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阜敏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儿童文学作为培育下一代生态意识的重要载体，其生态内涵的挖掘与阐释显得尤为迫切。知名文艺评论家、作家马忠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一书，以系统的理论建构、丰富的文本分析和鲜明的问题意识，为生态儿童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堪称该领域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

长期以来，国内生态儿童文学研究始终存在“碎片化”困境——大量成果停留在单篇文本解读或作家个案分析层面，缺乏对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建构。正如书中尖锐指出的：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理论著作虽数量可观，但真正以“生态儿童文学”为独立研究对象的专著凤毛麟角，这种理论滞后性与蓬勃发展的创作实践形成鲜明反差。马忠的这部著作，首次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对中国当代生态儿童文学进行“全景式扫描”，其理论框架的系统性体现在三重维度：

一是概念谱系的精密梳理与边界重构。作者突破传统儿童文学研究的二元划分，率先厘清“生态儿童文学”与“环保主题儿童文学”的本质差异：前者并非简单的环保知识传导，而是以“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哲学基底，通过文学叙事重构儿童与自然的认知关系。书中创新性地提出“生态意识三维度”——包括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意识、对生命平等的伦理意识、对代际公平的责任意识，并以此为坐标，将《熊猫王》《黑鹤》等经典文本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使模糊的研究对象获得清晰的学术定位。

二是跨学科理论的本土化融合实践。在方法论层面，作者巧妙打通生态批评、儿童发展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壁垒：既援引利奥波德“大地伦理”理论阐释自然价值重构，又借助皮亚杰“前运算阶段”认知特征，论证儿童文学中“万物有灵”叙事的心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书中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从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伦理推演，到道家“复得返自然”的生命哲学，最终在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中找到文化落脚点，形成“西方理论框架—中国文化基因—当代创作实践”的闭环论证。

三是历史脉络与逻辑结构的双重建构。不同于常见的断代研究，本书以“理论演进—创作流变—价值转型”为主线，构建起时空交织的研究网络。在纵向维度上，梳理了从20世纪80年代郑文光《神翼》的科学启蒙，到新世纪沈石溪动物小说的生态伦理转向，再到英娃《住在树上的男爵》的都市生态书写，清晰呈现中国生态儿童文学的“三阶段进化史”；在横向维度上，通过对“自然语义空间”“儿童主体意识”等核心范畴的分层解析，将散点式的文本批评升华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这种“史论结合”的架构极大提升了研究的学术厚度。

该书的开拓性，更在于突破了传统生态文学研究“成人视角中心”的局限，以“儿童本位”为核心支点，重新发现并激活了生态儿童文学文本的独特价值。马忠深刻洞察到儿童与自然之间“原初的和谐性”——正如书中引用朱自强所言，“儿童与大自然有着原初的统一与融合，这种‘我—你’关系如同古希腊初民对自然的感知”，这种天然联结构成了生态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生态文学的本质特征：它并非通过理性说教传递环保知识，而是借助儿童特有的“泛灵思维”与“感性认知”，在文学构筑的自然世界中培育生态智慧。

    其一，解码“童言知世”的生态语义体系。书中创造性地提出“自然语义空间”概念，揭示儿童文学如何通过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叙事策略，搭建起人与自然对话的桥梁。例如对金波儿童诗的解读，作者敏锐捕捉到“太阳有翅膀”“雪花盖麦苗”等意象背后的生态密码：儿童并非以“认知主体”审视自然，而是以“共生者”身份与万物共情。这种“拟人化叙事”绝非简单的文学技巧，而是儿童将自然纳入“生命共同体”的本能表达——正如《蝴蝶蝴蝶你找谁》中，孩子对摘花行为的天然谴责，实则蕴含着“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雏形。

书中进一步指出，优秀的生态儿童文学始终保持对“儿童语言逻辑”的尊重。如分析何腾江《自然里的文学课》时，特别强调其“童年经验的在场性”：作者以“蹲在村道观察屎壳郎运粪球”的记忆为切口，用“蜘蛛织网像搭帐篷”“蒲公英种子是小伞兵”等儿童化表达，将生物学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故事。这种叙事既避免了成人视角的“知识灌输”，又让儿童在熟悉的经验中自然领悟“生物链”“共生关系”等生态原理，实现了“认知—情感—行动”的有机统一。

