说：“快说给我们听听吧！”
是的！我是该给家人说说我和五位司令的缘分，也该给读者们分享我和五位司令的情谊。在分享之前，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郝解放，1965年3月入伍到东风基地一部二中队三分队六班。二中队是中国最早组建的两个导弹发射中队之一，三分队是分管导弹控制系统测试发射的分队，六班则负责弹上仪器的安装调试。我是3号操作手，负责Ⅰ号舵机。
发射司令：李福泽
要说我和司令员的缘分，还得先从大名鼎鼎的发射司令李福泽说起。听班里的老同志说，李福泽司令是个传奇式的将军。他家庭出身资本家，父亲很有钱，送他到上海读大学。上大学时，李福泽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福泽对父亲谎称自己想到外国留学，需要一大笔钱。他拿到这笔钱后，置办枪支弹药，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活跃在胶东一带。他很能打仗，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四野四纵参谋长，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解放后，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58年志愿军20兵团代司令孙继先中将回国组建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文化程度不高的孙继先想到了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李福泽，直接向总政肖华副主任报告将他要来当副司令，分管试验训练任务。我还听中队首长说，李福泽来到新组建的基地后，适逢全军开展“将军下连当兵”活动，他脱下将军服，来到我们中队六班当一名列兵，和班里的同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训练，一起学习1059导弹技术，给二中队的历史增添了浓浓的一笔。
说到我和李福泽司令零距离接触，还是二中队执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任务时候的事。那次任务，李司令率领基地工作组亲临中队，调查研究，指导试验，他自己就蹲点在六班。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我们这些年青的娃娃兵生活在一起，参加我们的班务会。开会时他认真听我们发言，从不打断我们讲话。他虽然是个大官，但和我们谈话就像拉家常似的，就在拉家常中了解和掌握了我们的思想脉搏。任务开始时，我们对原子弹不了解，有的人有恐惧心理。他一方面请二机部的专家给我们讲课，使大家了解核爆炸的科学原理，另一方面组织参试部队进行革命人生观的大讨论，教育我们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像张思德那样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终身。
李司令是山东人，有上炕脱鞋盘腿坐的习惯，参加我们的班会时，他也是脱鞋盘腿坐在椅子上，有时还抠抠脚丫子。他喜欢抽烟，一天两三盒，一根接一根地抽，但他却不鼓励我们年轻战士抽烟。他穿着不讲究，经常是一身旧军装，不认识的人还以为他是军队的老职工呢。看到李司令那么平和，班里的同志很快就和他混熟了。他也给我们讲一些战争年代的故事，教育我们要发扬革命传统。说起来我跟李司令还特别有缘分，他说要我去给他当通信员。我一听高兴坏了，可惜因为中队发射试验任务重，我离不开，最终没去成，也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他来中队蹲点时，看到课间休息时大家没有什么活动，最多就是玩玩“斗鸡”。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回到10号后，给我们弄来了一副供飞行员锻炼用的平衡荡板和一个旋转大转盘。这两件“宝贝”安放在我们中队营房门口，此后，只要休息哨音一响，大家蜂拥而至，争相锻炼，玩得着实开心。
李福泽司令接着又组织指挥了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东风五号的导弹试验和“东方红”“实践一号”卫星的发射。他为了祖国的导弹试验和航天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技术过硬的司令：李元正
我们班还走出过几位司令，其中一位叫做李元正。
