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兄弟情

——卢冬生与贺龙深挚的战友情谊

赵志超

贺龙元帅（1896—1969）

引 子

初夏的五月，清风徐徐，一路西行，进入湘西山区。天色骤然转阴，绵绵细雨簌簌落下，远山含黛，近水笼烟，武陵山区浸在一片迷蒙雨雾之中。烟雨漫过古朴的村落，浸润青石小道，悄然勾起人心底绵长的红色追忆。

2026年5月19日，我参加湘潭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重走长征路，贺龙故里行”红色研学助学活动，由永顺驱车来到张家界桑植县，踏入贺龙元帅故里洪家关。贺龙故居青砖黛瓦，古朴沉静，院内草木葱茏，一屋一物皆留存着岁月的印记。贺龙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遗物、一篇篇翔实的文字史料，将那段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徐徐铺展开来。

卢冬生烈士戎装照

我迈步展厅，寻觅着贺龙元帅与红军骁将、湘潭籍著名烈士卢冬生的合影，或卢冬生烈士个人照片。湘潭大学原副校长、著名红色旅游专家刘建平教授曾告诉我，贺龙纪念馆内陈列有卢冬生个人的照片，并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这是一张烈士的全身照，一身戎装，身姿笔挺，鼻梁上架着一副金立眼镜，目光坚毅，显得威武英俊，亦不失儒将风度。我虽在互联网及其它场合多次见到这张照片，但得知数百里之外的贺龙纪念馆亦能一睹烈士风采，心中倍感欣慰。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次，我寻遍贺龙纪念馆，没有发现这张烈士照片（在红二方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也未发现此照片）。询问个中缘由，讲解员解释说，2025年馆里重新布展时，作过一番调整，可能是撤掉了个人照片，只保留相关集体合影。

我踱步展厅继续寻找，终于在一张红二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合影中终于发现了卢冬生，照片的说明中也提到了他的名字。其次，开国中将廖汉生的回忆录及红二方面军组织序列中也提到了卢冬生。《廖汉生回忆录》是这么写的：“1927年秋，一个消息像惊雷爆响震动了湘西，震动了桑植：‘贺龙在南昌暴动啦!’转眼到了1928年的春天，农历二月初九是贺龙生日。几天前，有人悄悄送信来，说贺龙就要回来了......这天，贺龙一行化装潜行，回到洪家关。”当时，跟随贺龙回到洪家关的一共七人，除了贺龙及周逸群、贺锦斋等人外，还有卢冬生——当时“公开身份是贺龙的‘弁兵’，实际是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弁兵是指旧军队中的低级军官和士兵。回到老家的贺龙，召集各路“诸侯”举旗聚义，号召大家参加工农革命军。我还发现，在红二、六军团组织序列中，两个军团会师前，卢冬生系红二军团第七师师长；会师后，卢冬生则为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师长。他是贺龙的心腹爱将，红二军团仅剩的4个党员之一。

红二方面军组织序列

我驻足展厅，凝视合影中的贺龙与卢冬生，思绪翩跹，恍然知晓湘潭与桑植虽然相隔数百里，却因这两位肝胆相照的革命志士，结下了深厚绵长的红色渊源。也正因此，我得以深度梳理那段尘封的往事，细细品读贺龙麾下被称为“贺龙腰刀”的得力战将卢冬生跌宕而壮阔的一生，体悟二人跨越十余载战火硝烟，生死相依、赤诚相待的战友情谊。

投身革命，追随贺龙踏征程

早年的卢冬生

1908年4月16日，卢冬生出生于湘潭县七都一甲（今云湖桥镇新联村史家坳）一个佃农家庭。自幼家境贫寒，7岁时便随母亲来到30里外的外婆家湘乡柳树铺，经人介绍前往附近的羊吉安（今湘乡市龙洞镇泉湖村）清代“武显将军”陈翼琼家放牛，终日劳作谋生。底层困苦的生活，磨砺出他隐忍坚毅、果敢刚正的品性，也在他心底早早埋下了反抗压迫、追寻光明的种子。

