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的方向

                  杂文/李含辛

      狗这种畜生，最是懂得权力的道理。谁扔一根骨头，它就冲谁摇尾巴；谁给它一个窝，它就替谁看家护院。至于这骨头是从谁嘴里抢来的，它不管；这院子之外的人是不是饿着肚子，它不问。它只认准一条：给食吃的，便是主子。

     人当然比狗聪明得多，但在权力面前，有些人骨子里的逻辑，却和狗惊人地相似。

     孟德斯鸠说“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这话说得客气了。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谁给我官做，我就伺候谁；谁能让我升迁，我就对谁笑；谁能摘我乌纱帽，我就跪谁。至于老百姓——老百姓手里有半张选票吗？老百姓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去留吗？不能。既然不能，凭什么要对你负责？

     这便是古往今来官僚机器最冷酷的运算公式。每逢上面下来检查，满城鸡飞狗跳，扫大街的、刷墙皮的、拦访民的、教学生说假话的，统统动员起来，搞出一台完美无瑕的“表演式治理”。一台戏唱完，领导满意而去，检查顺利过关，年终考核添一笔政绩。至于下面被折腾的百姓怎么想、怎么骂，谁在乎？反正考核表上没有“百姓满意度”这一栏，就算有，也是安排好的数字——领导看着开心，被调查的群众敢说半个不字？这就是说，权力成了一个闭环的自洽系统：上级给下级授权，下级对上级负责，上下之间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老百姓被彻底排除在这条链条之外，成了被管理的对象，而非权力的根源。

     在这样的逻辑下，贪腐便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必然。一个官员的升迁荣辱全攥在顶头上司手里，他便只需要扮演一个忠诚的角色：对上有求必应，对下一脸冰霜。逢年过节往领导家里跑得勤，批条子的时候手就松；平日里把上级的喜好摸得通透，自己的位置就稳如磐石。至于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不过是案头堆积的信访材料，是可以“妥善处理”的麻烦，是汇报材料里一串没有温度的数字。公器彻底沦为私用，权力成了心照不宣的分赃游戏——你罩着我，我喂着你，大家心照不宣地吃着皇粮，至于这粮是百姓纳的税，那又怎样？百姓有罢免的权力吗？没有。那便安心吃，放心吃。

     更可怕的是，这种唯上的机制久而久之会筛选出一批特殊的人物。正直的人不肯弯腰，便被挤出局；敢说真话的人得罪了上面，便被边缘化。留下来的，都是最懂得察言观色的聪明人，最擅长揣摩上意的投机者，最精通形式主义的老手。于是整个官场生态被逆向淘汰，越是无能而谄媚的人，越是如鱼得水；越是能干而有风骨的人，越是寸步难行。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是整套机制的逻辑使然。权力不对下负责，官帽子不是百姓给的，那么百姓的声音就永远只是噪音，百姓的疾苦就永远只是谈资。

     有人会说，我们不是有监督吗？有纪委，有巡视组，有舆论监督。可问题是，这些监督力量，它们自己的权力又来自哪里？它们的负责人又由谁任免？它们的考核又由谁说了算？如果监督权同样来自上级的授予，那么监督本身，也不过是权力链条上的另一环。这样的监督，能监督链条本身吗？不过是左手管右手，管来管去，管到几颗倒霉的棋子，整盘棋局依然纹丝不动。

     封建王朝逃不出三百年的周期律，不是因为没有好皇帝，而是因为整套权力体系只对上负责。对上负责的体制，注定是短命的——它把江山安危系于一人之圣明，一旦圣明不再，整个系统便从根子上烂掉。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圣明永远是稀缺品，平庸和贪婪才是常态。老百姓的忍耐当然是有极限的，当赋税压弯了腰，当土地被兼并殆尽，当锅里最后一粒米也被刮走，他们便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诉求——揭竿而起。这时候，那些平日里只会揣摩上意的官员们才惊恐地发现，自己头顶上的乌纱帽，在愤怒的人潮面前，不过是纸糊的灯笼。

     可悲的是，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后，新上台的统治者又会迅速重复同样的逻辑，建立同样的对上负责的权力机器，直到下一次崩溃。这就是周期，是死循环，是孟德斯鸠那句判词之下不断重演的悲剧。

      说到底，权力不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还能怎样呢？这是人性中最顽固的生存本能。一个人握住了权力的绳子，他必然顺着绳子向上爬，寻找握绳另一端的人，向其屈膝效忠。指望握绳的人主动放绳，主动回头，主动问一问绳下悬着的那千千万万张脸过得好不好——这不过是善良者的美好幻想。

    骨头从哪儿来，牙齿就往哪儿咬。风向从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

      千百年来，都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