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千秋

——山东博物馆瞻礼记

张兴源

    齐鲁四月，春意如酒，既醇且厚。我从延河之畔的黄土高坡走来，行囊里带着陕北的干燥与尘土，心中装着一份对五千年文明圣地的朝圣之心，一步一步踏入这孔孟之乡和礼乐之邦。齐鲁大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所承载的，不惟泰山之巍峨、黄河之奔涌，更有着贯穿数千年而不绝的文脉与灵魂。而我，一个延安的写作者，将那一颗敬畏与期待的心，深藏于这一方水土的春风里。

    说到“朝圣”，或许有些言重了。但我确确实实有一种朝圣般的心境。我书房的灯下，不知多少个夜晚都被齐鲁大地上的名字照亮——孔丘、孟轲、管仲、晏婴、孙武、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这群星般璀璨的名字，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仰望的光。陕北的窑洞与山东的泰山，隔着千里山川，但文化的根脉，将这片土地与那片土地，牢牢地扭结在了一起。延安有宝塔山，齐鲁有泰山；延安有黄帝陵，齐鲁有孔庙。我不是来寻找异乡的风光，我是来认祖归宗——不是血脉的宗，而是文脉的宗。

一

    山东博物馆就矗立在济南经十路上。当我站在这座宏伟建筑之前，目光顺着那雄浑线条向上仰望，内心不由升起一种庄严之感。建筑是砖石的史书，而山东博物馆这座建筑，本身就可视为一部石雕般的典籍。它的外观吸收了泰山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双重精髓，方正稳重之间透露出一种雍容华贵的气度。

    中国有句古话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东人兼得山水之仁智——东临黄海渤海，西接中原腹地，南望江淮平原，北枕燕赵大地。这样的地理位置，塑造了齐鲁文化包容万象的胸怀。而山东博物馆，恰是这万千气象的缩影。馆藏十五万余件（套）文物，其中一级文物三千四百余件，从史前到明清，完整地串起了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璀璨长链。这是何等的分量！厚厚的历史沉淀，全在这座殿堂里汇聚，安静而谦和地等待来自海内外各地的访客。

    踏进大门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参观过的延安博物馆。陕北高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但山东博物院的藏品之丰富、脉络之完整，却又是另一番气象。延安的文物，多以红色革命为主题，那是“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激情；山东的文物，则贯穿史前至明清七八千年，那是“薪火相传”的文明画卷。两者各有格局，各自峥嵘。我一边想，一边信步走进一楼大厅，豁然开朗的穹顶将阳光透射下来，整个空间里涌动着一股气息，仿佛整部中华史在鼻腔深处弥散开来。

二

    我首先走进的是“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的展厅。这个展览分为史前、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板块，像一部宏大的编年史，沿着时间之轴缓缓铺展开来。踏入史前展厅的瞬间，时间仿佛被劈开了一道裂缝。四千年前的、五千年前的、六七千年前的生命痕迹，在灯光下散发着泥土和远古的芬芳。

    最先抓住我目光的，是一个红陶兽形壶。

    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一刻的感受。延安也有陶器——陕北的彩陶，线条粗犷，格调朴拙，与黄土高原的自然风貌浑然一体。但眼前的这只陶壶，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想。它高二十一点六厘米，呈站立的小猪形状，圆面耸耳、拱鼻张口，四肢粗壮、短尾上翘，背部有一个弧形的提手。它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幼崽，随时就要迈开脚步前行，又像一位默默蹲伏的守望者，在此一守，就是五千年。

    我站在玻璃展柜前，久久没有挪动。

    这是一只大汶口文化的陶壶。五千多年前，黄河流域下游的这片沃土上，一群先民烧制了它。五千多年后，一个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来到这里，与他们对视。他们是谁？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穿什么衣服？他们用什么语言交谈？这些我都不得而知。但通过这只陶壶，我分明感受到他们手掌的温度，看到他们运思时微微蹙起的眉头。四足立起可供加热，用于温煮酒水，腹部鼓起容纳——它不只是艺术品，更是实用的器物，是先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形神兼备的创造，大汶口文化独有，在中国史前陶器中也堪称独特的存在。