黄埔军校时期的陈赓

陈翼琼的孙子、陈绍纯长子陈赓，长卢冬生5岁，十分同情和喜爱这位放牛娃，二人相处融洽。陈赓当时12岁，正在读高小，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陈赓从小习武，师傅教他练功时，他常叫卢冬生一起，两人由此练成一身好武艺，并结下兄弟般的情谊。一年后，陈赓投笔从戎，前往湘军鲁涤平部当兵，卢冬生由此和陈赓分别。1926年，时隔九年，17岁的卢冬生追随陈赓投身行伍，进入湘军唐生智部第八军，参加北伐，辗转各地。在武汉，他和陈赓久别重逢，陈赓此时正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当营长，便把卢冬生要来，给自己当警卫员。

在时代洪流中，卢冬生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立下投身革命、拯救劳苦大众的远大志向。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此时，陈赓在贺龙第20军第三师周逸群部当营长，卢冬生则成了他的副官，随陈赓参加南昌起义。之后，部队转战广东，在汕头失利，陈赓腿部中弹，伤势严重。卢冬生先护送陈赓到香港治伤，才辗转到达上海，多亏他一路精心照料。之后，陈赓进入中央特科工作，介绍卢冬生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冬，贺龙受命前往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组建工农武装。19岁的卢冬生，奉命护送贺龙和周逸群前往湘鄂边，归入贺龙麾下，成为贴身护卫，身兼警卫员、交通员等多重重任；凭借机智灵活、沉稳心性、过人胆识与极强的执行力，他深得贺龙赏识与器重。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即1928年1月15日，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了中共地下党一个印刷所，搞到了省委暴动计划，省委书记郭亮租的房子，是由这个印刷所出的铺保。郭亮、贺龙、周逸群等因而迅速转移。武汉当局为了防备暴动，立即调动部队加强戒备，还派人沿街叫喊：“共产党要暴动了!”形势突变，暴动计划已无法实施。

这时，恰巧贺锦斋派人来给中共湖北省委送黄金。贺龙见到来人，得知贺锦斋在洪湖藕池一带打游击，已经拉起了一支100余人的农民武装，近日，他们抄了一家银号，搞到1000 多两黄金，派专人送来汉口。知道这个情况后，贺龙、周逸群、卢冬生决定立即去洪湖。于是，贺龙一行十余人，携带短枪五支，包了一只小汽船，由水路离开武汉。

形势万分凶险，反动势力四处围剿搜捕革命志士，行路迢迢，步步惊心。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贺龙乔装成富商，乘船溯江前往湘西北谋划武装起义，卢冬生贴身随行，一路暗藏机密文件，沿途谨言慎行，数次化解危机。

船到鹦鹉洲，敌人乘小船来搜查，账房先生给敌人塞了一点钱，敌人见钱眼开，立刻放行了。行至新堤(今洪湖县治)，当地驻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附近敌情，得知洪湖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十几个人，十支枪。贺龙问周逸群:“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有点犹豫，说：“只有几支短枪，行吗？”贺龙朝周逸群笑笑说:“有短枪就能搞到长枪。”

船只停靠观音洲时，地方团防武装刻意刁难，危急关头，卢冬生果断出手，一枪震慑敌众，为贺龙顺利收缴枪械、联络进步力量扫清阻碍。此次同行，让贺龙彻底看清这位年轻人的忠勇与干练。自此，他对卢冬生格外信任和倚重，直言特殊时期身边最信任的人，唯有二人，一个是周逸群，另一个是卢冬生。

《贺龙传》第五章《创建红四军，开辟湘鄂西》在记述贺龙、卢冬生这段传奇经历时，曾作以下描述：

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径直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列队欢迎。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抓住他的手，摘下墨镜，说:“认得吗？我是贺龙，特来向你借枪。”团防队长吓得跪了下来。有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卢冬生一枪将他打倒，其他人一拥而上，把团防士兵手中的六支汉阳造步枪、四支驳壳枪夺在手中。

