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顿河啊，静静、静静地流……
——2020年疫情期间重读《静静的顿河》
张兴源
二零二零年的春天，全城封控，窗外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摁下了暂停键，喧嚣与浮华，在一夜之间褪去，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生命，在不同的角落里喘息。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一次从书架上取下了那套泛黄的《静静的顿河》。淡蓝色封皮，四卷本，力冈先生翻译。上一次这般仔仔细细地翻阅它，还是一九八八年，我刚刚从陕西教育学院毕业没几年，在志丹县城的窑洞里，就着一盏昏黄的电灯，披着周河两岸吹来的风，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那时候的我，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文学青年，写诗写得又涩又野，像陕北的山丹丹花，带着一股子不管不顾的土气和倔强。说实话，那个时候读《顿河》，眼里全是金戈铁马，全是哥萨克男儿的血性与彪悍，为格里高利与阿克西妮亚那烈火烹油般的爱情血脉贲张，为他骑在战马上挥刀冲锋的英姿拍案叫绝。至于别的什么，好像是隔着一层浓雾，雾里看花，似乎始终没有触及到那包裹在厚重史诗外衣之下、热得烫手的内核。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当年那个在志丹县城憧憬着外面世界的青涩后生，已然走过大半辈子的人生，两鬓飞霜。作为一个以笔为犁、在这片黄土地上耕耘了半生的写作者，一个时时刻刻关注着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与他们灵魂挣扎的陕北汉子，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当我再一次翻开这部长达一百四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时，那种阅读体验，竟与我少年时截然不同。我忽然发现，当年我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完全读懂这本书。曾经被我忽略的那些令人窒息的细节，曾经被我跳过的那些苦涩的内心独白，如今像一根根钢针，精准地扎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那是一种迟到了三十多年的顿悟，也是一种在特殊历史语境下，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与肖洛霍夫隔空产生的战栗般的共振。
一
提起俄罗斯文学，我总有一种异样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与地域无关，与血缘更无关，它是一种精神的亲缘。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除了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学之外，俄罗斯文学的滋养可能是最早的。记得那还是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在亲戚家昏暗的窑洞里，得到一本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传记——《一个作家的道路》。那是一本苏联作家、批评家拉·黑格洛维奇撰写的作家传记，封皮已经褪色，书角微微卷起，但那本书就像一块磁石，牢牢粘住了我的目光。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如今回想起来，绥拉菲摩维支的创作信念，甚至比他笔下的《铁流》还要深深地撼动过我，让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文学家这种身份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后来，我给报社写稿，给杂志投稿，慢慢地，在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又被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合办的第二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录取，在京城那个文学的殿堂里，听名家讲学，与来自天南海北的文友激辩。我讲得最多的，还是延安，还是那道浅浅的杏子河与周河，还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以笔为犁的灵魂。我深知，任何独具品格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艰苦、漫长和诚实的劳动；真正的文学，必须从泥土中生长出来，带着泥土的腥味、汗水的咸涩和生命的热度。而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正是这样一种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连着生活之根的文学。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率先将德国评论家对肖洛霍夫的一些评说介绍过来，他评价肖洛霍夫是“那群直接出自民间，而保有他们的本源的俄国的诗人之一”，是“新俄最有天才的作家们中的一个了”。鲁迅先生致力于翻译苏联文学，“为了‘窃火’给中国”。这“火”，便是那种灼烧灵魂的现实主义精神。这股火，烧过顿河草原，烧过乌拉尔山脉，也烧过我们这片古老的黄土高原，曾经照亮了多少中国作家的前路。
