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家族英才辈出的底层逻辑

作者：林居正

在中国的千年望族中，钱氏家族无疑是一个独特而耀眼的存在。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王钱镠，到现代科学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再到钱穆、钱锺书、钱正英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人物，钱氏家族英才辈出、绵延千年而不绝。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密码。

钱氏家族的辉煌，始于吴越国开创者钱镠。唐末乱世，钱镠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占据两浙之地，建立吴越国。与其他割据诸侯不同，钱镠虽自立为王，却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保境安民，不兴刀兵。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奖励垦荒，发展农桑；平息藩镇战乱，维护两浙安宁。在他的治理下，原本饱受战火蹂躏的两浙地区逐渐成为富庶安宁的乐土。

钱镠之后，第二代吴越国王钱元瓘继承父志，在位十年间奉行“保境安民”国策，使两浙地区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他还积极发展对外交流，与日本、朝鲜半岛的古国建立了友好往来。第三代吴越国王钱弘佐在位七年，继续维持地区的繁荣稳定。其后，钱弘倧、钱弘俶相继即位，形成了钱氏“三代五王”的治世局面。

末代吴越国王钱弘俶继承了祖先留下的繁荣，更继承了祖先留下的遗训，对中原王朝贡奉之勤，海内罕有其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北宋统一大势已成，钱弘俶审时度势，主动献地归宋，避免了战火之灾祸，保全了苍生百姓。这一决定，使两浙百姓免于战火涂炭，为钱氏家族积攒了巨大的福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宁德霍童山支提寺是由吴越国王钱弘俶于宋开宝四年（971年）敕建，初名“华严禅寺”，是其崇佛兴寺政策的重要体现。‌‌据记载，‌钱弘俶‌在位期间，‌听闻宁德霍童山为《华严经》所载天冠菩萨道场，遂命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南下开山建寺，太平兴国元年（976年）落成。在寺成后赐额“‌华严禅寺‌”，并从杭州运来‌千尊铁铸天冠菩萨像‌，设五千僧大法会，委灵隐寺副寺主辩隆任住持，彰显吴越国对华严信仰的推崇。

当然，钱弘俶以“纳土归宋”保境安民著称，一生笃信佛教、广建寺塔（如杭州雷峰塔、六和塔），支提寺乃其晚年（宋初）延续吴越佛教传统的关键工程，虽原物多毁于宋元战火，但文献与寺志均确载其创寺之功。‌‌

“三代五王”的功绩彪炳史册，他们以仁政治国，以德行化民，为钱氏家族奠定了深厚的精神底蕴和道德根基。这种“立功、立德、立言”的家族传统，成为后世子孙效法的典范。

如果说“三代五王”的功业是钱氏家族兴盛的“因”，那么《钱氏家训》便是家族英才辈出的“果”中之“因”。《钱氏家训》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级家训非遗项目，根本原因在于它对其他家族家训的全面超越。

中国绝大多数家族的家训，包括其他千年望族的家训，通常只涵盖个人修身、家庭伦理、社会交往三个方面。而《钱氏家训》独树一帜地增加了第四方面——国家天下。它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格养成体系。

在个人层面，家训强调“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在家庭层面，要求“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在社会层面，倡导“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而最具格局的，是国家层面的训诫：“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这四字四层的结构，使钱氏子孙从小就被置于一个家国宏大叙事的精神坐标系中。他们不仅要知道如何修身齐家，更要懂得如何心怀天下、经世济民。这种教育理念，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使钱氏后人天然具有超越个人得失、家族荣辱的家国情怀。

《钱氏家训》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在于其“起点”。钱镠及其孙钱弘俶——钱氏家训集成者，以王侯之尊，站在治理国家的层面规范子孙后代，其格局和器识自然远非普通家族可比。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钱镠和钱弘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转化为家族的基因密码。

