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漆沮风烟里的铜川
——乙巳冬谒铜川博物馆记
张兴源
一
2025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要温和些。
腊月初九一大早，我从西安西南的寓所出来，把几件细软（好像真是“有钱人”了）装进车的后备箱，便驱车北上了。高速公路两旁的关中平原，此时已褪尽了秋日的秾丽，只余下一片铅灰色的苍茫。泾河渭水都瘦了下去，远看只是一道银白色的冰线，懒懒地卧在空旷的田畴之间。路边的白杨早已落尽了叶子，树梢在朝雾里隐现，像一个个潦草的墨点，被哪个醉酒的画家信手甩在了天地之间。
这条路是走熟了的。多少年了，来往于延安与西安之间，车窗外飞逝的风景几无变化，也就渐渐失去了新鲜感。但人到中年以后——不，其实早过了中年，该叫“初老”了——反倒能从这不变的风景中咂摸出些变了的东西来。比如这一次，我便在那片枯寂的冬日色彩里，看到一个我从未注意过的地名标牌：铜川。
铜川老城我也是来过的。可我对它的了解，不过是一些浮泛的印象罢了：那是阎良之后、黄陵之前的一个地方，那里有煤，有耀州瓷，有药王孙思邪邈……其余的，便一概模糊。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导航，显示距离铜川博物馆，尚有三十六公里。我忽然动了心思：何不停下来看看呢？
于是，我便打了转向灯，从最右侧车道缓缓驶出，向着那座漆水河畔的铜川新城，一头扎了进去。
这一看，便是整整一个上午。
二
我在铜川新区下了高速。
虽是陕西人，又是写作的者，但说来惭愧，铜川新区我以前是未曾到过的。车子沿着长青南路缓缓前行，沿街的建筑不算高大，却自有一种格外的齐整与爽利。路两旁的行道树大多落了叶子，疏疏朗朗的，显出一种北方冬天才有的坦荡与磊落。
到了朝阳路与长青南路的交汇处，一幢造型极为现代的建筑物便赫然出现在眼前了。这便是铜川博物馆。
据载，铜川博物馆占地六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三点一万平方米，2017年7月动工，2020年5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我来的这一天，已是2025年的腊月，算来它开馆也快满六年了。六年，于一座博物馆而言，不过是它漫长生命的一瞬；可对我来说，这样一个“迟到”的初访，反倒生出几分预约已久的郑重。
远远望去，整座建筑如同一座从山体中生长出来的山石，又似一片静谧的湖水，静卧在大地之上。这便是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了——“山水城市”的设计理念，在铜川这座地处渭北高原与关中平原过渡地带的城市身上，竟得到一种近乎天成的契合。
然而，真正让我驻足良久、屏息仰视的，是它的外立面。
那是一整面约三千八百平方米的“风动幕墙”，由大约十一万片金属构件组成。我来的这一日，正赶上朔风微起，那十一万片金属叶片便在风中一齐颤动起来，宛如给坚硬的建筑披上了一层流动的银纱。阳光从云隙间斜射下来，那些叶片便反射出千万点细碎的亮光，一时间，整座建筑像活了似的，竟生出一种奇异的妩媚与灵动来。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知，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风动幕墙建筑。
我不禁想到了设计这座建筑的人。
建筑设计出自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张宁工作室之手。张宁这个名字，我此前是听说过的，他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也是长安大学的客座教授，延安枣园文化广场便是他的作品。然而在此之前，我从未将铜川博物馆与延安枣园文化广场联系起来——如今站在这里，回望延安，我才恍然感到，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地标，竟出自同一个建筑师的手笔，其间似乎就多了一层难言的默契。
但设计师终究是藏在建筑后面的，我们记住一个建筑的时候，记住的只能是建筑本身。
这座建筑外立面的陶板和陶棍也不寻常。它们表面施着一种透明的水滴釉，釉料像晶莹的水滴般附着在陶土表面，形成了灵动而自然的装饰效果。更妙的是那陶土百叶，从无烟煤色到绯红，从砖红至棕黄，微妙的色阶渐变着，随机地垂直排列，远看宛如潺潺的流水穿行于建筑之中，营造出一种和谐而舒缓的视觉韵律。这样一种将陶土、釉色与现代建筑语汇熔于一炉的设计，不正暗合了铜川“耀州瓷”千年窑火的文脉么？
建筑是沉默的语言，但它沉默地说了许多。
三
踏入博物馆的序厅，目光立刻被一座巨大的山体雕塑吸引了。它取材于宋代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范宽是华原人——华原便是今天的铜川耀州区。这位北宋山水画坛的巨匠，当年就是以家乡的山川为蓝本，画出了那幅被后世推为“宋画第一”的《溪山行旅图》的。今天，他的后人在他的故乡，用一座雕塑将画中山水转化成了立体的形态，山顶丛林的黛色、谷间瀑布飞流而下的影像，都在光影中活了过来。
抬头看时，几只朱鹮的身影在穹顶的光影间倏忽掠过，羽翼翻飞之间，仿佛是把铜川大山里的灵动生机也带进了这座钢筋水泥的建筑。那一刻，千年之前的画意与今日的建筑光影，竟产生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对望。