我生长在志丹县的一个贫穷乡村，这片土地曾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听过刘志丹的故事，看着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的壮阔，也见过农民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辛劳。当我在肖洛霍夫笔下读到顿河畔的麦浪、读到哥萨克农庄的日出、读到那割草时节镰刀划过空气的声响时，那种源于土地的诗意与疼痛，让我一下子拉近了与那片遥远土地的距离。顿河与杏子河，流淌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却流淌着同样苦涩的眼泪，浸泡着同样坚韧的灵魂。
所以，当我重读《静静的顿河》时，我不再觉得肖洛霍夫是一个遥远的大神。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同道，一个以笔为枪、直面惨淡人生的战士。他写的是关于顿河的故事，但正如我写的是关于杏子河、周河和延河的故事一样，我和他的笔，触碰的都是关于人、关于土地、关于命运最深处的秘密。
二
这次重读，对我震动最大的，无疑是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
前些日子，我问一位年轻的朋友，他如何看待格里高利。他说，那是一个在战争中反复无常、在爱情里优柔寡断的“渣男”。我听闻之后，沉默良久，心里像吞了一颗涩涩的苦杏。这不能怪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们曾经，不也是这样看他的吗？
然而，当我经历了这半生风雨，见识过这人世间的种种无奈与荒诞之后，再看格里高利，我只觉得心酸。
格里高利，他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叛徒。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土生土长的哥萨克青年。他身上流淌着顿河草原上哥萨克人的血液，有着下垂的鹰鼻子，眼睛里嵌着一对略微有些发蓝的扁桃形的热情的眼睛。他勇敢、善良，带着一股子原始的粗犷与野性，也带着那种族群特有的狭隘与保守。
肖洛霍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从不把人物当作时代概念的传声筒。他尊重历史事实，不虚构历史，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刻画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不搞脸谱化那一套。格里高利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他身不由己。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英勇杀敌获得过十字勋章；后来他加入了红军，却因为看不惯红军的某些政策转而投身白军；他在白军中感到失望，又试图重新投靠红军。在苏维埃和哥萨克旧势力的漩涡中，他像一头困兽，左冲右突，却始终找不到出路。
他以一个哥萨克青年最朴素的是非观去判断眼前那洪水滔天的世界，可他发现，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似乎都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救世主”。白军代表着腐朽没落的沙皇残余，充满了等级与压迫；而红军在胜利后推行的某些政策，又让这个把土地视作生命的哥萨克农民感到茫然与恐惧。他不想做任何人的棋子和炮灰，只想守着他那几亩薄田，过安稳的日子。然而，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中立的。
这一次，我完完全全理解了他。
我甚至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父辈的某些影子。都说“文如其人”，创作是一种极个性化的精神劳作。我们陕北人，尤其是那些守着土地的陕北老汉，骨子里也是有那股子“拧”劲的。他们认死理，信天命，不爱算计，也不会变通。世界怎么变是他们的事，他们只相信锄头底下有黄金，只相信汗水不会骗人。当大时代的风暴席卷而来，打破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时，他们不是看不清方向，而是不愿意看清方向。那种夹在时代缝隙里的痛苦，那种被迫选择站队的撕裂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似乎比以前感触更深了。
肖洛霍夫自己曾说过，他要表现人的魅力——人性美和性格美。我在格里高利身上，确实看到了这种美。这种美，绝不是道德上的完美无瑕，而是一种真实的、赤裸裸的、充满了张力的人性之美。他的矛盾就是人类的矛盾，他的挣扎就是我们的挣扎。当他在战场上第一次杀人时，那张因为剧痛而扭曲变形的奥地利人的脸，像刀子一样刻在了他的灵魂里，也刻在了我的心里。肖洛霍夫的小说开篇以哥萨克古歌起兴，“不是犁头开垦出这沃野千里，开出沃野千里的是战马铁蹄……”——这种深深的悲剧气质，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肖洛霍夫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荒诞的命运。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老朋友说过的话：一个好的作家，就是能在最肮脏的泥淖中，发现人性那一抹微弱但永不熄灭的光。格里高利最后扔掉了武器，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乡，站在自家门口，唯一的儿子小手伸向他。那一刻，我热泪盈眶。顿河最终接纳了它漂泊已久的孩子，这是一场人生的悲剧，也是一次灵魂的净化。