贺龙说：“给他开张借条，就说我贺龙借到队长大人10支枪、200发子弹。”

1925年4月，担任澧州镇守使的贺龙。

来到湘鄂边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卢冬生多次往还于洪湖与上海之间，成为特别重要的交通员。贺龙对卢冬生的工作能力很是欣赏，在1929年春季时，特意向上级请求，将卢冬生留在自己身边工作。自此，卢冬生一生追随贺龙，不离不弃，成为贺龙的左膀右臂。

在贺龙身边，卢冬生先是担任警卫员，后升任司令部警卫班长，再担任手枪连连长、警卫营营长。他紧紧追随贺龙左右，全程参与桑植起义，奔走湘鄂西各地发动群众、整编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恶仗中冲锋在前，屡建奇功。

在贺龙的言传身教下，卢冬生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得到极大提高，开始下到一线部队作战。在战场上，他指挥有方，多次立功，仅仅两年时间，就从营长升任独立师师长。

1933年春季，卢冬生调任红二军团第七师师长。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他出任第四师师长。该师是红二军团的头等主力，卢冬生上任后，率部连战连捷，在忠堡战斗和板栗园战斗中都立下大功，多次获得贺龙的表扬。

凭借赫赫战功与过硬素质，卢冬生从最初的贴身弁兵，一路擢升为红军师长，成为红二方面军威名赫赫的骨干将领，全军上下皆称其为贺龙身边最锋利的“腰刀”，逢硬仗必上前，遇险境必争先，是贺龙最放心的铁血干将。

孤身赴沪，千里孤胆传密信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红军队伍势单力薄，仅有寥寥数支枪械，全靠徒手夺取敌方武装扩充实力。桑植起义遭遇重创后，部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敌军层层封锁交通要道，切断红军与中共中央的一切联络，外部援助断绝，内部军心浮动，革命事业一度陷入停滞。

万般无奈之下，贺龙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卢冬生，嘱托他孤身奔赴上海，冲破层层封锁寻找党中央，求取革命指导方针。前路凶险莫测，路途千里迢迢，贺龙囊中拮据，仅凑出六枚铜板交予卢冬生，这便是他此行的全部盘缠。卢冬生没有丝毫迟疑，毅然接过重任，乔装打扮成落魄乞丐，连夜悄然启程。

湘鄂西时期，贺龙（前排右一）、卢冬生（后排右一）与红二军团领导人合影。

漫漫征途，卢冬生昼伏夜出，避开敌军关卡巡查，饿了沿街乞讨果腹，渴了饮用山间溪水解渴，累了便蜷缩屋檐树下歇息，脚上草鞋磨穿了，便赤脚行走在崎岖山路上，任凭脚底磨出血泡也不曾停下脚步。他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难万险，身形日渐消瘦，衣衫破烂不堪，凭借着一腔对党忠诚与顽强意志，终于顺利抵达上海，找到党中央。

如实汇报湘鄂西红军现状与作战处境后，卢冬生火速携带中央机密指示文书返程，再度穿越敌军严密封锁，历经数月奔波，将指示平安带回根据地。当满身风尘、面容憔悴的卢冬生出现在众人面前，将文书亲手交到总指挥贺龙手中时，久经沙场、素来刚强的贺龙难掩内心激动，为之动容，满是欣慰与心疼。

正是这份来之不易的中央指示，为低谷中的湘鄂西红军指明了前行的方向。贺龙依照中央指示重整队伍，借鉴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发动底层百姓，稳固根据地根基。原本濒临溃散的队伍重新凝聚力量，很快发展壮大，而后顺利整编扩建为红二军团，湘鄂西革命事业迎来全新转机。

在往后的岁月里，贺龙时常感慨，若无卢冬生千里传信之举，便没有红二军团日后的蓬勃发展。这份患难与共的情谊，早已深深刻入二人心底。

浴血长征，守护三军甘断后

革命火种日渐燎原，万里长征拉开序幕。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卢冬生率领红七师（后为红四师）全体将士，紧随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踏上漫漫征途。