    其二，文本分析中的“儿童生态智慧”发掘。在具体作品解读中，该书展现出对儿童思维特质的精准把握，跳出了“用成人标准评判儿童文本”的误区。以对《勐宝小象》的剖析为例，作者没有停留在“人象和谐”的表层主题，而是深入“小树精小蛮”的视角结构：这个“认识100种野菜、能和蜗牛对话”的森林精灵，其行为逻辑完全遵循儿童的“共情本能”——帮幼鸟归巢、为大象挠痒、因老象被困而落泪。这种叙事并非简单的“童话想象”，而是儿童“以己度物”的生命感知方式：当小蛮将大象视为“会打喷嚏的朋友”，当她用“给树松绑”的方式表达关爱时，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智慧已悄然生成。

同样，对《鹭舞红树林》的解读聚焦于少年陈涛涛的“生态成长”：从初见红树林时的“敬畏好奇”，到目睹台风灾害后的“行动觉醒”，再到参与育苗时的“责任担当”，其转变动力并非成人的说教，而是源于“看到白鹭无家可归时的难过”“发现招潮蟹被捕时的愤怒”等直接情感体验。书中敏锐指出，这种“情感驱动的生态意识”正是儿童文学的独特优势——它让生态保护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需求”，正如陈涛涛最终领悟的“红树林不是风景，是和我们一起呼吸的家人”，这种认知恰是儿童对“生命共同体”最本真的理解。

其三，重构“儿童本位”的生态教育观。通过对大量文本的梳理，该书最终确立了生态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不是让儿童“接受成人的生态观念”，而是保护并引导其天生的“生态感知力”。书中批判了部分作品将儿童视为“环保宣传对象”的倾向——如机械植入“不乱扔垃圾”等教条，反而消解了儿童与自然的天然联结。与之相对，沈石溪动物小说中“狼的温情”、英娃童话里“会说话的穿山甲”，其成功正在于尊重儿童“万物有灵”的认知特点，让生态伦理在“故事共情”中自然生长。

这种“儿童本位”的生态教育观，在对“生态人格培育”的论述中达到深化：作者强调，儿童文学的使命不是塑造“环保卫士”，而是守护“能为蝴蝶折翼而心痛”的柔软心灵。当《我只是一只小鸟》中的童声唱道“我不爱装模作样，也不愿到处炫耀”，当《草帽》里的孩子把阳光“请进小洞洞”时，一种尊重生命、顺应自然的生态人格已在诗意中悄然成形。这种“润物无声”的培育方式，远比口号式的“环保教育”更具生命力，也正是生态儿童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该书的文本解读始终贯穿着一个深刻洞见：儿童天生具有“生态智慧”，生态儿童文学的真谛，在于不破坏这份本真，并用文学的方式将其引导、升华。这种认知不仅为文本分析提供了全新视角，更重塑了人们对“儿童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当儿童文学真正以儿童的眼睛看自然、以儿童的心灵感生命时，它所培育的，将是一代人“与万物共生”的生命底色。

作为一部扎根创作现场、兼具学术锐度与现实关怀的著作，该书的开拓意义更在于突破“纯理论阐释”的局限，直面中国生态儿童文学创作的痛点与瓶颈，并以建设性视野勾勒出未来发展的清晰路径。马忠既肯定了新世纪以来生态儿童文学在题材广度（从森林到海洋、从陆地动物到微生物）、理念深度（从“环保宣传”到“生态伦理”）上的显著进步，更以“手术刀式”的精准批判，揭示了创作中亟待突破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直击创作痼疾：从“观念先行”到“类型固化”。书中尖锐指出，当前部分作品仍未摆脱“工具化叙事”的窠臼：为传递“保护自然”的理念，刻意设置“环保英雄”与“破坏者”的二元对立，如某部森林题材小说中，护林员形象完美无缺，而伐木商人则被脸谱化为“贪婪的反派”。这种简化的叙事逻辑不仅削弱了文学的复杂性，更将生态问题降维为“好人vs坏人”的道德判断，难以引导儿童理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类型化困局”：动物叙事占比过高，且集中于狼、豹、象等“明星物种”，对植物、微生物、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书写严重不足。书中以“草原文学”为例，指出多数作品聚焦“牧民与狼的冲突”，却鲜少关注草原鼠、鹰、牧草构成的“食物链平衡”，这种“动物主角崇拜”实则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仅以动物是否“接近人类情感”作为书写标准。此外，部分作品对“生态灾难”的描写流于表面，如将河流污染简单归因于“工厂排污”，却回避了城市化、消费主义等深层社会成因，这种“浅尝辄止的批判”难以培养儿童的系统性生态思维。