三
如果说格里高利是风暴中飘摇的桅杆，那么书中的女人们，便是那奔腾汹涌、承载并吞噬一切的生命河流。
这一次重读，我给了书中的女性角色更多的凝视。
阿克西妮亚，这个顿河畔的“野花”，只要读过这本书的人，恐怕谁都无法将她遗忘。
年轻时的我，读到的只是阿克西妮亚的美艳与奔放，读到的是她与格里高利那种天雷地火的肉欲。如今回过头来看，我看到的却是这个女人身上那种近乎神性的生命力。她的一生，是在泥泞里打滚的一生。从小被生父玷污，嫁给丈夫斯捷潘后，又受尽毒打和凌辱。在那样的黑暗里，换作别人，可能早就枯萎、腐烂了。可是阿克西妮亚没有。当格里高利的爱情如同一束光射进她死寂的生活时，她不管不顾、飞蛾扑火般地扑了上去。
这种力量让人战栗。
在肖洛霍夫所处的时代，女性往往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是一个个沉默的背景板。但肖洛霍夫给了阿克西妮亚最完整的灵魂。她的出轨不是淫荡，而是一种觉醒，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性对于压抑的反抗。哪怕这反抗最终粉身碎骨，她也毕竟像烟花一样绚烂地燃烧过。这种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命最本真欲望的满足，才是哥萨克女人最深处的底色。当她最终被流弹击中倒在血泊中时，格里高利的世界坍塌了，而肖洛霍夫为女人竖起的那座丰碑，却在读者心中高高耸立。
与阿克西妮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格里高利的妻子娜塔莉亚。她温顺、善良、贤惠，她是传统道德观念中完美的妻子和母亲。然而，她一生都活在丈夫出轨的阴影下，爱得卑微，活得隐忍。在无尽的痛苦中，她选择堕胎，最终因流血过多而死。
许多人替娜塔莉亚不值，讨厌格里高利的多情。这一次，我也为这个女人感到锥心的疼痛。她的悲剧在于，她用道德和隐忍作为铠甲，却无法真正对抗生命的野性。她试图把格里高利拉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却不知道格里高利身上那奔腾的血液，需要的是一片可以纵马驰骋的旷野，而不是一个温顺精致的围栏。哪怕到了今天，在很多乡村，依然能看到这样的女性，她们的善良与温顺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应有的幸福，相反，却成了她们命运的祭品。
肖洛霍夫对她们的悲悯，是对俄罗斯大地上一代又一代苦难女性的深沉慰藉。他用笔告诉世人：无论时代如何风云变幻，女性的爱与牺牲、她们承受痛苦的能力，永远是这片土地得以延续的基石。这种女性意识上的深刻自觉，我年轻时阅读《顿河》，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体会到的。
四
我在八十年代末读这部书时，正值所谓的“文化热”时期。那时候的我们，习惯于用各种宏大的理论框架去套作品，分析史诗风格，研究悲剧结构，讨论肖洛霍夫到底算不算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师。
而现在，当我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一个在疫情中被迫停下脚步重新审视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阅读者的身份，再去触碰这些文字时，我忽然觉得，以前那些关于“史诗”的讨论，都太过轻飘了。
《静静的顿河》的伟大，在于它写出了一种极致的“静”与极致的“动”之间的张力。
看似“静静”的顿河，实则激流涌动。在这条河流之上，漂浮着割草的镰刀、漂浮着战马的尸体、漂浮着血色的晚霞和孤儿绝望的哭泣。但如果这部小说只是写了战争的浩大场面的史诗，那它还不足以成为不朽的经典。这部小说最动人心魄的地方，是肖洛霍夫将镜头从战场拉回，对准了那些细碎的、炊烟袅袅的日常。他写哥萨克人的婚礼，写割草时节那炎热而醇厚的空气，写河面上倒映的蓝天白云，写农妇挤奶时嘴里哼唱的忧伤曲调。这些生活的细流，从来就没有因为战争而干涸。在生与死的边缘，哥萨克人依然在生儿育女，依然在为地界纠纷争吵，依然在顿河岸边晾晒衣服。这种在腥风血雨中对寻常生活的顽强坚持，才是真正撼动人心的。
对此，我深有共鸣。近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记录陕北黄土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写《怀念岳父》，写《保安塔记》，写《高建群印象》，写《西蒋村开了一条“忠实路”》。不管体裁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宏大历史的真实面貌，其实就隐藏在那些最琐碎的细节里，隐藏在一个农民端起粗瓷碗喝小米粥的瞬间，隐藏在一个婆姨坐在硷畔上纳鞋底的针脚里。