长征一路山高路远，风雪交加，饥寒交迫，爬雪山、过草地，无数艰难险阻接踵而至。卢冬生始终身先士卒，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深得将士拥戴。红四师一直担任前卫任务，一路冲锋陷阵，打的大仗和恶仗最多，无愧为贺龙手中的拳头部队。

红军长征时的卢冬生

1936年深秋，红二方面军挺进甘肃境内，局势骤然恶化，敌军调集三路重兵合围而来，红军陷入重重围困，形势岌岌可危。危急存亡之际，贺龙第一时间点将卢冬生，命其率领精锐红四师承担全军断后重任，拼死阻击来犯之敌，掩护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北上会师。

临危受命的卢冬生立下军令状，誓死守住阵地。六盘山一带阻击战打响，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敌军步兵协同骑兵轮番发起猛烈冲锋，战机低空盘旋轰炸，战场局势十分惨烈。卢冬生旧伤未愈，依旧坚守前线阵地，手持枪械亲自指挥作战，高声呐喊，鼓舞士气，并带领将士们以刺刀拼杀、手榴弹御敌，一次次击溃敌军凶猛攻势。

整整两日两夜不眠不休的浴血奋战，卢冬生率领的红四师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坚固防线，硬生生挡住数倍于己的敌军进攻，以惨重伤亡为代价，保障了红二方面军主力部队的安全通道，保障了大部队顺利撤离险境，奔赴会师之地。战后，红四师元气大伤，将士伤亡过半，卢冬生也因连日苦战伤势加重，体力透支当场晕厥倒地。

红二方面军团上干部合影。二排左二为卢冬生，右三为贺龙。

贺龙听闻战况，心急如焚，亲自率领医护人员赶赴前线探望，望着重伤昏迷的爱将，满心焦灼悲痛。

此战之后，卢冬生铁血战将的名号响彻全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盛赞红四师是红二方面军坚不可摧的钢铁闸门；贺龙更是对卢冬生赞许有加，称赞他是一把插在险地、无坚不摧的钢刀，但凡有他镇守防线，便无半点后顾之忧。

抗战时期，时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的贺龙（右一）在前线指挥作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六个旅。红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贺龙出任师长；红二军团改编为358旅，卢冬生出任旅长。

当时，在八路军的六个旅长当中，卢冬生的资历较浅，由于红二军团的特殊情况，他在红军时期只当过师长，没当过军长，职务最低。任命下达后，120师内部有人因此认为他当旅长资历不够，并批评贺龙“任人唯亲”。相对其他曾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长甚至军团长的五个旅长来说，卢冬生的资历确实稍显不足。

而依照卢冬生的能力和战功来说，他在红军时期是绝对可以出任军长的。之所以没担任军长，与红二军团没有军级建制有关。凭借卓越军事才能，卢冬生由红四师师长出任358旅的旅长，等于降一级使用，这种情况在改编时是少见的。面对“有人不服气”，卢冬生一气之下，申请前往抗大学习，被批准，由张宗逊接任358旅旅长。张宗逊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7年7月14日，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贺龙（前排右六）与关向应、朱瑞、王震、甘泗淇、卢冬生（后排右五）等为其送行，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合影。

1937年12月，卢冬生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由于常年征战沙场，卢冬生数次身负重伤，旧疾新伤缠身，身体状况日差，为保全这位难得的军事人才，党中央决定派遣卢冬生远赴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潜心深造，系统研习先进军事战术与指挥谋略，待学成归来再担重任。1939年3月，组织上送卢冬生去苏联养伤，并在苏联留学，进入伏龙芝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同年秋，周恩来、邓颖超到达莫斯科，专程探望了卢冬生，鼓励他努力学习，并赠送照片以作留念。

在苏期间，卢冬生潜心苦读，勤学善思，军事素养与战略眼界得到极大提升。学业结束后，他留守远东地区协助抗联开展革命工作，静待回国建功立业。两年后，卢冬生从伏龙芝陆军大学毕业，正值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回国的交通断绝，只好耐心等待。