这让我想起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写下的句子：“我们这次访问内蒙古，要追溯的不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历史的精神。”此刻站在铜川博物馆的序厅里，我也隐约感到，我要探寻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物证，更是这座城市千百年来不曾断绝的精神气脉。
博物馆的陈列分作几个板块，我循着参观路线，一一走了过去。
四
第一个展厅，以“漆沮即流、土厚水深”为题，讲述铜川这片土地的地理孕育与早期历史。
漆水与沮水，一东一西，环绕着铜川这一方水土。两千多年前，这里就活跃着先民的身影。“耀州自西汉建县始，历代为州，是郡治所驻地”，这样一段悠远的建制沿革，给展览奠定了厚重的基色。看着那些出土的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我仿佛看见了远古先民在渭北高原上狩猎、耕作、繁衍生息的身影。他们打磨出的石斧石刀，虽已残破，却依然透出一种朴拙而执拗的生命力，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商周青铜器陈列在玻璃展柜中，斑驳的绿锈静静诉说着数千年的时光变迁。我隔着玻璃端详着那些簋、鼎、壶的纹饰——饕餮纹、云雷纹、夔龙纹，每一个纹样都像是凝固的密码，一旦被解读，便指向那个王朝的礼乐与秩序。铜川地处关中平原的北部边缘，自古便是京畿的北大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关辅襟喉”、“北山锁钥”，这样的称号从汉代就悬挂在了这座城市的胸前。
可惜的是，我对汉代铜川历史的了解，过于笼统了。倒是博物馆介绍的文字给了我些许弥补：“耀州（古铜川）地处‘关中平原北部、黄土高原南缘’，唐时属京畿之地，因其‘青峰四回，渌水傍泻’的地理环境与毗邻长安的交通优势，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建窑烧瓷”。这般地理形胜，不禁让人想起历史上围绕长安的王朝更替——哪一次京城的安危，不是由北山的屏障首先承当的呢？
五
铜川最令我神往的，莫过于耀州窑。
我曾经读过一些关于中国陶瓷史的书籍，知道耀州窑是宋代六大窑系之一，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五代至宋曾为皇室烧制贡瓷。但那时都是纸上谈兵，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今站在博物馆里，亲眼看见那些实物，才真正感到文字的苍白。
耀州窑始于唐代，创烧之初，便以黑釉、白釉、青釉、三彩陶器等品类著称。五代时期，耀州窑转向青瓷烧造，所烧造的瓷器无论胎质、釉色还是造型、装饰，都已达到极高的水准，不仅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还供奉皇室，可与越窑秘色青瓷相媲美。
但我认为耀州窑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北宋时期。
据学者研究，耀州窑是中国历史上五代、北宋、金代三个朝代三百年的“皇室贡窑”。北宋耀州青瓷“以刻花青瓷之最”闻名天下，其刀法犀利洒脱，线条疏密有致，刻出的花纹既有北方人的刚健雄浑，又不乏江南般的细腻婉约。博物馆中陈列着一件北宋青釉刻花牡丹纹碗，釉色青中泛绿，如同初春的湖水，温润而淡雅。刻花纹样在碗壁上次第展开，疏密有致，刀法犀利，即便是放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我在这件青瓷前站了很久。
我想起了一位作家朋友写过的一句话：“一座窑的历史，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烧制一件瓷器，从选料、淘洗、拉坯、修坯、晾晒到施釉、入窑、烧制，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与智慧。耀州窑能够延续一千四百余年而不绝，靠的不仅是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更是一代代耀州工匠那份近乎固执的坚守与传承。
展厅里还有一件青釉剔花牡丹纹执壶，年代标注是五代。青釉剔花的装饰手法与刻花不同，是在胎体上先剔去部分胎泥，形成凹陷的纹样，再施以青釉。这种技法使画面更加立体，牡丹花纹饱满而丰腴，叶脉与花瓣的层次分明，即便是见多识广的专业人士，恐怕也会为之抚掌。
展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耀州窑遗址位于黄堡镇，唐代开始建窑烧瓷，五代时青瓷转向主导，北宋达到鼎盛，形成以黄堡镇为中心的窑场，金、元续烧，元末明初停烧。到了明清，烧造中心转移至陈炉镇，“窑火不夜”的景象持续了数百年。即使是今天，耀州瓷烧造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窑火”依然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延续着。
