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后，八区区委书记孙枫林同志牺牲了，他牺牲得很壮烈。这一晚上我们本来接到情报，说孝里、广里、东障增加敌人了，敌人刚刚"围剿"了我们七团以后，知道山里没有八路军了，可能来抢粮。当时我们不同意枫林同志回家，枫林同志说："我今晚给县委写报告，回家写。"我说敌人来了怎么办，都很担心，他说："我那个村东边有个山洞，只要钻进去，有多少敌人也不要紧。"当时他说回去给县委写报告，孙枫林同志在我们中间威信很高，立场很坚定，处理问题很慎重，我们都尊重他，虽然回家危险，但他有个保险的地方，这样他就回家了。

我们就驻在高庄下面，县武工队就驻在五红庙。第二天拂晓，敌人就把黄鹂泉围了，他自己夹着枪就往山洞那里跑，敌人在后边跟着撵到山洞里去了。当时在这个沟里的另一个洞里住的还有县情报站的刘兆金等同志，敌人也发现了，发现后敌人用石头把这个洞堵死，准备用棒子秸来熏。孙枫林同志在的这个洞里，还有几个新战士。孙枫林同志把子弹全部打光后，给敌人喊话讲政策、讲形势，给敌人指出路，喊了很长时间的话。敌人转到洞上面往下扔手榴弹。这时洞里子弹没有了，在里面不好坚持了，孙枫林同志就把他那二把匣枪摔烂了，最后还有一个手榴弹（怕死的有的出去了，不怕死的还在洞里），几个人一块儿牺牲在这个洞里。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孙枫林同志不怕牺牲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看了张志健同志怀念枫林同志的文章，对孙枫林同志的描写，完全符合那个实际情况，很形象。当时从洞里出来的有五眼井过去的民兵队长，他当过连长，他带着新兵回来的，带着不是一个班就是半个班上了这个洞里去的。枫林同志牺牲时，正是阴历的十月初一。枫林同志死后，敌人"坐剿"，有一次敌人把我们撵到大桥北边的沟里，县委高逢五同志带着县武工队也被撵到那里去了。

在沟里看坦山寨下站岗的看得很清楚，他要看见我们，我们在那沟里跑也跑不了。一会儿敌人来了，实际上他们是从黄崖上孝里路过这里。当时高逢五同志把我们召集起来说，要是敌人发现我们了，怎么办？县武工队李刚同志的意见是来了以后就和他拼。高逢五同志说，咱又没有什么好武器，人也不多，拼了以后怎么办？李刚说，咱拼了以后从下巴这里趟冰过黄河。我说这法不行，打可以，敌人靠近了非打不行咱就打。打了以后不过黄河，下去以后我们在头里，我们这些战士都有敌人服装，也知道些敌人番号，咱就顺着公路上南去。以后我区武工队赵凤田同志在石岗把特务头子陈兆祥的儿子逮去了。陈兆祥在小燕庄惨案时杀了我们六七个人，是个血债累累的家伙，他儿子也参加了些特务活动。

高逢五同志就和我们商量说怎么办，带着他（陈希庆）各村都有敌人，要跑了就暴露了我们的情况，在黄崖就让战士用刺刀把他捅了。杀了他以后，陈兆祥就把我们七团的一个连长潘占义的弟弟抓起来做人质，让潘四大爷找他儿潘占义去，他说武工队放了我的孩子，我就放了你的孩子。他整天一趟趟地找，怎么办？我们就给潘四大爷想了个办法，叫他给陈兆祥说："你那个儿子确实让八路军抓去了，抓去后让他上河西边区学习换脑子去了。你要发坏，你那个儿也没好，你要不发坏，你那个儿就没事。"潘大爷给陈兆样说了说，他就让潘大爷那个儿给他当了小通讯员。

像这些人，当时不杀确实也不能平民愤。不过杀了的有些确实也不该杀，像前面说的那三个特务，不枪毙也不是不可以，放了也可以。缴枪不杀，缴了枪再杀也觉着不大合适。不过有些人不杀不能平民愤。广里有个曲和尚，他用鬼头刀劈了我们两个同志，像他这样的逮住他能不杀他？后来逮住他，用刺刀捅的。我们村还有一个，是个大地主的子弟，叫尹绪美，他向敌人出卖我们几个民兵。他找到洼里向张吉阳报告，张吉阳到我们村里捉人。我们村里的蒋振太、蒋振胜、蒋振祥这几个民兵让敌人逮去一个，别人都跑了。以后，我们在尹绪美的姘头家里逮住了他，一审问情况属实，在龙泉官庄西边的小山西面枪决了。枪决后用石头压他身上一个条，说他出卖我们的组织，被武工队枪决。