1942年，卢冬生到驻苏联远东地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北野营工作，担任教官。

在苏联学习时的卢冬生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8月，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卢冬生作为苏军少校，终于辞别异国他乡，随军回到东北，投身解放事业。他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了联系，凭借深厚资历与出众才能，先后担任长春市政府监督，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坐镇东北重镇，整顿军纪、安定地方秩序。

同年12月13日傍晚时分，陈云等东北局主要领导先后由长春来到哈尔滨，在东大直街178号（解放初期为26号）开会，讨论北满地区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会上，决定卢冬生任松江军区司令员。

此时，东北大地刚刚迎来解放，局势尚未完全平稳，社会秩序杂乱。12月14日，哈尔滨寒冬凛冽，漫天风雪刺骨寒凉，卢冬生心系部队物资，不顾身边警卫员劝阻，深夜亲自前往火车站转运军需物资。返程途中，遭遇肆意妄为的苏联士兵拦路抢劫，目睹苏军不法行径，一身正气的卢冬生当即出面制止，并出示军官证件，以流利的俄语厉声斥责违法士兵。

几个士兵见状担心事情败露，连连后退。可就在卢冬生转身离去的一刹那，穷凶极恶的苏军兵痞突然暗中开枪，子弹直击卢冬生要害，一代红军骁将就此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7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卢冬生壮志未酬，饮恨长眠于北国冰城，令许多人为之扼腕痛惜。

噩耗传至晋绥解放区，当时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兼陕甘宁晋绥联军司令员的贺龙，正忙于创办随营学校及军政要务，听闻噩耗，先是愣了几秒，反应过来后，瞬间悲痛难抑，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这位身经百战从未轻易落泪的铁血将军，当场失声痛哭，悲叹卢冬生的骤然离世，是党和人民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场挥笔为卢冬生墓题写了碑文“卢冬生同志之墓”。

从1927年到1939年，贺龙与卢冬生十余载并肩作战，从湘鄂西群山到万里长征征途，再到延安学习，早已情同手足，难舍难分。战友离世之痛，令贺龙长久无法释怀。据当时在他身边的副官张明回忆：“那几天他每天饭也不怎么吃，也不怎么睡觉，夜晚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房顶，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突然，一行泪顺着他的脸庞滚落下来。白天的时候，他常常突然开始发呆，一袋接一袋的吸烟，时不时的说上一句：‘太可惜了，冬生牺牲的太可惜了，多么难得的好指挥员啊！’”

往后多年，贺龙始终未曾忘却这位心腹爱将，时常与人追忆往昔并肩征战岁月，连连叹息若是卢冬生安然健在，必定能为新中国解放事业立下更多不朽功勋。1955年，全军大授衔之际，贺龙与老战友陈赓谈起往事，再度忆起英年早逝的卢冬生。二人满心惋惜感慨，依照卢冬生的革命资历、赫赫战功与军事才干，倘若未曾不幸牺牲，应能获评大将军衔，前途无可限量。

患难深情，元帅牵挂念故人

卢冬生烈士（1908—1945）

时光匆匆流逝，昔日战火硝烟渐渐散去，和平年代之中，贺龙依旧日夜牵挂着卢冬生的身后之事，时时刻刻惦念着远在湘潭的卢冬生家人，从未因时光久远而淡忘这份患难情谊。1963年，已步入晚年的贺龙心绪难平，愈发思念逝去的老友，提笔写下一封亲笔信，寄给湖南省委，郑重嘱托地方相关部门，设法寻访卢冬生大弟卢炳怡的下落，完成自己多年未了的心愿。

卢冬生有兄弟四人、姊妹二人。在四兄弟中，他居长。大弟卢炳怡早年在长沙铁路当工人，舍家为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逝世，死因不明。其余两个弟弟均在家务农。

接到嘱托之后，湖南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多方走访排查，很快便寻到卢炳怡遗属的踪迹。得知卢炳怡早已不在人世时，贺龙深感遗憾，并询问了卢炳怡遗属生活近况，叮嘱地方干部多多关照烈士家属，尽力解决生活之中的难题。贺龙还主动拿出钱款物资予以资助，还叮嘱往后家中但凡有任何难处，尽可及时告知，定会倾力相助，用具体行动践行与卢冬生之间的兄弟情义。