耀州窑博物馆的陈列中，也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陶瓷工业遗产，一直到2006年国家级“非遗”认定、当代工匠的守正创新，真正实现了1400年从未中断的“窑火续写”。我在那块展板前多留了一会儿——看着当代陶瓷工匠创作的作品，虽然无法与北宋巅峰时期比肩，但那种对传统的尊重与敬畏之情，还是令人感动。
陶瓷是人们日日与之为伴的生活器具，也是人们精神境界的物化表达。耀州窑青瓷那温润如玉的釉色、洗练大方的造型，是那个时代审美理想的直接反映。把玩一件耀州青瓷，就如同一场千年前的文士雅集——他们或许正围炉煮茶，或许在案头插上一枝腊梅，或许把酒言欢，谈诗词、谈人生，谈宇宙之大、品类之盛……
六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瓷器。
博物馆中陈列着一件三彩龙头套兽。这是1985年考古学家禚振西带领团队在漆水河畔的耀州窑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的。当时考古队已经挖到了生土层，按照考古工作的常规，见到生土就不再向下发掘了。禚振西却觉得那片生土层有些异样，坚持让工作人员多向再下挖一米。这一坚持，便挖出了中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组唐三彩作坊和窑址，出土了4000多件唐三彩制品。
我站在那件三彩龙头套兽面前，不由得想起禚振西。如果不是她当年的“固执”，这些埋藏了千年的三彩瑰宝，不知还要在地下沉睡多少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而让这些见证得以重见天日的人，同样是历史的缔造者。
说到铜川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便要提及“一圣四杰”。
药王孙思邈，这是铜川“一圣四杰”中被称作“圣”的人物。他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中国最早的医药百科全书，被后世尊为药王。博物馆中展出了《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明清刻本，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竖排繁体汉字，每一个字都是他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医学的严谨，让人心生敬意。
孙思邈的故里在耀州区孙塬镇，当地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祠堂与故居。“大医精诚”四个字，不仅是他的医德箴言，也应当成为所有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人的座右铭。
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颜柳”，自创“柳体”书法，为楷书四大家之一。我曾在许多书法作品上见过他的字，那种刚劲清峻的笔力，即使放在中国书法史的长廊里，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他曾经提出“心正则笔直”——不只是对书法技法的阐述，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准则。人心中立，笔下便没有一丝苟且。这五个字，在物欲横流、底线屡被挑战的当今社会，尤其显得格外警醒。
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史学家，主编《周书》。范宽，这位北宋山水画家，将一个“华原人”的骄傲永远镌刻在了中国美术史上。傅玄，西晋初年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亦有“一杰”之名。
铜川这般规模并不算大的城市，竟然连续孕育出如此璀璨夺目的人物群像，这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恐怕不只是个人的天才使然，更与铜川这一方水土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关。从京畿之地的深厚底蕴，到渭北高原的艰辛锤炼——这样的成长环境，正是大才崛起的肥沃土壤。
七
然而，铜川的历史并不只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我在博物馆的三层，看到了一个令我动容的展厅——“煤城记忆”。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多次以铜川矿区为背景。他曾在这里体验生活，感受矿工们的艰辛与坚韧。他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孙少平、田晓霞，就是以铜川矿区的矿工为原型的，那段矿工生活的描写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展厅里陈列着许多历史照片，老式的矿灯、陈旧的安全帽、锈迹斑斑的矿车模型，记录着铜川作为煤炭工业城市的那段辉煌与辛酸。王石凹煤矿是国家“一五”计划期间由前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1957年12月开工建设，1961年11月建成投产，是当时西北地区第一座最大的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矿井。鼎盛时期，王石凹、徐家沟、鸭口三个矿的总人数达到两三万人。“当年根本不愁娶媳妇，矿工手里有钱。”第一代矿工王成福这样回忆道。那时候，矿工是受人尊敬的光荣职业，他们用汗水与血水，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是，随着新型能源的替代和资源枯竭，煤炭行业逐渐走到了尽头。展厅中有一块展板列出了矿井关闭的日期——2015年，王石凹煤矿正式关闭。几十吨混凝土封住了井口，通往外界公路被巨石挡住，拉煤车不再来了，整个矿区很快就清静下来。
