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即“以人化文，以文化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人化”即“以人化文”，是按人的方式改变、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即“以文化人”，是用改造世界的成果来培养人、装备人、提高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人化”是前提，没有人对世界的创造与赋能，就不会产生文化。“化人”是归宿，文化最终的价值，是服务于人、培育人。“人化”与“化人”循环递进，人创造文化→文化教化人→被教化的人再创造更高阶的文化，生生不息。文化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化），又是滋养培育人类的力量（化人）。

      在当今社会中，更加注重“化人”，并以此推动“人化”，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那么，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怎么做呢？或许可以在文化之源、之本、之因、之蕴、之脉、之根、之魂、之力、之光上找到答案。

      文化之源。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也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到底源自哪里？研究表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源自本土，其源有三。一是“地源”——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黄河文化既有史前时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类型，还有象征中华民族远古先民的三皇、五帝等。长江文化在文化体系上属中国南方文化体系，以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主体，包含滇文化、黔文化、赣文化、闽文化、淮南文化、岭南文化。草原文化以游牧文化为主体，即原生文化。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是草原文化发祥地，不但分布有许多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认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二是“史源”——炎黄文化。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司马迁在《史记》中，从黄帝开篇叙述中华历史。炎黄时代距今5000多年，这也是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的历史渊源。黄帝被奉为“人文始祖”，曾令仓颉创造文字，让隶首创造算术，让大挠创造甲子干支历法，让伶伦创造乐律，并亲自与岐柏、雷公讨论，创造了医学。依据于右任先生的《黄帝功德纪》一书介绍，黄帝一生的发明创造涉及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20个方面。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祭黄帝陵文》，这样歌颂始祖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三是“典源”——《易经》。从伏羲到三皇五帝，再经过西周、东周，历数几千年，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以易经为起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相关考证，易经诞生于3000年前，从伏羲八卦算起，其起源最少也有七八千年的历史。《易经》是中华文化最古老、最系统、最厚重的典籍，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文文化的基础，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文化之本。文化即是“人化”，文化的功能是“化人”。文化是人化和化人、以“人文”“化成天下”的过程,即人文化成。人是文化之本，“人之本”为身，身不在，人之不复存在。文化之本，本在“三身”。一是“安身”。所谓“安身”，就是使自身安下身来，有正当的事业可做。“身”是人的行为践履，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脱离人的生活世界，精神安顿是与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文化侧重于人和社会问题的探讨，解决“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所谓“立命”，就是精神有所寄托，对人生使命、命运的真切认知，知道这一生能干什么，该干什么，而去踏实地去做好该做的事业，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追求境界上的提升。这种内在超越，完全靠自己努力，“我欲仁斯仁至矣”。实质上，安身立命所要寻求的是人的心灵的安顿，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体认，生命的意义是高于生命本身的。二是“修身”。《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并把它作为教育八目之一。认为修身的过程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由此通过“反省内求”的方法，使个人的行为同道德建设相吻合。三是“养身”。养身即养生，保养身体，生发活力。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创造了有关养护身体的生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集中华民族数千年养生文化于一身的养生之道。《淮南子》认为，养生就是“体道”：“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养生的要义是做到形、神、气三位一体：“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养生顺其自然，讲究“天人合一”，既不可违背自然规律，同时也要重视人与社会的统一协调性。

      文化之因。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华精神传承和中华民族印记。一是“向上。《易·乾》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着自强不息的动力、积极进取的态度、奋发有为的状态、迎难而上的勇气。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二是“向善”。人之初，性本善。善是人心所向，它基于全体人类的价值取向，人类的共同意志。正如孟子所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三是“向心”。心，人心也。向心的目标和结果是安心。《墨子·亲士》有论：“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做事安分守己，做人但求心安。安居、安份、安心的问题是重要的哲学文化命题。四是“向成”。人的成功，一方面，尽自成之事，行大成之功。《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朱熹说：“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另一方面，成人之美，美自心成。如《论语·颜渊》所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亦如朱熹集注曰：“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人与人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促互补、共同发展。