为缅怀昔日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贺龙饱含热泪，亲笔为卢冬生撰写了墓志铭：“在那些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冬生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从来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坚韧不拔，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每一件光荣任务……他以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依靠对革命的热情，在不断的学习和战斗当中，锻炼成为一名人民军队的坚强指挥员。”字字句句情真意切，追忆二人携手开辟湘鄂西根据地的艰难岁月，盛赞卢冬生对党无限忠诚、心系劳苦大众、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担当重任的崇高品格，深切缅怀这位从底层成长起来，历经战火淬炼而成的优秀军事指挥将领。

情谊绵长，烈士遗属访薛明

由于身处战争年代，动荡不宁，卢冬生一直没有成家，未留下子女，只有几位旁系亲属。侄孙卢乾和便是其中一位。

卢乾和是卢冬生大弟卢炳怡之孙。父亲卢志辉，一直在家务农，1989年去世。户乾和1953年5月出生，1972年12月年满19岁时应征入伍，进入总参谋部服役，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73年起，他先后赴成都、无锡等地部队从事技术工作。他以伯祖父卢冬生为榜样，刻苦学习，扎实工作，不断取得进步，官至师职干部，授大校军衔。1979年1月，他专程前往哈尔滨祭扫卢冬生烈士陵园，伫立墓碑前静静凭吊，轻声诉说心底思念。

卢冬生烈士的侄孙卢乾和，1979年1月在哈尔滨祭扫卢冬生墓时留影。

部队服役期间，卢乾和曾多次因公赴京，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心，两度前往北新桥三条3号贺龙元帅故居，拜望贺龙夫人薛明。 

1993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年届不惑的卢乾和首次到访贺家。此时贺龙元帅已逝世34年，薛明老人与独子贺鹏飞在家中。老人时年77岁，虽满头华发，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态度和蔼。贺鹏飞时任海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当天在家中侍奉母亲。见卢乾和前来，薛明热情起身招呼，邀其落座叙谈。

因伯祖父卢冬生与贺龙元帅有着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卢乾和依辈分尊称薛明为“薛明奶奶”。步入老人书房，书架上一尊特殊的纪念物格外醒目：一块20厘米×30厘米的陶瓷板上，烧制着卢冬生全身戎装肖像，人物神态栩栩如生、英气逼人。薛明抬手指向烈士瓷像，语气温和地问道：“认识吗？”卢乾和郑重作答：“认识，这是我的伯祖父、革命烈士卢冬生。”老人凝神端详烈士遗像，再回头细细打量卢乾和，由衷感叹“真像”，道出卢氏宗亲样貌一脉相承，尽显对卢冬生深切的缅怀之情。 

贺龙与夫人薛明

转至客厅落座后，薛明缓缓追忆起烽火岁月里贺龙与卢冬生并肩作战的往事，将二人生死相依的革命情谊娓娓道来。她重点讲述了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一行人奔赴湘鄂西开辟武装斗争，在洪湖观音洲向当地民团借枪的经历。

薛明说，1928年1月，武汉地下党组织遭遇破坏，原定暴动计划被迫中止。恰逢贺锦斋派人送来消息，告知其已在洪湖藕池拉起百余人的农民武装。贺龙、周逸群当即决定转道洪湖发展革命力量，一行人搭乘小船从水路撤离武汉，一路辗转抵达新堤，打探得知观音洲驻守着一支十余人的团防队，配有十支枪械，贺龙遂决意就地夺取武器。 