    从红陶兽形壶移步不远，便是“蛋壳黑陶杯”。这又是另一种震撼。如果说红陶兽形壶是“生动”，那么蛋壳黑陶杯便是“精绝”。它薄如蛋壳，掂之若无物，通体黝黑，光洁如镜，表面有着精致的镂空纹饰。这是龙山文化晚期的杰作，距今大约四千多年。四千多年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器物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巅峰，有“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之说。可是这个“纸”，是今天的纸，还是四千多年前的纸？没有人知道。知道的只是，四千多年前的工匠，已经掌握了极为高超的轮制技术和窑温控制技术。他们手中的泥巴，被塑造成了令今人都望尘莫及的奇迹。

    我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读过的一本书，是关于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一个作家的道路》。书中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真正的艺术，诞生于最艰苦的劳动与最虔诚的心灵。这几千年前的蛋壳黑陶杯，不正是此言最生动注脚么？那些匠人们，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没有精密仪器，有的只是一双手、一颗心，以及日复一日的反复琢磨。他们用近乎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最终成就了这一件件令后世仰望的杰作。

三

    沿着展线徐徐而行，我来到商周展厅——青铜器，这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声音。

    陕北高原上也出土过青铜器——陕西北部地区属于北方青铜文化圈的一部分，其青铜器以兵器、马具、动物纹饰牌饰为主，风格剽悍，充满游牧民族的雄健气息。我曾多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流连那些獠牙狰狞的青铜钺和线条古拙的兽纹戈，那是另一种雄浑与苍凉。可眼前的青铜器，却是另一种气度。

    亚丑钺。这是商末周初的一件青铜钺，钺身巨大，透雕人面纹，双目圆睁，龇牙咧嘴，狰狞中透着狞厉之美。有学者考证，“亚丑”二字应当是某个部族的族徽铭文。它是一种仪仗兵器，代表了执掌征伐的权力与威严。我在它面前站了很久。不是害怕，而是一种面对权力与生死时的肃穆感——那些年，挥舞过这把钺的主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威严与气魄？他们发号施令的时候，可曾想到几千几百年后，这个器物会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里，接受后世子孙的瞻仰？

    还有颂簋，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器身上铸有铭文一百五十二字，记载了周王册命颂的经过。整个器物的纹饰繁缛而规整，充满着仪式感和等级感。但我看着这些铭文——虽然不能完全认得这些古文字，却能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庄重与虔诚。册命制度是周代礼乐制度的核心之一，它以“铭者自名”的方式，将个人对天子的忠诚刻于青铜之上，借以传诸不朽。这是一种多么虔诚的信仰！它不追求个人的肉体永生，而是寄望于家族的千秋万代、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商周展厅的尽头，有一面墙壁专门展示甲骨文——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残片。这些乌龟的腹甲、牛马的肩胛骨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文字。我凑近玻璃细看，有的字形肥硕，有的线条纤细，但无不透露着一种古老和欹侧的美感。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商王占卜的实录，也是殷商王朝的“档案”。穿越过三千多年的风雨雷电、烽火连天，这些骨片依旧完好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什么是“不灭的精神”？这就是不灭的精神。文字诞生之初，便已决定了它是一个民族最坚硬的内核。文字不死，则文明不灭。

四

    忽然，一个惊雷般的发现，让我的脚步停滞不前——那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竹简。

    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这批珍贵的竹简。它们在地下湮没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重见天日。我站在展柜前，看着那些细长的竹片上密密麻麻的墨书字迹，心中一阵激荡。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每一个中国读书人都烂熟于胸的名句，没想到今天可以直面其数千年前的原始形态。这是一种精神的溯源，是一次思想的朝圣。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时家境贫寒，那时候能读到《孙子兵法》，简直是一种奢望。一本薄薄的《孙子兵法》小册子，我翻来覆去读了不下几十遍。今天，我面对面地看着一千七百多年前书写成的原始文献，仿佛穿越千载，与古人直接对晤。我脑海中浮现的，不单是运筹帷幄的决胜千里，更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面对战争与灾难时的睿智与坚强。《孙子兵法》的核心，不是征伐杀戮，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穷兵黩武，而是“慎战”与“全胜”。这种思想的高度，已经超越了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智慧宝库。

    这些竹简上的文字，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湮灭，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腐朽。它们用一撇一捺、一横一竖，记录了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思索、最坚不可摧的精神内核。这是中国贡献给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智慧之一，也是山东这片土地上出土的最闪耀的文化瑰宝之一。

