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老舍先生在济南
张兴源
济南南新街的这个院落，仿佛一个琥珀，把上世纪三十年代给凝固住了，把我从延安带来的那些关于这位人民艺术家的书卷气和茶饭气，也一并收了进去。
从延安到济南，坐了一天的高铁。出站时，暮色已经下来了。济南的春暮是温软的。温软得让我这个久居黄土高原的人，一时竟有些不习惯。在延安，这个时节的风，就算是入夜了，也还带着几分糙砺，像陕北老汉的手掌，蹭在脸上，是实在的、敦厚的。济南却不同，空气里湿漉漉的，像是拧得出水来，路旁的法国梧桐新叶繁密，路灯的光从叶隙间漏下来，斑斑驳驳，晃得人心里软绵绵的。这正是我想象中老舍笔下的济南。
我没有急着去老舍故居。在酒店安顿下来，先泡了一壶延安带来的毛尖。茶叶在玻璃杯中打着旋儿，沉下去又浮上来，像是在舞蹈。我靠在窗边，看着楼下陌生的城市，心里头忽然就想起少年时的事情来。那会儿在陕北的山沟沟里放羊，羊在山坡上吃草，我躺在草地上，手里头拿着的就是旧版中学《语文》课本，上面就有老舍《济南的冬天》。陕北的冬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白毛风刮起来，像刀子割肉，天地间一片混沌。可老舍笔下济南的冬天，却是“温晴”的，是“响晴”的，“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我当时就想，这世界上咋能有这么好的冬天？那个遥远的、像母亲摇篮一样的济南城，就这样在我少年的心里扎下了根。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竟然真的来了，来寻访这座城，还有城里的那个已经远去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叫了辆车，直奔南新街。司机是个济南本地人，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听我说是来看老舍故居的，方向盘一拍，竖起大拇指：“文化人！来济南就得去老舍那儿看看。那可是济南的骄傲！就在齐鲁医院后头，那一片老巷子里。不过我跟你说，那故居不大，你可别嫌小。”我笑着说不会。他又说：“我们小时候，都读过老舍先生的文章。他跟我们济南人亲，他女儿的名字里头就带着个‘济’字，舒济。这是把心都掏给济南了。”这话不假。一个作家，能把自己的血脉和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这是何等的深情。
车子拐进了南新街。街巷不宽，两旁是老式的居民楼和门脸店铺，烟火气很浓。隔着老远，我便看见那两扇红漆木门，在这片灰墙黛瓦的居民楼中间，很是醒目。门上挂着紫铜色的狮头门环，门楣上方是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写着“老舍故居”四个字。我下了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这门不阔绰，甚至有些局促，可它里头住过的人，却写出了这天底下最阔大的文章。我走上前去，叩了叩门环，铜质的声响沉闷而清脆，仿佛在叩响一扇时光之门。
门是从里面开的。纪念馆不大，不收费，我在登记簿上签了名。绕过门口半人高的花墙影壁，一抬头，老舍先生的半身铜像端立在眼前，目光平和，嘴角微微含笑，像是在迎接每一个来访者。绕过铜像，正对着的，便是三间正房，坐北朝南，白墙青砖灰瓦，飞檐微微翘起，北方的敦厚里，又带着几分南方的精致。东西厢房和这三间正房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天井，站在院中心四下一望，不大的院落里，每一样物件都透着文气和烟火气。
我第一个去看的，是那眼井。这口井就藏在半墙之下，井口盖着石盖，上头立着一方小小的石碑，碑上镌刻着“舒泉”二字。据说这是2021年才命名的，如今已经被收入泉城的名泉名录。我俯下身去，仿佛能听见地底下泉水涌动的声音。当年老舍先生每天早晨起来，便是用这里头的泉水浇花、泡茶吧？他笔下那个诗意栖息的小院子，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通水通电”了——不过那水，是自然的最好水，那电，是天穹上最亮的阳光，是这人世间最温暖的慰藉。
天井里还有一口荷花缸，据说是当年的原物。缸里已经没有荷花了，可几片浮萍长得正欢，绿莹莹的，像是在守护着某一种跨越时空的灵魂契约。当年老舍先生就是在这缸里养荷花吧？夏日的午后，蝉声聒噪，他大概是坐在廊下，摇着蒲扇，看这缸里的荷花开开谢谢，兴之所至，便回屋提笔，写下那些不朽的文字吧？
我走进正房。一进屋，便是会客厅。八仙桌两侧摆着两把太师椅，桌上是简单的茶具。老舍先生当年大概就是在这里接待朋友，谈文学、论时局、聊家常。西侧是书房，这是我最想看的地方。书房的南窗下，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整整齐齐地搁着台灯、毛笔、扇子、一副眼镜。我在这张书桌前站了很久，想象着老舍先生当年坐在这里的样子。
——就是在这张书桌前，他写下了《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也就是在这张书桌前，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冬天》。