抵达团防队部时，贺龙刻意装扮成富商模样，团防队长误以为高官视察，连忙集合队伍列队迎接。贺龙上前握住对方的手，直言身份，表明来意：“我是贺龙，特来向你借枪。”团防队长惊慌失措、跪地求饶。混乱之中，一名团防队员暗中图谋举枪偷袭贺龙，千钧一发之际，护卫在侧的卢冬生反应神速，不及瞄准便抬手射击，当场将其击倒。这突如其来的一击震慑了所有团防队员，不敢再反抗。贺龙一行人顺利收缴六支汉阳造步枪、四支驳壳枪及二百发子弹。贺龙还特意让人立下“借枪”字条。此行卢冬生全程紧随贺龙左右，他随身仅有两发子弹，却凭借过人胆识与精湛枪法，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谈及此事，薛明深有感触地对卢乾和说：“没有卢冬生的那一枪，就没有后来的贺龙元帅。”这一枪，是舍身相护的救命一枪，更是二人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真实写照。此后多年，贺龙常在各类场合追忆这段经历，屡屡感念卢冬生身手敏捷、忠心不二。在湘鄂西革命最艰难的时期，贺龙将卢冬生与周逸群视作自己最为信赖的两位战友。

闲谈间，薛明老人还深情追忆了追随贺龙闹革命的家人、贺氏宗亲、湘鄂西苏区英烈，以及红二方面军一众将领，言语间满是怀念、敬佩与痛惜。

薛明首先细数贺家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贺英（1886—1933），原名贺民英，乳名香姑，洪家关人，是创建工农革命军、红四军，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军事骨干与妇女干部。1933年，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遭到敌人重兵包围，贺英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47岁。贺满姑（1898—1928），贺龙胞妹，同样是湘鄂西工农革命军早期军事与妇女干部。1928年9月，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酷刑威逼，她始终坚贞不屈，高呼革命口号，最终惨遭杀害，时年仅30岁。两位巾帼英雄用生命践行革命信仰，令后人无限景仰。

贺龙堂弟贺锦斋（1901—1928），湘鄂边红军主要创建人之一。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20军组建，贺龙任军长，贺锦斋出任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多场激战。南昌起义受挫后，贺锦斋历经艰险辗转寻党，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9月，在石门泥沙镇战斗中，为掩护贺龙率部突围，他亲率部队冲锋阻敌，壮烈牺牲，年仅27岁。

谈及湘鄂西苏区历史，薛明亦为遭“左”倾错误路线主导的肃反扩大化迫害的革命志士扼腕叹息，其中包括红二军团师政治委员陈协平、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王炳南等优秀红军将领。一众功勋战将蒙冤离世，成为革命历程中难以释怀的遗憾。

薛明还追忆起红二方面军几位杰出将领，细数彼此休戚与共的革命情谊。许光达（1908—1969），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戎马一生，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为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立下卓著功勋。贺炳炎（1913—1960），人民军队赫赫有名的“独臂将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先后11次负伤，身上留有16处伤疤，失去右臂，却依旧驰骋沙场，走完万里长征，历经多场血战。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

对于在世的开国将领，薛明也一一介绍。廖汉生（1911—2006），土家族，湖南桑植人，贺龙的外甥女婿，开国中将。他早年投身农民运动与工农武装斗争，一生坚守革命信仰，解放后曾任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杨秀山（1914—2002），原名杨木森，开国中将，出身贫苦佃农家庭，早年加入红军，最初为红六军军部特务队员。他与卢冬生相交甚笃，二人同为红二军团红七师（后改编为红四师）主力战将，当年卢冬生担任师长，杨秀山任团长，沙场并肩、朝夕共处，结下袍泽之谊。杨秀山晚年曾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等职。彭富九（1918—2011），开国少将，早年是红二军团电台队“红小鬼”，历任红六军团电台队长等职，全程参与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作战与长征。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总参情报通信系统工作，先后担任总参谋部三部部长、政委等职务，是卢乾和的老上级。

在薛明的讲述中，红二方面军全体将士上下同心、患难相依，将帅之间情同手足，这份纯粹厚重的革命情谊，贯穿峥嵘岁月。 

闲谈时间很快过去两小时，卢乾和开始向老人起身告辞。宅邸工作人员悄声告诉他，老人生性淡泊，晚年素喜宁静，平日闭门休养，很少接待访客；此番破例相见，皆是感念卢冬生烈士的忠义之举，更是珍视两家跨越数十年的革命情缘。 