第三个关键因素在于钱镠家族的三代五王的身体力行。他不仅立下“利在天下必谋之”的家训，更以实际行动为子孙作出了表率。尤其是钱镠王一生勤政爱民、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保护民生，临终前留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的遗训，这种超越个人权力、关怀天下苍生的胸襟，成为钱氏后人世代传承的精神财富。

当然，钱氏家族精神品格的集大成体现，便是末代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历史抉择。公元978年，面对北宋统一的大势，钱弘俶遵循祖父钱镠“度德量力而识时务”的遗训，主动将吴越国的土地、人口、财富悉数献归宋朝。

这一决策在当时看来，意味着钱氏失去了割据一方的王权富贵。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这恰恰是钱氏家族最伟大的政治智慧和精神高度的体现。它避免了战争，保全了两浙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它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它更向子孙后代传递了一个核心价值：天下苍生的福祉，绝对高于一姓一家天下的利益。

这种“舍小我、成大我”的精神气度，与《钱氏家训》中“利在天下必谋之”的理念一脉相承。钱氏家族从立族之初，就确立了一种超越普通家族的政治伦理——家族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价值观，使钱氏后人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常常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格局和担当。

纵观钱氏家族千年发展史，从钱嘉徵、钱穆、钱锺书等文史大家，到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科学巨擘，再到钱正英、钱李仁等治国栋梁，钱氏英才几乎遍布各个领域。仅海盐钱氏一支，明代嘉靖之后就有进士16人、举人40多人，钱氏宗祠墙壁上记载的功名无数。

有人曾提出质疑：学习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不利于培养高端科技人才？是否会使中国在与西方的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钱氏家族以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的成长经历，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规范，塑造了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矢志报国的情怀、淡泊名利的风骨。

钱学森曾多次表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受父母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钱伟长本是文史天才，物理只考了5分，但“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转学物理，誓言要为祖国制造飞机大炮。这种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担当，正是《钱氏家训》“利在天下必谋之”的生动体现。

钱氏家族英才辈出的底层逻辑，归根结底在于三点：一是“三代五王”以仁政治国，为家族积攒了深厚的道德福德；二是《钱氏家训》以家国情怀为核心，构建了超越时代的精神基因；三是献地归宋的历史抉择，确立了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价值取向。这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族文化生态系统。

相反地，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与“家天下”模式，最终都归于灭亡，家天下的子孙后代在灭国之时就算没有被斩草除根、消灭殆尽，也会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难得东山再起，或有井喷式英才辈出景况。

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皇权私有化将国家命运寄托于一家一姓的贤能之上，缺乏理性化的传承与权力制约机制。一旦出现继承危机或君主昏聩，中央权威便迅速崩塌。二是，统治集团围绕皇室特权形成封闭的利益格局，导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底层民众在沉重的赋税与剥削下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社会矛盾最终以暴力冲突的形式总爆发。三是，封建体制僵化保守，排斥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面对近代化浪潮的冲击时反应迟钝。四是，将天下视为一家私产的制度，无法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管理与公平分配，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千年望族不离道德，百世传承无非悲悯。《钱氏家训》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在当今这个价值多元、物欲横流的时代，重读钱氏家训，回望钱氏家族的精神轨迹，对于我们思考如何立身、如何持家、如何报国，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这或许正是千年钱氏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

林居正，笔名：海雨天风，福州人。现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凤凰网湾区观察专栏作者，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金融政策专家、学者及散文作家。曾任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副巡视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组副组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

林居正首部散文集《文心跋涉》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至今在网络上发表散文130多篇，百度可查阅40多篇。代表作《重阳节登宝胜山遐想》《绽放在天空上的精彩》《赫曦台上遐想》等多次获得金奖。

林居正散文以古典意蕴与现代哲思的交融、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深度对话为特色，形成了独特的“景载道、史明理、文融哲”的“文化哲思体”风格，被誉为“学者散文范式”，在网络上得到较广泛认可，产生了一定反响和影响。

林居正独著、合著《战略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开放与创新研究》《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战略研究》等经济金融专业著作六部，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