两千多号矿工面临分流与下岗的窘境。矿上的旧照片里，有些矿工神情落寞地坐在露天长椅上，那种无所适从的茫然，透过时空依然让人心疼。
一个时代的落幕，总是以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为代价的。那些煤矿，曾为他们提供了一生的安稳与尊严，现在却无情地将他们抛弃了。这种坚硬而苦涩的现实感，比那些陶瓷和字画更让我难以释怀。历史的前行，并不总是以温情脉脉的方式展开的。可我无法否认的是，正是这些矿工的牺牲与付出，换来了铜川后来的转型与新生。那些流淌在运煤专列上的黑色黄金，点亮了城市的灯火，温暖了千家万户，也成为这座城市集体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底色。
八
离开“煤城记忆”展厅，我收拾了心情，走向“畿辅显郡”。
一进展厅，立刻感到气象的不同。这里展出的文物，透着一股雍容典雅的大气。“汉风廉韵——汉代廉政文化特展”的专题陈列，从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到历史人物，系统梳理了汉代廉政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通过80件/套文物与图文史料的多维呈现，将汉代廉政文明的历史纵深展示于观众眼前。铜川地处京畿之地，深受汉代文化的影响，这些廉政传统也成为铜川历史底蕴的一部分。
玉华宫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陈列在一个独立的展柜中。莲花纹样雕刻得极为精致，花瓣饱满而富有张力，仿佛刚从池塘中摘下来似的，还带着露珠的润泽。我想象着当年太宗皇帝在玉华宫避暑的情景，穿堂风拂过九曲回廊，树荫遮蔽了烈日，庭院中的莲花池开着大朵大朵的白莲，池边羽扇纶巾的臣子在谈论着国家大事……
展厅一角，一尊唐三彩骆驼俑引发了我的兴趣。那骆驼昂首向天，驼峰高耸，身上彩绘的鞍辔华丽繁复，仿佛刚从西域归来，驮着波斯的冰酪、天竺的香料，满载着大唐盛世开放的胸怀与气派。闭上眼睛，丝绸之路上的那一幕便在脑海中浮现：商队在星空下歇脚，晚风驱散了白日的酷热，驼铃叮咚声中，不同肤色的人们围坐在一起，操着不同的语言，描绘着他们各自远方的梦想。
“畿辅显郡”这个命名也十分独到。“畿辅”指京城附近，“显郡”乃显赫之郡——铜川的地理位置之重要，历代以来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一斑。
九
参观的最后一个展厅，名为“玉山金容”。
这里展示的是佛教造像与石刻艺术。铜川境内的香山寺，是中国佛教的八大圣地之一，历史上曾有“大香山”之誉。而玉华宫遗址出土的佛迹造像和舍利石函，堪称珍宝中的珍宝。那尊佛迹造像，展示的是玄奘当年西行求法的故事。玄奘曾长期在玉华宫译经。他手书的一则题记，被拓印了下来，悬挂在展柜的上方。那苍劲而凛然的笔迹，即使经过千年，仍然透出一种坚毅与虔诚的禅意。
展厅中央位置，陈列着一具雕刻精美的隋代舍利石函。这是1969年在照金寺坪出土的佛骨舍利，是目前国内形体最大的佛骨舍利。舍利石函由整块青石雕成，四周刻满了佛教故事和莲花纹样，工艺之精湛、刻绘之细致，让人叹为观止。透过玻璃展柜凝视这具石函的纹样，感到山间的清风吹拂而来，连空气都染上了古意的舒爽。
面对这些佛教文物，我想起了范宽。这位“一圣四杰”中的人物，一生颇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其山水画作品中就有一种物我两忘的禅意境界。被称为“宋画第一”的《溪山行旅图》，不仅仅是一幅山水画，更像是一幅禅门清修时的证悟图。那位行旅者行走在险峻的山间小道上，而观者却从他的背影中看出了某种豁达与超然，便是禅宗所谓“活在当下”吧。再往前走，说不定便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了。
十
在博物馆里待了大半天，出来时已近正午。
我又在建筑外的广场上盘桓了一会儿。那十一万片风动幕墙还在风中轻轻摇曳，阳光此时直射下来，地面的影子轮廓分明，宛如一座隐形的山水长卷铺展在大地上。我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座博物馆不像是一座建筑，倒更像是一本立体的书。当你翻开它，一页一页地读过去，读到的是这座城市的童年、少年、壮年和暮年，读到的是它的欢欣与哀愁、辉煌与落寞，读到的是那些已经消失和正在延续的东西。
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不正是它的日记么？