二是开辟创新路径：从“单一叙事”到“多维融合”。针对上述问题，该书提出的“破局方案”极具启发性，其核心在于打破创作的“思维定式”，构建更具包容性与深度的生态叙事体系。

跨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入是重要突破口。书中以《追梦珊瑚》为例，肯定其将海洋生物学知识（珊瑚虫与虫黄藻的共生关系）与文学叙事结合的尝试——当小主人公通过显微镜观察珊瑚白化过程时，“生态平衡”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可感知的生命故事。作者强调，生态儿童文学应避免“科普硬植入”，而是像湘女《勐宝小象》那样，将象群迁徙规律、雨林植物特性融入“小树精的探险”，让知识成为叙事的“隐形骨架”而非“显性标签”。

社会视角的多元化拓展同样关键。书中倡导跳出“荒野叙事”的单一框架，关注“城市生态”“乡村变迁”等现实议题。如对薛涛《桦皮船》的解读中，特别肯定其对“传统狩猎文化与现代生态保护冲突”的书写——鄂伦春少年对“桦皮船”的珍视与对“禁猎令”的困惑，折射出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复杂关系。这种“不回避矛盾”的叙事，远比“一刀切的环保说教”更能培养儿童的辩证思维。

融媒体传播的创新实践为生态儿童文学打开了新空间。书中指出，在短视频、互动绘本等新媒介形态下，生态叙事可突破文字局限：如将《鹭舞红树林》改编为“AR绘本”，儿童扫描插图即可看到红树林从幼苗到成林的生长过程；或借鉴“跨媒介叙事”，用动画短片补充小说中“招潮蟹繁殖”的细节。这种“多感官体验”不仅契合儿童的认知特点，更能让“生态系统”从“文字描述”变为“可交互的生命图景”。

三是锚定终极价值：从“文学书写”到“文明培育”。该书的前瞻视野最终指向一个深刻命题：生态儿童文学的终极使命，是培育“生态人格”——一种以“生命共同体”为核心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书中强调，未来创作应超越“保护自然”的表层目标，引导儿童理解“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通过《东江谣》中“孩子监测水质、参与河流治理”的叙事，让儿童意识到自己既是生态问题的“见证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参与者”；通过《千鸟谷追踪》中“鸟类迁徙与气候变化的关联”，培养其“全局思维”。

这种“人格培育”的导向，将生态儿童文学的价值从“文学范畴”拓展至“文明建设”的高度。正如书中所言：“当儿童在故事中学会‘倾听树的呼吸’‘理解雨的旅程’，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保护环境’的种子，更是一种与世界和谐共处的生命态度。”这种定位超越了“工具理性”，回归了儿童文学“培育完整的人”的本质追求。

从批判痼疾到构建路径，该书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部“研究著作”，更是一份写给创作者的“行动指南”。当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关乎人类未来的核心议题，这样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智慧的著作，无疑为中国生态儿童文学的“提质升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综上言之，从理论建构到文本解读，从历史梳理到未来展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以扎实的学理、开阔的视野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为生态儿童文学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它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儿童文学在生态教育中的独特价值，更启示我们：培育下一代的生态意识，需要从尊重儿童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开始，让文学成为架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桥梁。这部著作的问世，无疑将推动生态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走向更深入、更广阔的天地。

2025.7.韶关学院景行苑

（原载《儿童文学研究与推广》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