李元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那时分配到基地的大学生必须下放锻炼一年，他就是下放到我们六班锻炼的学员。1964年全军大练兵蓬勃开展，但我们导弹试验用的测试发射设备，只能在发射试验时才能使用，平时不能动，大家只能看看线路图，背背规程，对对口令，无法实际操作训练。怎么练兵呢？李元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冥思苦想，最后想到制造一套模拟训练器材的办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中队领导提出来，经批准后，他编写出技术方案，设计图纸，带领中队的技术人员和下放锻炼的大学生，加上我们这些年青的操作手，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大胆革新，白手起家，敲敲打打就干起来了。那段时间，我天天跟着他干，经常加班加点。经过不断改进，“东风二号控制系统模拟操作设备”终于搞成了，训练效果特别好，参加了基地技术革新成果展览会。上级专门给我们的革新成果辟出一个展厅，由分队长李世忠领着六班长徐虹、杨得新和我共四人，到展厅现场进行操作表演。来场执行试验任务的著名航天科学家钱学森也到场观看了表演，看后他高兴地说：“看到基地同志自己动手制造模拟发射设备，解决了训练操作问题，试验发射我就更加放心了。”
的确像钱学森说的，我们利用控制系统模拟操作设备，反复训练，更直观地掌握了导弹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对操作规程中的每一个口令和动作的理解更加深刻了，也知道操作中出现差错的后果。正因为此，我们中队在执行“东二”“东二甲”导弹试验任务中，连战连捷，1966年10月执行导弹核武器试验更是一举成功，震惊世界。
因为成功地制作了“东二”控制系统模拟操作设备，我们三分队受到了上级的表彰，李元正也荣立了三等功。
李元正下放锻炼结束后，回到技术处任技术助理员，从事导弹测试发射技术工作，逐步成长为基地测试发射试验的专家。后来他调到基地司令部作战试验处当参谋，组织过无数次试验任务，积累了丰富的试验工作经验。此后历任作战试验处副处长、总体技术室主任、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国防科工委参谋长、总装备部副部长。任基地司令员期间，李司令提出中国新建载人航天发射场应该采用“三垂”（垂直起竖、垂直测试、垂直转运）模式的方案。最终，东风载人航天发射场就是按照“三垂”模式，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载人航天发射场。
“七勇士”之一的司令：佟连捷
我们班还走出了佟连捷副司令，少将。
佟连捷，西安炮兵技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下放锻炼后到我们二中队。因为中队的技术干部都在班里生活，参加班里的活动，因而他也算是我们六班的人。他当技师时，是控制系统的操纵员，负责控制系统测试发射控制台的操作，最后实施点火发射。要知道，发射中队的所有操作人员中，负责点火发射的是最关键的人。一个乐队有第一提琴手，操纵员也可以说是发射中队的第一操作手。他担任操纵员后，不负众望，刻苦钻研，把“东二”导弹几大本厚厚的资料和图纸用最短的时间啃完了，消化了，吸收了，最后编出了操作规程。在“东二”和“东二甲”的试验任务中，圆满完成了各次任务。
1966年二中队迎来了“两弹”结合试验任务，他当时正在家里休假，突然收到“接电速归”的电报。他把电报揣进口袋，立即到火车站买票。回来后对妻子说，部队有事我得立即归队。妻子问他何事，他硬是不说。妻子说，不是说好了这次休假准备要个宝宝吗，怎么说走就走呢？面对妻子的埋怨，他只是嘿嘿一笑。妻子含泪给他收拾行李，发现他口袋的火车票到站名叫清水，便疑惑地问他，你不是在兰州市27支局吗，怎么到清水了？佟连捷又对她编造说，这次需要到清水执行任务。
执行导弹核武器试验任务中，佟连捷定位在地下控制室，担任点火操纵员，是“七勇士”之一。任务圆满完成，他荣立了二等功。
另外，我特别要说说佟连捷给我们操作手讲课的事。他除了讲授专业课，还讲一些基础知识，非常实用，使我们这些对航天发射试验技术一无所知的年青人，经过佟技师手把手的训练，一个个都培养成为能独立完成试验任务的导弹操作手。他讲课条理清晰，板书字体工整，电路图画得规矩整齐，深受大家欢迎。
导弹核武器试验任务后，佟连捷当了一段时间三分队长，两年后受命组建发射团新的发射中队。后来到西昌基地参加组建新的发射部队，曾任基地副司令，组织指挥了西昌基地初期的卫星发射任务。再后来佟连捷改任基地总工程师，晚年调到北京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当教授，为培养航天发射试验技术人才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胡司令”与“豆腐西施”
记得一次中队晚会上，我们三分队的三位大学生曹以祥、胡世祥和刘庆贵一起唱京戏《沙家浜》的“智斗”，胡世祥唱胡传魁。此后，大家私下里就叫他“胡司令”。