      文化之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其蕴积久。一是“尚德”。中华文化以德润心，以德化人。《道德经》注重从道这一本源上探讨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德的样态，是随着道而转移和改变的，是道的显现。亦如《韩非子·解老》所说：“德者，道之功也。”这里的“德”是人格内化的，是潜蓄而不著于外的。《论语》立足于德来叙述其对言行要求，做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大学》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二是“执中”。 谓持中庸之道，无过与不及。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的“五美”之说实际上也是讲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何为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强调君子应以中庸为行动指针，以中道行事。“中庸”就是合宜的分寸、合宜的“度”，恰到好处，收放恰宜，凡事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三是“自主”。中国文化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以文字为例，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从文学艺术上看，中国文学艺术自成一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既不同于《梨俱吠陀》、《伊利亚特》那种近于小说、戏剧的叙事诗和史诗，也不同于《希伯来诗》那种歌唱人生与宗教的抒情诗，而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诗。从哲学上看，中国哲学也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体系。如先秦两汉提出的阴与阳、天与人、名与实、常与变，矛盾观中的一与二，人性论中的善与恶。四是“贵和”。“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即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这里，“同”指的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则意味着有差别的统一。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把“礼之用，和为贵”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提倡“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文化之脉。文化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的血脉贯通着、形成着、推进着文化的常态，并实现着新的文化常态。一是“常序”。“春秋递运，时岁之常序。”常序成就文化，乱序危及文化。做事的常序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待人的常序是，“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二是“常俗”。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常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种类繁多，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它；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三是“常规”。文化应该是约定俗成的经久不息的而又得到人们认可的常规性的主流的东西。常规做到极致就是创新，把创新做成常规就是文化。自觉遵守常规，养成良好习惯，失败不容易；没有好习惯，成功不容易。四是“常理”。常理是一种文化纵贯线。“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万物有常逝于生，生灵无常生于忘。在法律上，常理推定要符合常人理性。在情感上，回归常理的呼唤。当常人、讲常理、用常情，要求有一颗平常心。

      文化之根。中华文化，根在中华人，根系“三生”。一是生命。人的生命是一个二元复合结构，包括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两个方面。自然生命是生命的物质实体，也就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它是生命的“硬件”。文化生命是生命的精神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知、情、意、爱等人文素养，它是生命的“软件”。完整意义的人，就是这两方面的统一。没有自然生命，生命无从谈起；没有文化生命，人只是物种上的一个类，不是真正意义的人。二是生存。人的生存不仅需要自然空间，而且需要社会空间。这两者组合为生存环境。人在具体生存环境中创造了文化。文化乃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生存环境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是人与生存环境矛盾运动的精神积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称作中国生存文化，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人，文化奠定了人的生存属性。三是生活。生活是比生存更高层面的一种状态，也是人生的一种乐观的态度。文化要有生活，没有生活的文化是没有根的。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最终是表达一种生活方式和美感，它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让生活更有文化，让文化更好的渗透生活”，这是文化之美，亦是生活之美。

      文化之魂。“国民之魂，文以化之；文化之魂，文以铸之。灵魂，与自然法则融为一体而永存。文化之魂，魂在“道法自然”。所谓文以明道、文以通道、文以载道。道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道生万物，道于万事万物中，又以百态存于自然。一是“天道”。即宇宙方面的“道”，运作永恒一切的道，是万物的规则、万物的道理，我们称之为自然法则。如四时之通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躔次。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繟然而善谋。二是“地道”。即大地的特征和规律，意指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易•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所谓地道思想，就是号召人们向自然学习，积极参与天地化育、造福人类的思想。三是“人道”。即伦理法则，是人的性情和人性的变化规律，是一种对做人基本价值的追求，是人是否还称得起为人的底线。《礼记》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所谓爱亲敬长，父慈子孝是人道也。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道必须符合天道，人心合天心。

      文化之力。文化是一种力量，是具有一种战略级别的力量。中华文化“四力”著世。一是生命力。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中华文化不仅在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顽强的传承下来，而且经历了无数个后人继承前人又发展前人，虚心学习前人又丰富前人，依据时代需求又超越前人，这样一个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接力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发展和创新。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定，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二是包容力。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大乃久。文化上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就是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睦相处；兼收并蓄,就是能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成分，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像季羡林先生所说那样既拿来又送去，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把自己的好东西送去，这叫做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结合。三是凝聚力。中华文化因其先进性、民族性、稳定而有序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四是影响力。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注意,引起了中华文化热。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6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273个孔子课堂。在孔子学院的推动下，汉语热席卷全球。俄罗斯和法国分别举办的“汉语年”活动更将汉语热推向新高潮。孔子还被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的第一位，被认为是开创人类理性认识的世界第一人。

      文化之光。中华文化的光辉光芒映在心中，中华文化的光线光路行在心中。一是“文化信仰”之光。信仰是内心的光，它照亮了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中国人内心有着对中华文化的信仰，这源于我们骨子里有着对某种主流文化的依托。如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的思想原则、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的世界愿景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身取义”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等，这些无一不是深深刻在国人骨子里的信仰之光。二是“文化时代”之光。文化的存在是时代性的，任何一种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文化内容，都存在于具体的时代之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要求和文化特色。文化的创造是时代性的，每一个时代都在不断创造着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内容，使得人类文化不断累积、保存而日趋丰富。继承传统、拥有现在的中国文化，绽放着时代的光芒。三是“文化梦想”之光。中华文化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再现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舞台上的卓越贡献和重要地位，而且更深层次的则是要实现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复兴。“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它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的基本特征，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和谐安宁，没有战争。这种状态称为“世界大同”，即“大同世界”。21世纪的中国，正在利用自身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影响着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