疫情时期，整个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物质的喧嚣暂时停歇，人类的命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紧捆绑在一起。当我们重新审视《静静的顿河》中那场席卷了无数人命运的国内战争时，我们会发现，人类个体在时代洪流面前的无力感，是相通的。这种无力感，并不因科技的发展、武器的迭代而有丝毫减弱。当我们谈论“抗疫”时，我们不仅仅是在面对一种医学上的病毒，我们也在面对人性深处那不变的焦虑、恐慌、勇敢与牺牲。肖洛霍夫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什么答案，他只是无比真实地呈现了所有一切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今天，当我们习惯性地站在上帝视角，去指责格里高利在大革命时期的动摇，指责他在白军与红军之间“反复横跳”时，我想借用一句流行语来说：我们之所以觉得他摇摆，觉得他幼稚，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后视镜里，知道了谁赢谁输。而如果你身处那个战火纷飞、天下大乱的当口，当你眼前一片黑暗，耳边只有杀伐之声时，你是否能比格里高利看得更远、走得更稳？
不要轻易评判，理解一切即为宽容一切。这或许就是经典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
五
说到重新认识，这次阅读，让我对肖洛霍夫本人的文学站位和现实主义传统，也有了新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曾一度受到挑战，先锋派艺术以其炫目的技巧冲击着传统的叙事模式。然而，在今天看来，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却以其无可辩驳的艺术力量证明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不仅没有枯竭，反而历久弥新。
肖洛霍夫是现实主义大师，他坚定地站在现实主义阵营。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的演讲中说：“长篇小说，可以说最有条件深刻地认识我们周围的巨大生活。”他坚持“直书全部真实”的创作原则，宁肯面对第三卷出版时被某些人视为“反革命作家”的批判，也决不动摇。这种气度与风骨，令人肃然起敬。
我曾将这种对土地的忠诚，比作我们陕北的信天游。那歌声高亢、苍凉，唱的是离别，是思念，是生活的重压，也是不屈的抗争。它不追求技巧的繁复，却直击人心，因为它是来自生活最深处的呼唤。肖洛霍夫的信天游，就流淌在那条静静的顿河里。
在肖洛霍夫的笔下，我们看不到那种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的态度。他像是一个老练的渔夫，蹲在顿河岸边，朴素地、不动声色地记录着这十里八村的悲欢离合。他的笔触又像是在用钝刀子割肉，不给你突如其来的痛快，而是一层一层地剜进生活的内里，让你看到那些普通人——就是最普通的哥萨克庄户人家，在世界末日来临之时，是怎样呼吸、怎样相爱的。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写作伦理：不要试图去定义和裁决历史，你只要去呈现。
重读《静静的顿河》，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朴素的信念。不管文学流派如何变化，不管今天的人们热衷于写穿越、写科幻、写那些高概念的悬疑故事，我始终认为，文学的根本，是写人，是写大地。一个作家，不必非要写出轰动天下的名作，但一定要写出能够让人读了之后感到心头发紧、眼睛里有泪光的东西。正如绥拉菲摩维支用史诗般的笔力描绘了极端艰难条件下顿河地区一支红军队伍的血火征程，那个关于文学必须扎根于泥土的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
六
结尾处，当我最后一次合上书页，掩卷沉思。窗外已经是夜深人静。我突然想起了《静静的顿河》开头那古老的哥萨克民歌：
不是犁头开垦出这沃野千里……
开出千里沃野的是战马铁蹄，
千里沃野种的是哥萨克头颅，
装扮静静的顿河的是年轻寡妇……
啊，静静的顿河呀，我们的父亲！
顿河呀，你的水为什么这样浑？
这首古歌写得实在是太重了。它几乎就是一个恐怖的诅咒，预示着这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在时代碾压下不可逆转的血色悲剧。是啊，这条河表面是静静的，底下却翻滚着母亲的血泪、横陈着丈夫的白骨。
也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了我们眼前的这场疫情。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人类的命运被撕裂、又被迫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痛苦的，和顿河哥萨克们所承受的巨大创伤，在人类历史的天平上，竟有着如此相似的重量。
文学，正是在这种人类所共有的“集体苦难”与“个别命运”的辩证交织中，得以横跨欧亚大陆，穿越时间的限制，直达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深处。顿河流在俄罗斯的南方，却也流进了我这位陕北老汉的骨头缝儿里。因为那里面的眼泪，是咸的；那里的血，是热的；那里对爱与自由的渴望，是从不熄灭的。
我感谢自己，在这个不平静的春天，或者说在这个“静静的”春天，重读了这本值得用一生去品读的大书。三十多年前我没有完全读懂的那些东西，命运让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终于在一瞬间顿悟。文学不是为了让人活得轻松，而是为了让人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肖洛霍夫如是说，我亦如是坚信。
顿河静静地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它会永远地流下去，流过苦难，流过荒原，最终汇入那一片广阔的、代表着生命与希望的大海。
2020年初夏初稿于 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