其实《济南的冬天》原不是独立的文章，而是节选自长篇散文《一些印象》的第五节，1931年春天发表在《齐大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那时老舍刚来济南一年有余，正是新婚燕尔、夫妻举案齐眉之时。山东的四年，在作家的一生中确实是一段相对平静安定的时光。就是这么一个安稳的时期，他写出了那么多不平凡的作品，这本身就足够让人感慨。
书架上摆着几本书，都是复制品：《浮士德》《神曲》《哈姆雷特》等等。鲁迅先生当年说老舍“幽默”，这几个摆件却让人看到，他的幽默底下，是深厚的西学功底。老舍的幽默，跟林语堂、钱钟书都不一样。林语堂的幽默是超然的，钱钟书的幽默是书卷的，而老舍的幽默，是带着泪水来调侃这人世间的苦难与荒诞的，是含着心酸来笑这苍天的。这是他从伦敦带回来的文学营养，被济南的温泉浸泡过，被中国的社会烈火烹炸过，最终成为了他独有的武器。他自己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如今在这间小小的书房里，我仿佛能听到他当初的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那声音，至今听来，仍旧充满了力量。
书房北墙边是一张简易木床，床上叠着规规整整的蓝布被子，仿佛主人刚才出去散步，马上便会回来。床边墙上挂着他和夫人胡絜青女士的结婚照，照片上的两个年轻人，一个俊朗，一个端庄，眼里全是对未来的憧憬。谁又能想到，三十年后，这个写出《茶馆》《四世同堂》的老人，那个在照片里意气风发的青年作家，会以那样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呢？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得一阵发紧。
我在书房里站得太久了，管理员大概见惯了这样的场景，没有打扰我，只是悄悄地把解说让给了后来的一对年轻人。我道了谢，移步到东厢房，那里是“老舍与济南”的主题展室。橱窗里陈列着当年的手稿影印本、报刊原件，还有老件家具。墙上用图版文字，讲述着老舍先生的一生，那段辉煌的，也是惨烈的一生。
我走得很慢，像是在一寸一寸地丈量历史。我看得也很仔细，他那双不大的、却看透了一个时代的眼睛，在照片里总是带着一种悲悯的笑意。
老舍先生的一生，本就是一部读来令人心碎的书。他出生在一个衰败的底层旗人家庭，两岁时父亲便在巷战中阵亡殉国。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妓女等等这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里巷的传统艺术。后来他去英国伦敦教了五年书，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开阔了眼界，文学创作的种子也从那时开始萌芽。他绝不是那种关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文人”。他的笔，始终是为着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小人物而握的。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在百年之后依旧保持着勃勃的生命力，因为他写的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最真实、最坚韧的根脉。
从东厢房出来，我又在院子里待了很久，舍不得离去。院中的石榴树，枝叶繁茂，是他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株吗？想来不是，但那份情意总归是数十年不曾中断的。那株石榴树在老舍先生的笔下亭亭如盖，如今也依然在为每一个来访者洒下阴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坐在树荫里的板凳上，安静地为院子里的花草浇水。动作很慢，很从容，仿佛已经不是在进行一种劳作，而是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小小的庭院里，安静得只能听见泉水叮咚和鸟儿的啾啾声。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老舍先生留恋济南，除了她的山水，她的泉水，她的温晴，是不是更留恋这一份闹市里难得的安静？正是这种安静，才能让一个写作者的灵魂安睡在月光下、阳光里，让他的创造力在这片沃土上尽情生发。在这里，他不是那个游走于英伦和民国间的风云人物，他就是一个文人，一个丈夫，一个新生儿子的父亲。他在这里寻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他“人民艺术家”的黄金时代。