我们村还有一个也去敌人那里报告过，说要杀我们村一个姓董的。这个人迎接了敌人，按当时政策这个人也该杀，可他是个肉头户，杀了他封建势力高兴，那些人都捉弄他。不杀他还是对的，后来他那个儿子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当时那个情况，有些不杀不平民愤，群众工作不好做，也确实杀了些不该杀的。

敌人控制得很严，村村都有站岗的，你到哪里去，他就向敌人汇报

1948年1月份我们和高逢五同志一块到军区汇报敌人在这里"坐剿"的情况，上边就给了指示；崔司令说："你上哪个村里去就站上岗，看谁给敌人去送信，岗上就打死他。敌人采取血洗政策，你们要杀出条血路，进不去还行！"当时指示很硬！那些指示这时看起来欠策略，实际上有些我们放了他，并不见的坏。以后去河西整党的同志回来，知道我们这段的政策"以杀对杀"是"左"了，弄得不好坚持了。

当时我们区长李芳田同志说这么句话："我看咱要不搞土改，和抗日战争时那样搞统一战线比这还强。"孙枫林同志听到他这个话，就怀疑他动摇了，给他谈了一晚上话，帮助他认识。现在看，他讲得有些道理。何必那么急？取得政权以后搞土改还晚了吗？当时总觉得"左"比右好，实际上给工作带来些困难。有的杀了他哥，他弟弟当了还乡团，杀了他爹，他儿当了还乡团，这种情况也是有的。特别是石横（肥城县）战斗后，那是大战还乡团，石横是还乡团集中地，打下石横以后，把还乡团都杀了。当时就宣传：你们作恶，石横杀的还乡团就是样子。宣传这个后，敌人本来是可以缴械的，把他的机枪梭子夺过来了，他也不缴械，因为就是缴了枪也是死。这样做不是对敌人起瓦解的作用，而是使他更顽固了。这个教训是比较深刻的。

有时敌人也利用落后群众进行活动。有次敌人去黄崖抢粮，抢了粮敌人走时给群众说："如果你们这里不是驻着共军我们不来，我们不是抢的你们的粮食，是抢的共军的粮食。"敌人走后，我们一进村安慰群众，群众有的就说了，你们没来还没事呢。我们就给群众做工作，不要上敌人的当，这是敌人的诡计。

你像五眼井那个王绪申，他上山东去抢粮，他不抢五眼井的。实际上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那一套。以后他们就搞软硬兼施，我们后来也采取这个办法，光杀不行。总的讲，这段情况虽然有些不策略的地方，政策上有些"左"的东西，但是坚持斗争无论如何是对的。没有那时的坚持，群众的损失就更大。

敌人当时搞欺骗宣传，说这一个逮住了、那一个逮住了。逮住了蒋其宝给10000斤麦子，我能值10000斤麦子？敌人是用这个办法宣传。敌人在长清北也宣传把高逢五逮住了，为什么？好让群众失望，让群众觉得没给撑腰的了。我们也针对这个搞了些活动。敌人来后，我们上敌占村去讲话。有敌人我们也去。像我们那个村，我们就公开上保长蒋维生家的那个屋顶上讲话去。以后他也看出来了。他不给我们联系，我们就让敌人知道他给我们联系，我们也和敌人斗心眼。

有时我们公开给地主家讲，如果哪家不安全出了问题就找你。采取宽大政策以后，我们也给保长写信联系，像坦山那个赵绪广，给他写信联系几次，到了敌人"坐剿"就不行了，那家伙就变坏了。龙泉官庄一个卢庆坦，两面村长，我们都争取联系上。孙业铭还给王绪申写过信，写信让他留后路，给他讲政策，做了些工作。这段时间总的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段。这些工作取得成绩不是那一个人的事，是全体党员都有贡献，功劳归党和人民。

作者：李士民