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华教授谈“多彩贵州的文化景观及当代发展”

5月30日上午，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贵州文化历史”专题系列讲座（二十四）在明伦堂举办，本场讲座邀请贵州文史馆朱伟华教授主讲，主题是“多彩贵州的文化景观及当代发展”，讲座以贵州历史各个时代及其重要文化现象为线索，勾勒出了贵州历史文化发展的多彩画卷。

讲座从六个层面展开：贵州简况及名称的由来、古代贵州文明遗迹、明代贵州文化遗韵、清代贵州文化成就、抗战时期贵州文化、贵州文化的独特价值及当代发展。在宏观介绍了“贵州”地理位置与名称由来之后，朱教授以历史为主线，对贵州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讨论：

贵州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古代文明遗迹。彝族黑彝在西汉前已有高度发达的易学思想，西汉易学家严遵就吸收了彝族易学思想，朱熹曾派弟子蔡季通入蜀寻得“天地自然河图”，而贵州苗绣上的图案信息更早于青铜器铭文。2012年出版的苗族史诗《亚鲁王》是内陆农耕文化的史诗代表，不同于游牧民族的三大史诗，其叙事涉及黄帝、炎帝与蚩尤之战，体现了农耕民族底层的坚韧文化，与儒家文化共融发展，构成中华农耕文明的完整根脉。

明代是贵州建省并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王阳明于正德年间谪居修文龙场，在困顿中悟得“知行合一”，修文因此被誉为“王学圣地”。同一时期以安顺为中心所形成的屯堡文化，源于洪武十四年西南屯兵制度，是明代屯兵制度历经六百余年遗存下来的具有唯一性的地域文化现象。屯堡人多为军户后裔，形成区别于汉族宗法社会的地缘社区，其建筑呈团块状村落与丁字街道，保留明代妇女服制、尖头绣花鞋与天足习俗。地戏代表了屯堡人的精神文化形态，以黑纱蒙面、武将面具、两两武打为特征，演出内容全为征战英雄故事，体现了“尚武”“唯忠”的民间意识形态，成为屯堡人自我认同与社区凝聚力的核心象征。

清代贵州文化成就以沙滩文化为杰出代表。沙滩位于遵义，黎、郑、莫三家世代以诗礼耕读传家，代表人物郑珍被誉为“西南巨儒”，莫友芝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黎庶昌为曾国藩弟子、晚清散文家，曾两度出使日本。三人合纂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莫友芝的《韵学源流》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史专著，黎庶昌在日本编纂的《古逸丛书》集考据训诂之大成。沙滩文人多为教育家，足迹遍及省内外，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卓著。此外，贵阳人李端棻首倡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支持戊戌变法，创办贵阳一中与贵州师范学校，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抗战时期，贵州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战略屏障与文化高地。1944年12月，日军止步于独山深河桥，成为抗战转折点。全省接纳内迁院校二十三所，其中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迁至遵义湄潭，李约瑟参观后盛赞其为“东方剑桥”。晴隆境内的“二十四道拐”是史迪威公路上的生命线，由贵州人民修筑，源源不断输送军需。黔籍士兵组成的“草鞋兵”在远征军中最为勇敢。文澜阁《四库全书》自1938年起藏于贵阳地母洞达六年，完好无损。大批文化精英如茅盾、巴金、徐悲鸿、李四光、苏步青、王淦昌等云集贵州。李四光发现贵州第四纪冰川遗迹，罗登义发现刺梨为“维生素C大王”，苏步青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时期贵州还成立了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大学，高等教育体系初具规模。

朱教授认为，贵州文化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山地文化、移民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复合形态。历史上“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天无三日晴”等话语是对贵州的误读，需要加以清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贵州为“最后的神秘之园”“文化千岛”和“人类学博物馆”，余秋雨评价其为“贵不可言的地方”。

她强调，贵州文化有两个底色，其一是汉族底色。类似于儒家精神，舍我其谁、勇猛精进、走出大山担当天下；其二是少数民族底色。类似于道家性格，敬畏自然、无为不争、宁静致远、崇尚和谐。当代贵州提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前者对应生态底线，后者对应发展底线，正是贵州在生态文明时代实现后发优势、创造性转化的文化根基。正如刘伯温所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从“鬼州”到“贵州”，这片土地正以文化自信重塑话语体系，建设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