五

    我在山东博物馆的展厅里徘徊了整整一天。

    还有一些展品同样令人难忘。鲁国大玉璧——战国时期的随葬礼玉，周径三十二点八厘米，孔径十一点六厘米，玉质温润，纹饰精美，是鲁国贵族的身份象征。我站在它面前，不自觉地想到了陕北墓葬出土的玉器。陕北出土的玉器多为齐家文化、龙山文化时代的玉琮、玉璧、玉刀等，器型较大，制作古朴，体现着黄河流域上游先民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崇拜。而鲁国的玉璧则更加精细规整，体现着礼制的成熟与完善。一在西，一在东，同一片黄土地上，孕育出两种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玉文化。它们就像黄河上游与中下游的两个支流，最终汇入同一个中华文明的大海。

    还有东平汉墓壁画。这组汉代彩绘壁画距今大约两千年，色彩依然鲜艳，描绘着汉代贵族的生活、宴饮、乐舞场景，以及古人对升仙的想象。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时的山东大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齐鲁之士在朝堂与边塞之间纵横捭阖，为实现“大一统”的帝国理想贡献力量。这些画面定格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百态，也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知到汉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精髓。

    明清展区还有郑板桥的《双松图轴》，笔墨遒劲，风骨凛然，板桥先生“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精神气度跃然纸上，这位县令画家以水墨丹青弹奏民间疾苦声，正是在山东范县和潍县任上达到艺术巅峰。山东这片土地不仅培育了他，更成就了他。

    此外，一件九旒冕也引起我的好奇。这是明初亲王冕冠的实物，是我国现存唯一一件保存完好的明初亲王冕冠实物，九串旒珠垂挂前后。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到了明朝藩王出入王府的威仪。这些冕冠，不仅仅是一件服饰，更是一个王朝等级秩序的象征，是一个皇朝“明尊卑、别上下”的礼法符号。

六

    我忽然开始思索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化大省”的底蕴？

    在陕北的时候，我理解的“文化底蕴”往往是纵深的、历史的、典籍的。孔孟思想、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这些构成了齐鲁文化的主干。是的，这些都不假。但今天，在山东博物馆，我的理解被彻底改写了。

    文化大省的底蕴，首先是“承”——承接数千年不绝的文脉，承接先民们的智慧与创造。山东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谱系，从史前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商周时期的海岱青铜文明，再到秦汉大一统时代和宋元明清，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地踩在历史的车辙上，从未中断。这是何等的幸运，又是何等的责任！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积淀，就像一坛窖藏数千年的陈酿，浓烈、醇厚，令每一个品尝的人沉醉其中。

    其次是“化”——消化吸收，融会贯通。齐鲁文化从来不是孤立的、排外的。恰好相反，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一种兼容并包的气魄。东夷文明与华夏文明的交融，齐文化之重商开放与鲁文化之崇礼敦厚的互补，造就了齐鲁文化的大气与从容。稷下学宫包容百家争鸣，汉代的山东融合南北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接纳西域佛教艺术，隋唐时期的山东引进中亚与西亚文化……这种不断地“化”——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使山东的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新生的活力。

    然后就是“创”——创造与创新，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哪一件不是创新的产物？大汶口先民烧制红陶兽形壶，是将实用与审美创新结合的典范；龙山文化的匠人创制蛋壳黑陶，是制陶工艺的创新巅峰；孔子的儒学创新，是“温故而知新”，将周代的礼乐传统升华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是思想的创新；竹简上的兵学，是军事理论的创新。文化，它不是一个僵硬的化石，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有机体。它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只有这样，文明的火炬才能一代代传下去，永远不灭。

七

    不知不觉，日已西斜。春日的济南，夕阳给整个城市镀上一层金黄的光晕。我站在山东博物馆的门前，久久不愿离去。看着行人来来往往，看着这座壮阔的建筑迎着余晖静默不语，我忽然觉得，它像一块巨大的活字印刷的模板，上面铸满了中华文明的方块字，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掷地有声。

    山东博物馆，你不只是山东的，你也是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你沉静地端坐在那里，不喧哗，不张扬，但你无言胜有声。你用数万件文物讲述一段又一段故事，以远古之声启示现世之人，让我们时刻铭记：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脉，即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写到此处，夜幕已深。窗外枣园路上的灯影轻轻摇曳，像一条流淌的光河。我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来走到书架前。那一排排精装的史书、杂册、线装古籍，一如山东博物馆里的陈列——安静，而充满力量。夜色如海，我仿佛听到，海岱之间那一声声清越的回响。它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从遥远的东方，叩响我延安敞亮的玻璃窗。而我，一个赤诚的笔耕者，唯有将此刻心潮化为这些墨痕，方不负这隔世千年的文化相约。

                2026年5月中旬初稿于山东青岛，5月底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