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着去AI搜杨犁叔叔的简介，出来的内容只写了1957年之前、1979年之后的履历，中间整整二十年，一片空白。可一个人怎么会凭空消失二十年？人生不过短短几十载，这正是盛年的二十年啊——普通人一整段职业生涯，就这么被抹掉了一半，想起来都觉得胸口发沉。我父亲周本淳（1921-2002）右派改正后曾写过一首诗：

  不堪回首恸芝焚，何幸清时再右文！ 

  廿载戴盆终见日，他年振翮会摩云。

  患惟狐鼠除能尽，收在桑榆事已勤。

  放眼神州歌四化，挥戈返景鲁阳勋。

     那是他们那代人劫后余生共同的心情，杨叔叔没留下这样的诗，可我知道，他们的心是通的。好在，我记得那二十年里的杨犁。

    杨犁叔叔（1923-1994）比我父亲小两岁，1978年底，他从涟水调到淮阴师专中文科，我父母比他早几年到这儿，两人同是反右蒙冤的落难人，自然格外谈得来。我后来供职的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科老主任李培基叔叔，也是打了右派后从南京军区总院发配到涟水的，和杨犁叔叔一家往来极多，我就是从长辈们的闲聊里，慢慢拼出了杨叔叔前半生的故事。

     他本是南京人，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抗战胜利后转入北京大学，还是西南联大和北大剧艺社的总干事；1948年因为参加中共地下活动暴露，辗转撤到解放区入了党，还给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校长成仿吾做秘书，是解放北京后第一批进城的文化干部。开国大典前，他参加筹办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刚结束，他就进了新创办的《文艺报》当编辑部副主任，1955年又任中国作协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哪想到1957年的风浪说来就来。

     那时候整风鸣放，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发言，不过是说丁玲、陈企霞的问题早有结论，为二人说了句公道话，就被扣上“为反党集团翻案”的帽子，打成了右派。原本是13级的高干，一夜之间连降七级成了20级，发配到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

    巧的是，后来和他结为伴侣的赵阿姨，也在这儿劳改。赵阿姨1935年生，1949年进华东军大，抗美援朝时分到中央办公厅当会计，不过是回老家探亲说了句“家里人吃不饱”，就被打成反革命，送到了农场。两个落难人同病相怜，结成了夫妻，之后又一起发配到苏北贫困县涟水，一呆就是二十年。说起来也巧，我1976年2月入伍，正好就在后来被部队接管的柏各庄农场，2024年7月我还专门故地重游，站在那片土地上，好像能隔着几十年摸到他们当年的脚印。

     在涟水，杨叔叔在红旗学校当老师，学校从小学办到中学，日子过得相当清苦。杨叔叔和赵阿姨养大三 个孩子，个个都很优秀，最小的孩子和我都是家里的老幺，虽然比我小十岁，当年却玩得特别投缘，直到现在还常有联系。

     我见到杨叔叔的时候，他已经熬完了二十年的磨难，可依旧风度翩翩，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读书人。调到淮阴师专后，他教外国文学，当时三年级才开这门课，暂时没课，他就跟中文科负责人钱仓水老师说，想出去走一走，看看别的学校怎么教外国文学，会一会旧友新朋。钱主任一口应允，他走了南京一圈，旧识们都对这位“出土文物”格外敬重，他回来也兴高采烈，跟钱主任讲了好多见闻。

     那时候淮阴师专刚恢复，正筹办创刊学报，定了程中原和杨犁做主编。杨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办《文艺报》，经验十足，从选稿排版、字号选择到转版衔接，一点一滴给程中原讲规范。可惜筹办刚走上正轨，北京的调令就来了：召他回去筹备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同时给他平反错划的右派问题。我们都为他高兴，他也没放下学报的事，临走前专门回了一趟淮阴，把创刊号的版式全部标定好才放心离开。程中原老师在回忆录里记下了这段始末：

     “1978年12月28日，国务院就下达了恢复和增加169所普通高校的决定，其中师范院校77所，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列其中。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听到这个喜讯，深受鼓舞，决心要把淮阴师专办成一所高水平的学校，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创办学报的主意，就是在这时酝酿、提出的。