后来，胡世祥真的当上了西昌发射基地的司令，去掉了引号，成了真真正正的胡司令，指挥发射了不少地球同步卫星。再后来他调任总装备部参谋长，后升任总装副部长，是载人飞船神舟二号至神舟七号载人航天试验任务的副总指挥。
这位胡司令刚参军时也是我们六班的战友，和我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操作，共同执行导弹和卫星的发射任务。胡世祥出身贫寒，自幼随母亲流浪到东北，靠拾煤核养家糊口，解放后才得以上学，一边学习一边继续拾煤核补贴家用。他学习十分刻苦，既聪明又肯钻研，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品学兼优，毕业后分配到我们二中队当技师。
他虽然是个大学生，但丝毫没有大学生架子，和同志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和我是好朋友。平时他不分大小总爱开玩笑，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喜欢文娱活动，热心参加中队的文艺演出，记得他和黄梦学技师一起表演刘庆贵编写的数来宝《破私立公》，参加一部文艺会演时得奖，曾轰动一时。
他对技术工作更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当时我们分队有好几个大学生，经过考查挑选，中队决定由他担任东风四号导弹试验的操纵员。中队组织干部和几个预备提干的战士到北京学习“东四”理论和发射试验技术，他的任务最重。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来说，要掌握一个导弹型号的控制系统原理，弄通测试发射操作程序中各个仪器设备的工作状态和关系，还要把整个控制系统的两张大电路图搞得一清二楚，最后编写出控制系统的操作规程，可想而知，他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啊！
困难还远不止任务本身，还在于学习条件太差。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期，我们出差到七机部一院十二所，所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间临近出入通道的学习用房，窗户被厚厚的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大白天也得开灯才能见光。而“打倒×××”的口号声却透过窗户不时传进来，搅得大家很难集中精力学习。胡世祥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用了数个月时间，硬是将“东四”控制系统搞懂弄通了。在控制系统样机联试时，七机部因两派分裂，无人可用，只好将胡世祥定位于最重要的测试发射控制台上。胡世祥不负众望，圆满地完成了联试任务，受到了研制部门的高度赞扬，他也从联试中熟悉了测试发射控制台的测试发射操作技术，学到了排除故障的方法，为以后担任“东四”和“东方红”卫星发射任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担当的胡世祥，担任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任务的操纵员，按下“点火”按钮，将一颗会唱歌的卫星送上了太空。此后，他调任团技术股当参谋，多次在导弹和卫星发射的紧急关头，排除了一个个故障，使试验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任务的成功。胡世祥还和发动机专业的胡志康、安全控制专业的胡文全一起，成为基地著名的“三胡”尖子。他曾两次荣立二等功，三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国防科工委先进科技工作者标兵。
胡世祥点火发射“东方红”卫星的事迹，料想读者在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中已经知晓，就不多说了，我还是回过头来说说“胡司令”到北京下厂学习时的一段紧张刺激而又温馨浪漫的恋爱史吧！刚才说了，1967年我们中队技术人员在北京七机部十二所学习，住在永定路招待所。带引号的“胡司令”已经有了恋人李素娟，是个医学院的学生。李素娟通过“大串联”到北京找他，住在中央广播电台的亲友家。热恋中的一对情侣，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有诉不完的衷肠，多么想天天见面啊！但“胡司令”有繁重的学习任务，白天挤不出时间，也不敢请假，只能等待下班了才能请假出去约会。那时的“胡司令”一听到下班铃响，就慌慌张张把学习资料装进保密包，委托战友送到保密室，转身跟领导请假，然后直奔公交站，挤上通往西单的公共汽车。而李素娟也早早到饭店买好一份砂锅豆腐，静静地等着心上人的到来。多么浪漫的约会啊！一位战友就此事联想翩翩，将“砂锅豆腐”和古代美女“西施”串在一起。如此一来，我们这位漂亮的未来医生就有了“豆腐西施”的雅号。经过这段时间的恋爱加温，再加上战友的频频催促，我们的“胡司令”不久就和“豆腐西施”结成了一家人，从此中队历史中就留下了一段“胡司令”和“豆腐西施”的美谈。