在济南的这四个年头，无疑是老舍文学创作的一个巅峰期。 据统计，他在这里写下了包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在内的多部长篇小说，以及《月牙儿》、《微神》等二十多部短篇小说，还有四十一篇散文和杂文。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他就能写出一万多字的作品。在《离婚》里，他窥探着寻常百姓的婚姻围城；在《猫城记》里，他以虚构之“猫国”，影射着内外交困、积弱积贫的中国社会现实。他的目光，既是向内审视的，剖析着市井人物的心理与性格；又是向外洞观的，关心着整个民族与国家命运的走向。所谓“家国情怀”，在老舍先生身上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像黄河的冰块一样，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他有一颗知识分子最宝贵最纯洁的“赤子之心”。他用自己的笔，替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说话；他用自己的笔，在这座温婉的泉城里，为苦难而颠簸的旧中国，点亮了一盏不灭的灯。
可是，这般黄金时代，终究要以破碎收场。1950年代回国后，他本想继续为人民、为时代写作，他创作的《龙须沟》《茶馆》等话剧，依然吸引着万千观众。即便那场浩劫尚未席卷而来，宿命的阴影却仿佛早已笼罩在这个小小的院落头上。1966年8月24日，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最终在北京城北的太平湖中，以极其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代的悲剧，个人的不幸，在这个小院儿里，交织成了一曲绵绵不绝的哀歌。一个能够将一座城市的秋天和冬天描写得如此温情脉脉的人，一个能够把市井里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入木三分的人，他的内心，一定装着一个最美的天堂。然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让这个天堂在一瞬间化为炼狱。老舍先生的死，让这个民族和所有热爱他的人民，失去了一座精神的灯塔。
我在院中盘桓了许久，临走前又在会客厅的八仙桌前坐了一会儿。夕阳西斜，霞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金色的光辉照亮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我想起老舍先生在这里诞生的长女舒济，也是老舍先生所有子女中唯一一个出身于济南的孩子。“济”，是济南的“济”，也是“济世”的“济”，更是“同舟共济”的“济”。这一个字里，蕴藏着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也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这片土地的无限依恋与期许，还藏着一种不能抛弃、不能放弃的精神信仰。当年老舍先生离开济南时曾暗自发誓：“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可他却再也无法踏上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了。好在1981年，他的夫人胡絜青，带着女儿们专程从北京赶来看望这故地。这大概是夫人给予他在天之灵的一点宽慰吧。
走出南新街58号，天色向晚。街道上华灯初上，行人步履匆匆，依旧是人间的寻常景象。这份寻常，正是老舍先生毕生守护的东西。此刻我忽然想起老舍先生在济南写的那句话：“济南是躺在‘山’的摇篮中的。摇篮当然是有个缺口，否则就无法摇动了。北边的缺口是济南的北门。”是的，生活也需要一个缺口，往外望，去看更广阔的世界，然后更好地回来建设。老舍先生虽然走了，但他在此休憩过的灵魂，却化作了一篇篇不朽的词章，长伴吾辈左右。
回望那扇在暮色里沉默的红漆大门，我忽然觉得，这座占地不足一百四十平方米的故居，分量竟是那样地重，似乎比一座高山还要沉。这不仅是因为它承载了老舍先生的物质遗存，更是因为这里曾有鲁迅先生最为推崇的，一个中国文人的骨气。也许，老舍先生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一生所坚持的诚实、正直、对于弱者的同情、对于光明的向往，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该湮灭的品质。
回到酒店，我又翻开手机里翻拍的《济南的冬天》的手稿照片。电子时代的便利让我能随时随地重温先生的文字，但我总觉得这比不过刚才在那个小院里的真实触摸。那天的天气是阴沉的，但在我的感觉里，泉水是温热的，人心是滚烫的。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老舍先生的那个冬天，必定也是暖洋洋的。如今，他把那些暖意都留在了纸上，也留在了这座城里。我把对先生的敬仰和追思种进文字里，盼着它能生根，不要让今天的我们也沦入那曾经吞噬过他的严寒。这一次到济南，我是来寻找老舍先生的；而老舍先生，却悄悄地把一个真实的、温晴的冬天，指给我看。不是在季节里，而是住进了我的心间。
“ 济南的冬天”，已然来了。
2026年初夏草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