     当时，淮阴师专校长王炤生是有名的教育家。党委副书记周希权自小参加新安旅行团，解放后调干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也是见多识广、懂得办学规律的人。这时，中文系已从淮阴、淮安两所师范和南京下放教师中调集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师。在《文艺报》当过编辑部主任的杨犁同志，这时也由我力荐调来了师专。我和杨犁向周希权书记建议，为提高教学、科研水平要创办学报。周书记很赞成，校党委也支持，决定要我和杨犁来主编。周本淳、于北山、颜景常、钱仓水等先生听说，都很兴奋，给我们出主意，并提供稿件。他们在“WG”后期都先后恢复了学术研究工作。那时萧兵还在运输队跑供销。他写了不少《楚辞》研究的论文，听说师专要办学报，立即送了一组稿子来。”

     “就在筹办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的时候，杨犁被召往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给他改正错划右派问题，彻底平反。我们当然为他高兴。不过，由于他的离开，我们肩上的担子就加重了许多。

     所幸的是，杨犁于4月回淮阴一趟。学报创刊号论文的编排，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版面的设计，从整个版式，每一篇文章的标题到字号，都是他标定的。创刊号从目录到封三一共86个页码，他都逐页画了版样。总之，我从他的示范中才真正懂得了刊物应该怎样编辑。

     1979年5月，《淮阴师专学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当时人文社科学学术研究刚刚复苏，高校学报寥若晨星，在同类学校中出版学报更属首创。”

     我还记得杨叔叔走之前，我父母在东大街胜利饭店请他吃饭，我也跟着去了。饭店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中间一个露天庭院，没有小包间，我们就在大堂坐了一张八仙桌。我父亲好酒健谈，杨叔叔话不多，许是在生人面前放不开，只偶尔笑着附和。吃完饭后我们慢慢走回家，到水门桥半坡的双桥西巷李培基主任家歇脚，两个同患难的老朋友坐下来，话才渐渐多了，那些在涟水二十年的旧事，就着一杯茶慢慢说。

     1985到1986年，我去北京北大医院进修，住在西四，那时候杨叔叔一家已经搬到虎坊路甲15号，我没事就常去他家坐一坐。那栋楼住的全是文艺界的名人，杨叔叔家满墙顶天立地的书架，塞得满满当当，真应了那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那时候他正忙着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天天早出晚归，话依旧不多，可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苦尽甘来，终于能放手做自己想做的事，那种舒展是藏不住的。赵阿姨那时候是中国文联的总会计师，性格开朗快人快语，常常跟我聊这些年的往事，我听着也收获好多。

     我进修结束回了淮阴，就没再常去打扰，可杨叔叔一直和我父亲保持着联系，我也断断续续知道他后来做的几件大事：他从头到尾参与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他也参与了讨论，全会的文件起草主要由他负责；之后他又把五十年代停刊的《新观察》重新复刊，从无到有把杂志做了起来；巴金倡议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他接过这个开荒一样的差事，一砖一瓦把场馆建了起来，成了首任馆长；他还编了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胡适文萃》，打破了几十年的禁忌，让胡适重新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回到大众视野；最后又花三年时间，主编完成了《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至今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钱仓水校长前阵子跟我讲起一件小事：他的专著《文体分类学》出版后，送了一本给杨犁，杨犁看完立刻在《文艺报》发了书讯，夸这是国内第一本文体分类学专著，还答应要写一篇长篇书评。后来杨犁实在太忙，书评最终没写成，钱校长也从来不好意思催，他说，知道杨犁心里装着这帮淮阴的老同事，就够了。

    杨叔叔和我父母这代知识分子，一辈子闯过了多少惊涛骇浪，可他们从来没被磨难打垮，沉得住气，熬得过黑暗，等来了天光，真的太不容易。今天我们这代人，照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回头看他们的人生，才明白那种沉潜的修养，是多么珍贵。

     今年杨叔叔已经离开我们32年了，可我还记得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记得他走过的每一步路。现在淮阴师范学院的学报已经在学界站稳了脚跟，这份成绩里，杨犁叔叔和程中原叔叔的开创之功，永远都不该被忘记。我去过北京那么多次，还从来没专门去过中国现代文学馆，下次去北京，一定要去看一看，看看他倾注了最后心血的地方，看看满院的花开。

     杨叔叔，我永远怀念你。

杨犁50年代在北京

杨犁与夏衍

杨犁与汪曾祺

杨犁与巴金

中国现代文学馆

       2026年清明初稿，

       2026年5月29日晨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