作家司令：刘庆贵
刘庆贵1965年大学毕业入伍来到二中队，下放锻炼时在一分队二班。他中等身材，黝黑的脸庞，深深的眼窝，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说一口带有岭南风味的普通话。刚到部队时，可能是北方气温较低吧，他习惯于把双手插在袖筒中，或许也与他出身贫寒有关。他自幼缺衣少食，靠亲朋好友支持才上了学。他刻苦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1966年底刘庆贵到三分队当技师，我和他的接触就更多了。他对我们战士很好，经常找大家谈心，善于发现每个人的长处。他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不怕脏，不怕累，战士干啥他干啥。我退伍时，他是我们的副分队长，他鼓励我回到地方要发扬二中队的光荣传统，干一行爱一行。
我离开部队后，听战友们说，刘庆贵在“东方红”卫星发射时是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指挥，后来又参加了“实践一号”“长空一号”卫星的发射。他在二中队干了13年，他当中队长时，将中队带成了“硬骨头六连”式的基层单位和国防科委先进科技集体标兵单位，并代表二中队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当过基地参谋、处长、站长、技术部主任、基地总工程师、副司令员，成为一名技术专家和优秀指挥员，数十次担任导弹和卫星发射试验任务指挥长，还参加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和载人飞船的初期发射任务。
退休后，他誓言“把一辈子当成两辈子过”，即在当军人这辈子过去之后，再当一辈子作家。他真的实现了，15年间创作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冲天记》《巡天记》《飞天记》、纪实文学《来自航天城的内部报告》、科普作品《裁人飞船探秘》，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散文、中短篇小说，还应邀赴哈尔滨工业大学、广西大学、兰州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宣讲《从飞天梦想到遨游太空》125场。
刘庆贵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故有人称他是“军旅作家”“将军作家”，也有人叫他“作家司令”。但我认为，刘庆贵还是我最初认识的那个刘庆贵，更是我的老战友。2016年6月北京战友聚会时，他把他写的长篇小说赠送予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请郝解放老战友雅正”的字样，最后郑重其事地签下“刘庆贵”的名字，这就进一步印证了郝解放和刘庆贵是名副其实的老战友。
这就是我和航天发射试验部队五位司令的故事。回想起来，我1965年入伍，1969年退伍，由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战士，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执行试验任务中先后荣立三次三等功，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这与中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培养帮助分不开，也与我结识的五位司令有密切的关联。在部队五年的战斗工作生活经历中，和五位在任的和后任的司令同吃同住，一起生活学习，一起操作训练，一起执行任务。他们都是我最亲密的首长，也是我生死与共的战友，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为有这么多包括司令级别的良师益友而感到幸福和骄傲。
郝解放 2016年10月27日写于太原
徐虹收集整理 2022年3月于郑州
作者郝解放
聂荣臻元帅和李福泽司令在试验现场
聂帅、钱学森和李福泽在导弹核武器试验指挥现场
1964年东风基地技术革新成果展览时的解说员合影，二排右一为作者郝解放
发射东方红卫星时的操纵员胡世祥。
1966年10月，“两弹”结合试验时的操纵员佟连捷（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