铜川的日记，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她有傲视全国的青瓷艺术，有享誉海内外的药王孙思邈，有被誉为书法史丰碑的柳公权，有开创中国山水画新风的范宽，有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令狐德棻和傅玄。而在这些古代文化遗产的背后，还有一座轰轰烈烈地为新中国工业化贡献了血与汗的煤炭工业，以及那些可歌可泣的矿工群体。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源，在陕西乃至全国，实属罕见。
就古代而言，铜川地处京畿之地，一直是关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北部延伸。唐代，这里是京城的重要屏障，同时又是皇室贡窑的生产基地，皇家需要的生活器具与建筑构件，许多出自这里。宋代，这里是北方青瓷的核心产区，“耀州窑”三个字即是品质的保证。明清以降，虽然耀州窑的鼎盛已过，但文化的余脉并未断绝，“一圣四杰”的余音，仍在渭北高原上萦绕不散。
就现代与当代而言，铜川的煤炭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举足轻重。王石凹煤矿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机械化矿井，为国家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工业食粮”。可以说，没有铜川的煤炭，陕西的工业化进程可能要打一个不小的折扣。那种昂扬向上的创业热情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那种在离地面几百米的黑暗中寻找光明与温暖的顽强意志，何尝不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史诗？
铜川在中国的历史版图上，或许不像西安、延安那样名满天下。但正因为它处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它身上便兼有长安文化的雍容典雅与延安精神的坚韧不拔。它是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也是古代文明与现代工业的荟萃地。这样一种“中介”的特质，在中国许多中小城市身上都能看到，但铜川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十一
正午时分，我离开铜川博物馆，继续北返。
车子驶出新区，再次上了高速公路。窗外，铜川新城渐渐远去，变成一片灰色的轮廓，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但我心里，却留下了一道沉沉的印痕。
我想起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写的一段话。他说：“一切都是在变化，只有变化是不变的。”铜川的历史也是如此——从陶器到瓷器，从农业到工业，从传统到现代——每一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这座城市的故事。而铜川博物馆，正是这些故事的收藏者、整理者和讲述者。
我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眼前又是那种无边无际的冬日苍茫。我又想起范宽的那幅《溪山行旅图》——那位行走在山水间的旅人，大约也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前行的吧？他知道自己在路上，他知道前方有一个目的地，但他更知道，这一路上的风景，才是旅途真正的意义所在。
这一次铜川的短暂停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我们常常急于赶路，却忽略了路上有这么多值得停留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这种历史。而我这位过客，如果肯停下脚步，倾听，凝视，思考，便会发现，那些看似遥远的历史，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寸土地上。
铜川博物馆那十一万片随风起舞的银叶，那位坚持多挖一米的考古学家，那一件件承载着千年技艺的耀州青瓷，那位在《千金要方》中写下“大医精诚”的药王孙思邈，那条在沙草纸上流淌了千年的《溪山行旅图》，那位在地下几百米的黑暗中负重前行的矿工……这一条条看似不相干的历史线索，在铜川博物馆这一方天地中交织缠绕，汇聚成了一条有温度、有力度的大河。
这条大河从远古缓缓流来，正向着未来奔腾而去。
我在延安家中写下以上文字时，窗外的宝塔山在冬日的斜阳里静默着。远处的延河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冰面反射着金色的光。我忽然觉得，铜川也好，延安也罢，甚而整个陕西——它们的历史，本就是一条河。河是流动的，河也是永恒的。
铜川博物馆里那些跨越千年的器物，讲述的就是这条河的故事。
而我，只是一个偶然在河边歇脚的过客。我得继续赶路——前方还有更远的风景。但我知道，此日在铜川的那个上午，会在我心里停留很久很久。
如同那十一万片随风起舞的银叶，永远在阳光下反射着它的光茫。
2026年1月31日初稿于延安市于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