2024年5月，卢乾和大校（右二）回乡省亲时，与作者（左二）、湘潭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胡建军（右一）、青年企业家李亮华合影。

这次登门拜访，让卢乾和真切地触摸到一段鲜活的红色历史。贺龙与卢冬生以性命相托，铸就超越生死的战友情谊；两家后人温情往来，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二方面军将士肝胆相照、同心报国，书写了革命队伍最动人的情义篇章。烽火岁月淬炼出的赤诚、忠义与担当，穿越风雨、历久弥新，成为永远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长留青史，红色薪火永相传

2026年5月19日，湘潭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党支部在贺龙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时合影留念。左七、左六、左五依次为会长苏国军、党支部书记杨铁桥、作者赵志超。

硝烟散尽，盛世安宁。细雨霏霏中，我重游湘西故地，踏上桑植洪家关热土，一种清新肃静的气氛扑面而来。贺龙故居游人络绎不绝，贺龙纪念馆、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内红色故事代代传颂，湘西大地的青山绿水之间，依旧流传着贺龙与卢冬生并肩战斗、同心报国的红色佳话。湘潭故土养育出忠勇义士，湘西沃土见证二人烽火情深，两地血脉相融，红色文化一脉相承。

卢冬生出身贫苦，坚毅勇敢，机智灵活，从湘潭放牛娃起步，追随贺龙一路披荆斩棘、叱咤风云，以赤胆忠心铸就戎马生涯，用热血青春践行革命信仰。他与贺龙之间超越上下级、胜过亲兄弟的深情厚谊，历经生死考验，跨越历史长河，成为革命年代最为动人的精神缩影。

岁月无言，英魂不朽。卢冬生烈士短暂而璀璨的一生，镌刻着忠诚无畏、坚守初心、舍身报国的崇高信仰；贺龙元帅重情重义、念旧怀恩、体恤英烈家属的赤诚之心，为后世树立了精神标杆。昔日贺龙腰间的锋利战刀，虽已入鞘沉寂，但其身上彰显的革命精神、家国情怀与赤诚大义，如同武陵山脉的习习清风，如同湘楚大地的奔腾江河，生生不息，代代流传，永远激励着后来人铭记红色历史，传承革命薪火，坚守初心、砥砺前行。

下午4时许，我们走出贺龙纪念馆，天上雨停了，天空放晴了，踏上风雨桥，俯瞰贺龙河的滔滔流水，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令人感慨万千。元帅功勋历历在目，英烈精神千古不朽；贺龙与卢冬生的革命情谊感人肺腑，令人永生难忘。千言万言化作一首七律，我低声吟咏：

烟雨洪关景物殊，元勋府里客相趋。

腰刀曾护千秋业，忠骨何妨万里途。

烽火长征甘断后，英雄碧血早捐躯。

怅然壁上无遗影，冀补丹青耀五湖。

写于2026年5月21—22日

5月28日修改

2023年5月15日，卢乾和大校（中）回乡省亲时与作者（右）等合影。

[1] 《贺龙传》编写组. 贺龙传[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2]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3] 湖南党史研究室. 湘鄂西苏区革命人物传略·卢冬生篇[M]. 湖南人民出版社

[4]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松江军区革命英烈纪实[M]

[5] 陈赓日记. 早年革命交往与湘籍革命志士往事[M]

[6] 人民网党史频道. 红军骁将卢冬生生平事迹考证资料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编委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一、二、三卷）[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8] 全国“双百”评选活动组委会.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事迹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卢乾和提供的口碑资料（卢冬生家世，拜访薛明情况）.

2026年5月19日，湘潭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开展“重走长征路，贺龙故里行”红色研学活动时合影。前排左十为会长苏国军、左九为党支部书记杨铁桥、左十一为作者赵志超。

2026年5月19日，作者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参观时留影。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曾任湘潭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副秘书长、二级巡视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湘潭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吃在湘潭》《味蕾上的湘潭》《云湖钩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